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瑀府邸的冲天大火，映红了开京的夜空，也焚尽了高丽亲蒙派的核心。
随着崔瑀的死亡及其党羽的被清洗，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政变落下帷幕。然而，政变的成功，仅仅是高丽国运转折的开始。
摆在“复位”的高丽国王王皞和刚刚夺取权力的亲宋派面前的，是一个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烂摊子。
对内，政局远未稳固。
崔瑀虽死，但其数十年的经营，党羽遍布朝野、军队和地方。
一夜之间无法清除干净，漏网之鱼和潜在的同情者仍在暗处蛰伏，随时可能反扑。
支持政变的各方势力，动机不一：有真心拥宋的儒臣，有对崔氏专权不满的武将，有投机取巧的官僚，也有意图攫取更大权力的宗室。
如何平衡这些势力，论功行赏，分配权力，形成新的、稳定的权力结构，是当务之急。
此外，长期的武人专政和蒙古压榨，导致民生凋敝，国力空虚，急需恢复元气。
对外，则是更加迫在眉睫的致命威胁——蒙古的报复。
高丽单方面撕毁盟约，驱逐蒙古使者，公开倒向南宋，这无异于在蒙古帝国脸上狠狠掴了一记耳光。
以蒙古的行事风格，绝不会善罢甘休。
可以预见，一旦蒙古从其他战线腾出手来，或者认为高丽的背叛已触及底线，必然兴师问罪，大举讨伐。
以高丽目前的国力军力，能否抵挡得住蒙古雷霆万钧的打击？这是悬在每个人头顶的利剑。
因此，高丽新政权在政变成功后，几乎是以最快的速度，展开了双管齐下的行动：对内全力稳固政权，对外则紧急向新宗主国——南宋求援、固盟。
对内稳固：
1 肃清余孽：以国王名义，大规模清洗崔瑀残余势力。
不仅抓捕、处决其核心党羽，还籍没其家产，以充国库，并安抚其他势力。
同时，发布赦免令，争取崔瑀阵营中下层人员的归附，以分化瓦解，避免逼出大规模的叛乱。
2 封赏功臣：对参与政变、拥护国王“复位”的文武官员、宗室、将领，大肆封赏。
加官晋爵，赏赐财物土地，迅速构建起新的权力核心。
其中，在政变中表现突出的几位将领和文臣，进入了决策层。
3 争取民心：宣布废除或减轻一些崔瑀时期为讨好蒙古而加征的苛捐杂税，减轻百姓负担。
同时，以“驱逐鞑虏，恢复正统，重光礼乐”为口号，宣扬政变的“正义性”，激发高丽臣民对本国文化传统和独立地位的认同感，凝聚人心。
4 整军经武：深知蒙古报复在即，高丽新政权将工作重心放在军事上。
一方面，收编、整顿原崔瑀的军队，清除不可靠的军官，提拔亲信。
另一方面，利用南宋初步承诺的援助，加紧训练军队，修缮城池，囤积粮草，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搜嗖暁说蛧 耕辛蕞全
对外固盟（重点是向南宋“称臣纳贡”）：
政变成功次日，高丽国王王皞便在亲宋派大臣的“辅佐”下，以最郑重的礼仪，正式接见了尚未离开的南宋秘密使者。
会面中，王皞痛陈多年来受制于崔瑀、屈身事蒙的“不得已”与“痛心疾首”，盛赞大宋皇帝的“天恩浩荡”与“遣使存问”，并正式表达了“愿世世代代，永为大宋藩属，谨守臣节，绝不背离”的意愿。
紧接着，高丽方面以最高效率，准备了一份极其丰厚的“投名状”：
国书与表文：由高丽国王亲笔书写盖印的国书，以及以高丽君臣名义上呈南宋皇帝、太上皇、太子的表文。
文中极尽谦卑恭顺之能事，正式宣布断绝与蒙古的一切关系，重新承认南宋为唯一正统，自身为“臣属之邦”。
国书中详述了崔瑀的“罪恶”和“蒙蔽”，以及国王“拨乱反正”的“忠心”。
贡品：准备了数量惊人、种类繁多的贡品，包括：
金银珠宝：高丽特产的金银器皿、精美首饰、宝石。
人参貂皮：最上等的高丽参、大量珍贵的紫貂、水獭等毛皮。
布匹绸缎：高丽特色的苎布、文罗、绡等精美纺织品。
马匹：精选的数百匹高丽战马。
书籍文物：部分高丽刊刻的儒家经典、佛经，以及一些古董器物，以示文化上的归附。
特殊贡品：甚至包括数十名经过训练的高丽海员、熟悉北海及东海航路的水手，这对南宋水师未来可能的北上行动有重要价值。
质子：为表诚意，高丽国王主动提出，派遣一名王子随使团前往临安，入侍天子，实则为人质。
具体承诺：在国书中，高丽承诺：
1 年年朝贡，岁岁来朝。
2 使用南宋年号、正朔。
3 国王即位，需由南宋皇帝册封。
4 开放口岸，供宋商贸易，并给予优惠。
5 军事上，接受南宋“指导”，共同防备蒙古。允许南宋必要时使用高丽部分港口、获得补给，并提供关于辽东蒙古的情报。
6 在国内为南宋皇帝、太上皇、太子建生祠或立颂德碑。
高丽的姿态，放得极低，贡品极为丰厚，承诺极为具体，几乎是将自己绑在了南宋的战车上，以此换取南宋的承认和保护。
因为他们清楚，没有南宋的实质性支持，他们根本无法独立应对蒙古的怒火。
南宋方面，对于高丽的“突然”归附，自然是大喜过望。
这不仅是恢复了传统宗藩关系的面子问题，更具有重大的地缘战略价值：
1 战略牵制：高丽倒向南宋，等于在蒙古的侧后方打入了一个楔子。蒙古从此需要分兵防备高丽，甚至可能面临两线作战的潜在威胁。
2 情报前哨：高丽可以成为南宋获取辽东、甚至更北方蒙古动态的情报站。
3 海上通道：获得了高丽的港口使用权，南宋水师在东海、黄海的活动范围大大延伸，可以对蒙古控制的辽东、山东半岛形成更直接的威胁，甚至未来可能与陆上攻势形成配合。
4 政治象征：在宋蒙对峙的艰难时刻，一个重要藩国的“弃蒙归宋”，是对南宋正统性和号召力的巨大提升，具有重要的政治宣传意义。
因此，南宋朝廷以极高的规格和效率，处理了高丽来使之事。
皇帝赵构和太子赵玮亲自过问，正式册封高丽国王王皞为“高丽国王”，承认其政权合法性，并回赐了大量礼物，包括丝绸、瓷器、茶叶、书籍以及急需的军械，如强弓、硬弩、刀枪盔甲等。
同时，承诺在高丽遭受蒙古攻击时，将给予“应援”，具体形式包括物资援助、情报共享，以及派遣水师进行策应、牵制。
一场政变，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归属。
高丽王“复位”，重新向南宋称臣纳贡，使得宋丽宗藩关系在中断多年后得以重建，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因为这次，是建立在共同对抗蒙古的战略基础之上。
然而，所有人都知道，这份紧密关系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考验，即将到来——蒙古的铁骑，绝不会容忍后院的背叛。
高丽，即将迎来血与火的洗礼。而南宋，也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履行对这位新藩属的“保护”承诺，在不直接与蒙古陆上主力决战的前提下，给予高丽有效的支持。
东海与黄海之上，风云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