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水师袭扰蒙古沿海、焚毁船厂的消息，如同一股强劲的东风，不仅吹皱了东海万顷波涛，更将震荡传递到了与大陆一衣带水的朝鲜半岛。伍4看书 埂薪最全
此刻的高丽王国，正深陷于内忧外患与艰难的国策摇摆之中，犹如惊涛骇浪间的一叶扁舟。
自蒙古崛起以来，高丽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
蒙古铁骑的兵锋，早已掠过辽东，其威势直逼半岛。
高丽内部，对于如何应对这头北方巨兽，分裂成了立场尖锐对立的两派：
亲蒙派，以权臣崔瑀（后世多称崔怡）及其把持的武人政权为核心。
他们慑于蒙古强大的武力，认为抵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主张彻底臣服蒙古，接受其苛刻的“内属”条件（包括称臣、纳贡、助军、置达鲁花赤监国等），以换取王朝的苟延残喘和王室贵族的性命财产。
崔瑀一派掌控着高丽军权和中枢要职，势力盘根错节。
亲宋派，则以一部分深受儒家华夷观念影响的文臣、地方儒绅、以及部分不甘受制于武人和蒙古的宗室为代表。
他们怀念与宋朝长期存在的宗藩情谊与文化渊源，视蒙古为“夷狄腥膻”，内心抵触其统治。
然而，在蒙古军事压力下，这一派势力相对弱小，且缺乏强有力的武力支撑和外部奥援，多处于蛰伏或边缘状态。
而高丽国王王皞（高宗），则是一个夹在两派之间、备受煎熬的弱势君主。他既不愿祖宗基业彻底沦为蒙古附庸，又无力抗衡崔瑀掌握的军队，更无力抵挡蒙古可能的入侵。
多年来，高丽在对蒙关系上屈辱退让，称臣纳贡，甚至被迫将太子（后来的元宗）送往蒙古为质，国内反抗蒙古的起义亦遭残酷镇压。
但同时，高丽与南宋之间，仍保持着某种心照不宣的、隐秘的联系，海上商路未绝，文化交往犹存。
张俊水师北上袭扰成功的消息，通过海商、使节等渠道，迅速传到了高丽。
这消息，如同一块投入死水的巨石，激起了千层浪。
亲宋派人士犹如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一丝微光。
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南朝并未如一些人所断言的那样奄奄一息，反而仍有能力组织强大的水师，跨海远征，打击蒙古！
这意味着，在北方陆上强权之外，海洋方向还存在着一支可以倚重、至少能牵制蒙古的力量。
若能与南宋重新建立稳固的联系，获得其支持，或许就能增加对蒙交涉的筹码，甚至改变国内亲蒙派一手遮天的局面。
而以崔瑀为首的亲蒙派，则感到了不安与恼怒。
宋军水师的活跃，证明了蒙古在沿海并非无懈可击，这可能动摇他们“蒙古无敌，唯有臣服”的理论基础。
更重要的是，他们担心高丽内部的反蒙势力会借此机会死灰复燃，挑战他们的权威。
崔瑀等人一方面加强对内监控，压制任何“联宋”的言论，另一方面则试图向蒙古主子表忠心，可能计划进一步配合蒙古，甚至提供基地，协助蒙古组建水师，以对抗南宋的海上威胁。
就在高丽朝堂暗流汹涌、亲宋派急切寻找外援而亲蒙派意图进一步倒向蒙古的关键时刻，南宋的使者，携带着太上皇赵构的密旨和太子赵玮的正式国书，乘坐着伪装成商船的快船，悄然抵达了高丽西海岸的某些秘密港口，与高丽亲宋派势力取得了联系。
使者带来的信息明确而有力：
1 展示实力：详细说明了张俊水师的成功袭击，强调大宋水师的力量及其打击蒙古沿海的能力，证明大宋并非坐以待毙，仍有强大的反击和牵制力量。
2 表明态度：重申大宋视高丽为“礼仪之邦”，念及“二百年宗藩之谊”，对高丽目前受制于蒙古的处境表示“理解和同情”。
3 提出条件与支持：明确表示，只要高丽愿意脱离蒙古控制，重新向大宋称臣纳贡，恢复传统宗藩关系，大宋愿意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支持：
军事支援：提供一定数量的武器、铠甲，分享军事情报，必要时可派水师进行威慑或支援。
经济援助与贸易：恢复并扩大官方朝贡贸易，给予高丽更优厚的贸易条件，帮助高丽稳定国内经济。
政治声援：在国际上为高丽提供外交支持，承认高丽王室的合法性与独立性，对抗蒙古的“内属”要求。
秘密扶植：暗中支持高丽国内的亲宋派势力，帮助其积聚力量。
使者还秘密会见了高丽国王王皞和一些反崔瑀的宗室、文臣。
对国王，使者陈说利害，指出彻底倒向蒙古，王室最终将沦为傀儡，甚至国祚不保；而联宋抗蒙，虽冒险，却可保宗庙社稷，延续国脉。
对亲宋派，使者则给予了具体的鼓励和承诺，包括未来帮助其清除崔瑀势力、稳固权力的暗示。
亲宋派如久旱逢甘霖。
他们迅速行动起来，秘密串联，积蓄力量。
一些掌握少量军队的宗室、对崔瑀跋扈不满的武将、以及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地方势力，开始暗中联合。
！他们利用宋使带来的消息鼓舞人心，并开始策划一场政变，目标是铲除以崔瑀为首的亲蒙派核心集团，夺取政权，然后公开宣布背蒙向宋。
然而，崔瑀并非易与之辈。他掌控着高丽的“私兵”和相当一部分中央军队，耳目众多。
他很快察觉到了朝野气氛的异常和亲宋派的异动。
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在开京（今开城）内外，悄然进入白热化。
绍兴四十六年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政变终于爆发。
亲宋派势力在部分宫廷禁卫、不满崔瑀的军官以及少数宋人提供的“协助”下，突然发难。
他们兵分多路：一路直扑崔瑀府邸，一路控制城门和关键武库，一路迅速进入王宫，“保护”国王。
崔瑀猝不及防，但其府邸守卫森严，私兵拼死抵抗，战斗异常激烈。
亲宋派虽然准备不足，但胜在出其不意，且有“清君侧”、“奉王命讨逆”的大义名分，逐渐占据上风。
关键时刻，原本态度暧昧的一些军队，在得知国王可能已“下诏”讨伐崔瑀后，也倒向了亲宋派一方。
经过一夜血战，崔瑀府邸被攻破。这位权倾朝野数十年的武人首领，在绝望中自焚而死。
其子嗣、党羽或被杀，或被捕，亲蒙派势力遭受毁灭性打击。
政变成功后，高丽国王王皞在亲宋派大臣的“簇拥”下，迅速宣布崔瑀为“国贼”，其罪状包括“专权跋扈，胁迫君主，媚事蒙古，几危社稷”。
同时，以国王名义发布诏书，废除与蒙古的一切屈辱性条约，驱逐蒙古驻高丽的达鲁花赤（监国）及使者，宣布高丽重新奉南宋为正朔。
高丽，这个夹在两大强国之间的半岛王国，在经历多年屈辱和摇摆后，终于在南宋水师胜利的鼓舞和南宋秘密外交的推动下，由亲宋派发动政变，一举扭转了国策，倒向了南方。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接下来，高丽将面临蒙古必然的雷霆震怒，以及如何稳固新政权、真正实现“称臣纳贡”于宋的复杂过程。
而南宋，也将迎来一个意料之外但至关重要的战略盟友，其东北方向的战略态势，将因此发生微妙而有利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