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的整肃，农桑的劝课，抚恤的落实，水利的兴修太子赵玮监国以来的这一系列举措，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块块巨石，激起的涟漪由中心向四周扩散，逐渐影响到帝国的各个阶层。
尽管过程伴随着阵痛和某些既得利益者的暗中抵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积极成效开始显现，赵玮的个人威望和政治资本也随之悄然累积。
在朝堂，他开始赢得越来越多官员的信服；在民间，他的名声也日渐传播，获得百姓的拥戴。
朝臣信服，首先源于赵玮展现出的务实肯干与明断之能。
以往，太子监国多为象征，处理的多是礼仪性事务或皇帝交办的特定事项。
但赵玮不同，他“总领枢密院事”，是实实在在介入了最核心的军政要务。
从粮饷调度的繁杂算计，到接见使节的折冲樽俎，从巡视仓廪的雷厉风行，到体恤伤兵的细致入微，从表彰忠烈的大张旗鼓，到减免赋税的审时度势，从兴修水利的宏图远略，到劝课农桑的具体而微，再到整顿吏治的刚柔并济桩桩件件，都是棘手而具体的国务。
赵玮没有躲在东宫听汇报、发指示，而是常常亲赴现场，查阅账册，询问细节，召集相关官员反复商讨，直至拿出可行方案。比奇中闻徃 冕废跃独
这种深入实际、亲力亲为的作风，让许多习惯文牍往来、层层转报的官员感到耳目一新，也倍感压力。
更重要的是，赵玮处理政务，思路清晰，决断明快。
他善于抓住问题的关键，听取各方意见后，能迅速做出决策，并明确责任、限期完成。
例如在处理粮饷调度时，他当场拍板数条方略，分派任务，限期督办，使得原本可能扯皮数月的事情，得以高效推进。
在整顿吏治时，他区别对待，证据确凿者严惩，无主观恶意者宽宥，既显示了霹雳手段，也体现了菩萨心肠，让许多担心被“一网打尽”的官员渐渐安心。
这种既有原则性又不乏灵活性的处事方式，赢得了不少务实派官员的认可。
其次，赵玮懂得尊重和运用既有官僚体系的能臣，而非一味任用私人或东宫属官。
他倚重李光这样的清正干吏去督运粮饷，放手让吴玠、岳飞、韩世忠等大将经营前线，在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等专业事务上，虚心听取司农寺、都水监官员和地方能吏的意见。
对于父皇留下的老臣，只要确有才干、忠于职守，他皆以礼相待，如对首相赵鼎，虽在具体政见上或有分歧，但始终保持尊重，遇事也多咨询。
这种“用人不疑，博采众长”的姿态，使得许多原本对太子能力持怀疑态度的老成持重之臣，逐渐转变看法，愿意为他效力。
再者，赵玮在政务中体现出的仁厚公允与克制理性，也为他加分不少。
他严惩贪墨，但罪止其身，不过度牵连；他推行新政，但考虑实际，不急于求成；他手握权柄，但并未借此大肆安插亲信、打击异己。
在涉及官员处分、政策调整时，他能考虑到各方利益和承受能力，避免引起剧烈动荡。
这种相对稳健、不极端的风格，符合大多数儒家士大夫对“明君”的期待，也使得朝局在经历必要的整顿后，能够保持大体稳定，而非陷入无尽的党争和内耗。
于是，朝堂上的风向渐渐转变。
公开赞扬太子“仁明勤政”、“处事公允”、“有太祖、太宗遗风”的奏章多了起来。
一些原本中立的官员，开始主动向太子靠拢，建言献策。
就连一些最初对整顿吏治心怀不满的官员，在见识了太子的手段和分寸后，也不得不收敛行迹，谨慎办事。
虽然暗流依旧存在，但表面上，太子监国的权威已经稳固树立，政令出东宫而畅通无阻。
百姓拥戴，则更多地源于赵玮推行的政策，实实在在地让底层民众感受到了好处。
对于前线的将士及其家属而言，朝廷厚加抚恤、建祠祭祀，让流血牺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补偿。
阵亡者魂有所归，伤残者生有所养，这极大地稳定了军心，也让普通百姓看到为国效命的值得。
军营中，伤兵营里，对太子、对朝廷的感激之情是真挚的。
对于广大农民而言，减免赋税、兴修水利、劝课农桑，是最直接的实惠。
虽然战争仍在继续，徭役不可避免，但太子明确下令“不夺农时”、严惩额外摊派，让农民得以在春耕秋收的关键时节专注于田地。
减免赋税和清理积欠，让许多濒临破产的农户得以喘息。
水利的兴修，直接关系到来年的收成。司农寺推广的良种良法，虽然见效慢，但也给了农民新的希望。
乡间地头，开始流传“太子仁德，体恤小民”的说法。
对于市井商民而言，朝廷整饬漕运、打击贪墨、清理陋规，使得商业环境有所改善。
虽然战争影响了贸易，但太子鼓励商贾运粮边塞以换盐茶的政策，也给了一些大商人新的机会。
仓廪清查、吏治整顿，虽然让一些胥吏和奸商利益受损，却也使得正常的商业活动少了许多盘剥和不确定性。
尤其是在临安及周边，太子巡视仓廪、严惩贪官、公开处决蠹虫的举动，大快人心。
市井传言，太子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为贫苦百姓做主的故事，也开始流传。
百姓或许不懂复杂的朝政，但他们能直观地感受到：太子来了之后，官府办事似乎规矩了些，苛捐杂税似乎少了些，贪官污吏似乎收敛了些，日子似乎有了一点盼头。
这种来自民间的拥戴，虽然无声，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它体现在朝廷征收赋税、征发徭役时，阻力相对减小；体现在前线募兵时，应者增多；体现在对新政的配合度提高；更体现在一种弥漫在民间、对朝廷重新燃起的微弱信心。
这种民心向背，是任何政权最宝贵的基石。
当然，赵玮清醒地知道，这些“信服”与“拥戴”还很初步，很脆弱。
战争仍在继续，财政依然拮据，吏治的痼疾不可能一蹴而就，许多政策的效果需要时间检验，反对的声音也从未消失。
他的一举一动，仍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之下，仍在父皇的掌控和引导之中。
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年轻监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初步赢得朝臣的效力和百姓的认可，已属难能可贵。
这一切，都被深居宫中、看似放权、实则时刻关注的太上皇赵构，看在眼里，心中满是欣慰与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