水利的兴修，如同为干涸的躯体疏通了血脉，但要让这躯体真正强壮起来，离不开血肉的滋养——那就是粮食。
太子赵玮深知，无论是支撑前线数十万大军的消耗，还是安抚新复之地嗷嗷待哺的百姓，抑或是充实因连年用兵而日渐空虚的国库，归根结底，都需要有源源不断的粮食产出。
减免赋税是“放水养鱼”，兴修水利是“挖塘筑坝”，而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劝课农桑，增加产粮”，这是充盈鱼塘、收获粮食的根本。
临安的春日，柳絮纷飞，正是江南备耕的繁忙时节。
赵玮将目光从枢密院的军报舆图，转向了户部呈上的各地农桑奏报。
他召集司农寺、户部及几位熟知农事的地方官员，在东宫举行了一次特别的“问农”会议。
“诸位，”赵玮指着案上一份份描述各地春耕情况的奏报，眉头微蹙，“朝廷减免赋税，兴修水利，所为何来？无非欲使百姓得以喘息，土地得以生息。
然减免、兴修，皆是手段，增广田亩，多产粮谷，方是目的。
今江淮、两浙，地狭人稠，如何再增产出？荆襄、陇右，地广人稀，如何尽快垦复？
蜀中天府，久赖其力，如何更上层楼？诸位皆通晓农事，还请畅所欲言。”
司农寺少卿首先发言：“殿下，增产之道，不外乎尽地利、用人力、兴良法、广积储。
今我朝疆域，论地利，江淮、两浙，圩田、湖田已垦殖颇多，然精耕细作，尚有可为。
如推广区田法、代田法，深耕细作，粪肥勤施，一岁之收，或可再增一二成。
荆襄、两淮，荒地甚多，尤宜推行屯田，军屯、民屯并举。
陇右、川陕，山地、旱塬，可推广耐旱之粟、黍、豆，亦可试种来自西域的荞麦，其耐瘠薄，生长期短。”
一位来自江南的老农官补充道：“殿下，江南水乡，稻作乃本。
然稻种不一，收成悬殊。可令各州县，精选良种，相互调剂。
如占城稻，耐旱早熟，宜于高田；苏州红莲，米质上佳，宜于肥田。
官府可设‘种粮仓’，于丰年收购良种，荒年或春耕时贷于贫户。
此为一也。
其二，江南多圩田，然圩岸维护，水系调度，至关重要。
需定立章程，明确受益农户之责，合力修圩浚浦，方可保无虞。
其三，桑麻之利，不可偏废。
桑以饲蚕，得丝帛；麻以纺线，得布匹。
可于田埂、屋后广植桑麻，妇女操持，亦是生计。”
又一位曾任职关中的官员道：“殿下，西北之地，与江南不同。
地广而水缺，寒早而风劲。农事首重保墒。
宜推广代田法，亦可深翻曝晒，蓄积雪水。牲畜之力，尤为关键。
当保护并繁育耕牛、驮马，严禁私宰。可于川陕设立官营牧场，繁殖耕牛，贷于或售于农户。
再者，陇右新复，可招徕蜀中、关中善于旱作之民，给予田宅、种子、耕牛，定其居，安其业，则荒地可变良田。00小税罔 哽欣罪全”
赵玮听得仔细，不时发问。
他来自后世，虽不精农事，但基本常识和“农业是立国之本”的理念是深入骨髓的。
他知道，这个时代的农业增产，主要依赖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单位产量、以及推广高产作物。
而这些，都需要朝廷政策的引导和实实在在的投入。
综合众人意见，并与赵构商议后，一套旨在“劝课农桑，增广粮储”的政令，以太子监国名义，陆续颁布：
一、《广垦荒田令》：
1 招徕流民，给田垦荒：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荆襄、两淮、陇右等人少地多、荒地广阔的地区，大力招徕流民、客户。
官府给予口粮、种子、农具乃至耕牛贷款（或租赁），分配荒地，免三年赋税，三年后起征，税率从轻。
所垦荒地，可登记为永业田，允许买卖、继承（有一定限制），以安民心。
2 鼓励军屯、民屯：在边境及战略要地，继续大力推行屯田。
军屯以士卒为主，闲时耕种，战时应敌。
民屯招募百姓，仿照军屯组织，给予更优惠条件。
屯田所获，除自给外，余粮可由官府收购。
岳飞、韩世忠、吴玠三大宣抚司，可将屯田成效作为重要考核。
3 开发山地、滩涂：鼓励利用丘陵山地，种植粟、黍、豆、荞麦等耐旱作物，以及茶、桑、果木。
在沿海、沿江滩涂，条件适宜处，可修筑堤坝，开辟盐田或改造为农田。
二、《推广农桑良法令》：
1 设立“劝农使”：由司农寺选派精通农事的官员，担任各路“劝农使”，巡行州县，督导农桑，推广先进耕作技术。
将深耕、细耙、施肥、选种、灌溉、除虫等要领，编成通俗易懂的歌诀、图画，广为宣传。
2 建“农师”制度：于各乡挑选经验丰富、乐于传授的老农，授予“农师”名号，给予一定优待，负责指导本乡农户生产，推广良种良法。
！3 推广优良品种：由司农寺在各地建立“良种场”，培育、引进、推广高产或抗逆性强的作物品种，如占城稻、苏州红莲稻、耐寒麦种等。
鼓励州县间进行粮种交换。
4 重视桑麻畜牧：规定农户需在田边宅旁种植桑、麻若干，并将完成情况作为考核地方官“劝课农桑”政绩的参考。
严禁私自宰杀耕牛，奖励繁殖牲畜。在西北、川陕设立官马场、牛羊场，培育优良畜种。
三、《设立常平仓、广积粮储令》：
1 完善常平仓体系：要求各州县必须设立和充实“常平仓”，丰年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荒年或青黄不接时平价出售，以平抑粮价，赈济灾荒。严禁官吏挪用常平仓粮。
2 鼓励民间储粮：提倡“三年之耕，必有一年之蓄”。
对积极储粮的富户给予表彰，对因储粮备荒而影响短期赋税完纳的，酌情宽限。
3 严惩囤积居奇：严厉打击奸商巨贾在灾荒时囤积粮食、哄抬物价的行为，一经查实，严惩不贷，粮食没收充公。
四、《以农为本，减轻干扰令》：
1 农忙时节，禁兴力役：重申并严格执行“不夺农时”的古训。
春耕、夏耘、秋收三大农忙时节，除非紧急军务，不得征发民夫从事非紧急的土木工程或长途运输。
2 整顿摊派，禁止扰民：再次严令，地方官府不得以任何名义，在正税之外增加摊派，干扰农业生产。御史台、皇城司加强巡查。
这些政令并非空洞的口号，赵玮着力推动其落实。
他要求司农寺将重要的耕作技术编成《农桑辑要》之类的简明手册，刊印分发。
他拨出内帑和部分抄没贪官的家产，作为推广良种、设立良种场的启动资金。
他甚至亲自过问几个重点屯田区的进展，要求定期汇报垦殖面积、作物种类、预计收成。
在赵玮的督促和一系列政策激励下，帝国的农业生产开始显现复苏和积极发展的迹象。
荆襄、两淮的军屯民屯点上，新开的田垄向着远方延伸；陇右的河谷里，重新响起了汲水灌溉的桔槔声；江南的圩田里，农人更加精心地侍弄着秧苗；蜀中的梯田上，绿意盎然。
虽然距离真正的丰足还很遥远，虽然天灾人祸的阴影依然存在，但一种“重视农耕、期盼收获”的氛围，开始在朝野上下弥漫。
然而，赵玮也清楚，再好的政策，也需要廉洁高效的官吏去执行。
若官吏贪墨成风，阳奉阴违，那么“劝课农桑”的政令，可能变成盘剥农民的借口；“常平仓”的储备，可能成为贪官污吏的私库。
在推动生产发展的同时，必须大力整顿吏治，清除蠹虫，才能确保朝廷的惠民之政，真正落到百姓头上。
一场针对官僚体系的整肃，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