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李秀兰全家被杀也被人发现了，并报了警。警察来的很快，把李秀兰家围了起来，通过走访，王日天的嫌疑最大，李秀兰的被害地也被人发现并报了警。这起案件引起了轰动，警方出动了大量警力，开始围捕王日天。
王日天骑着二手摩托，一路不敢走国道，专挑地图上没有标记的乡间小路。他故意绕了三个县城，每到一个偏僻的镇子就换一套衣服，从粗布褂子换成打补丁的工装，再换成灰扑扑的夹克，连发型都在路边的剃头摊推成了板寸，脸上刻意抹了些泥灰，让自己看起来更像常年奔波的流浪汉。
他不敢住旅馆，哪怕是最便宜的大通铺也绕着走，夜里要么蜷在废弃的 barn 里，要么躲在桥洞下，渴了就喝路边沟里的水，饿了就啃干硬的馒头。遇到有人盘问，就操著提前学的蹩脚方言，说自己是出来找活干的农民工，身份证丢了还没补办，眼神故意放得浑浊，不敢与人对视。
就这样颠沛流离了半个多月，他终于越过省界，逃到了山西境内。这里山多沟深，煤矿遍布，尤其是一些偏僻的黑煤矿，用工需求大，而且从不问身份背景，只要肯下力就能干活，正是他这种亡命之徒最好的藏身之所。
他找的第一家黑煤矿藏在深山里，沿着陡峭的土路往上爬了两个多小时才到。矿主是个满脸横肉的汉子，上下打量他一番，见他身材壮实，眼神里带着股狠劲，只说了一句“管吃管住，月结三千，出了事自己扛”，就把他领进了矿工宿舍。
宿舍是简陋的板房，十几个人挤在通铺上，空气中弥漫着煤尘和汗臭。每天天不亮，他就跟着其他人下井，在漆黑潮湿的巷道里，挥舞著铁锹挖煤，头顶的矿灯只能照亮眼前一小块地方，耳边全是挖矿的叮当声和工友的喘息声。井下闷热难当，煤尘呛得人嗓子疼，一天干下来，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脸上、身上全是黑黢黢的煤烟，连亲妈来了都认不出。
但他不敢有丝毫怨言，反而觉得踏实——只有让自己累到极致，才能暂时忘记逃亡的恐惧和内心的愧疚。他从不跟工友深聊，别人问起老家和过往，他要么含糊其辞，要么干脆装作没听见，每天除了干活就是睡觉，像个没有感情的机器。
他更不敢给家里联系。每次看到工友拿着手机跟家人视频，他都躲得远远的，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他知道，父母一定在为他担惊受怕，可他不敢打电话，甚至不敢写信——他怕自己的行踪暴露，怕警察顺着线索找到他。有好几次，他在矿上的小卖部看到公用电话，手都伸出去了，又硬生生缩了回来，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父母平安。
在这家黑煤矿干了三个月，他就果断离开了。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矿上来了两个陌生的稽查人员，虽然只是检查安全隐患，没问他的身份，但王日天的心还是提到了嗓子眼。这三年里，他养成了极强的警惕性——陌生人的一个眼神、一句随口的问话，甚至是工友间不经意的闲聊，都能让他紧张半天。他知道，久留一处必然会暴露，只有不断更换地方，才能让自己处于“隐形”状态。
之后的日子里，他遵循着“三个月换一个地方”的规律，从这家黑煤矿换到那家小煤窑，有时也会去附近的砖厂、采石场干活。每换一个地方，他就换一个化名，有时叫“老陈”，有时叫“阿伟”，从不使用真实姓名。他学会了观察周围的人和事，每次到新地方，第一件事就是摸清逃跑路线；他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情绪，不管心里多慌，脸上都装得平静无波；他甚至学会了从工友的闲聊中捕捉信息，一旦听到有人提起“警察”“通缉”之类的词，就会立刻提高警惕，随时准备跑路。
三年时间，像一把钝刀，磨平了他身上的棱角，也磨掉了他最初的慌乱。他不再是那个冲动易怒的农村青年，脸上多了几分与年龄不符的沧桑和隐忍。他的双手因为常年干重活，布满了厚厚的老茧和伤疤，眼神也变得越来越深邃，像深不见底的矿井。
这三年里，他没回过一次家，没见过父母一面，也不知道父母怎么样了。他像一只惊弓之鸟，活在黑暗和恐惧的阴影里，不敢见光，不敢与人深交，更不敢对未来有任何奢望。
与此同时，李秀兰全家被杀也被人发现了，并报了警。警察来的很快，把李秀兰家围了起来，通过走访，王日天的嫌疑最大，李秀兰的被害地也被人发现并报了警。这起案件引起了轰动，警方出动了大量警力，开始围捕王日天。
王日天骑着二手摩托，一路不敢走国道，专挑地图上没有标记的乡间小路。他故意绕了三个县城，每到一个偏僻的镇子就换一套衣服，从粗布褂子换成打补丁的工装，再换成灰扑扑的夹克，连发型都在路边的剃头摊推成了板寸，脸上刻意抹了些泥灰，让自己看起来更像常年奔波的流浪汉。
他不敢住旅馆，哪怕是最便宜的大通铺也绕着走，夜里要么蜷在废弃的 barn 里，要么躲在桥洞下，渴了就喝路边沟里的水，饿了就啃干硬的馒头。遇到有人盘问，就操著提前学的蹩脚方言，说自己是出来找活干的农民工，身份证丢了还没补办，眼神故意放得浑浊，不敢与人对视。
就这样颠沛流离了半个多月，他终于越过省界，逃到了山西境内。这里山多沟深，煤矿遍布，尤其是一些偏僻的黑煤矿，用工需求大，而且从不问身份背景，只要肯下力就能干活，正是他这种亡命之徒最好的藏身之所。
他找的第一家黑煤矿藏在深山里，沿着陡峭的土路往上爬了两个多小时才到。矿主是个满脸横肉的汉子，上下打量他一番，见他身材壮实，眼神里带着股狠劲，只说了一句“管吃管住，月结三千，出了事自己扛”，就把他领进了矿工宿舍。
宿舍是简陋的板房，十几个人挤在通铺上，空气中弥漫着煤尘和汗臭。每天天不亮，他就跟着其他人下井，在漆黑潮湿的巷道里，挥舞著铁锹挖煤，头顶的矿灯只能照亮眼前一小块地方，耳边全是挖矿的叮当声和工友的喘息声。井下闷热难当，煤尘呛得人嗓子疼，一天干下来，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脸上、身上全是黑黢黢的煤烟，连亲妈来了都认不出。
但他不敢有丝毫怨言，反而觉得踏实——只有让自己累到极致，才能暂时忘记逃亡的恐惧和内心的愧疚。他从不跟工友深聊，别人问起老家和过往，他要么含糊其辞，要么干脆装作没听见，每天除了干活就是睡觉，像个没有感情的机器。
他更不敢给家里联系。每次看到工友拿着手机跟家人视频，他都躲得远远的，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他知道，父母一定在为他担惊受怕，可他不敢打电话，甚至不敢写信——他怕自己的行踪暴露，怕警察顺着线索找到他。有好几次，他在矿上的小卖部看到公用电话，手都伸出去了，又硬生生缩了回来，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父母平安。
在这家黑煤矿干了三个月，他就果断离开了。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矿上来了两个陌生的稽查人员，虽然只是检查安全隐患，没问他的身份，但王日天的心还是提到了嗓子眼。这三年里，他养成了极强的警惕性——陌生人的一个眼神、一句随口的问话，甚至是工友间不经意的闲聊，都能让他紧张半天。他知道，久留一处必然会暴露，只有不断更换地方，才能让自己处于“隐形”状态。
之后的日子里，他遵循着“三个月换一个地方”的规律，从这家黑煤矿换到那家小煤窑，有时也会去附近的砖厂、采石场干活。每换一个地方，他就换一个化名，有时叫“老陈”，有时叫“阿伟”，从不使用真实姓名。他学会了观察周围的人和事，每次到新地方，第一件事就是摸清逃跑路线；他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情绪，不管心里多慌，脸上都装得平静无波；他甚至学会了从工友的闲聊中捕捉信息，一旦听到有人提起“警察”“通缉”之类的词，就会立刻提高警惕，随时准备跑路。
三年时间，像一把钝刀，磨平了他身上的棱角，也磨掉了他最初的慌乱。他不再是那个冲动易怒的农村青年，脸上多了几分与年龄不符的沧桑和隐忍。他的双手因为常年干重活，布满了厚厚的老茧和伤疤，眼神也变得越来越深邃，像深不见底的矿井。
这三年里，他没回过一次家，没见过父母一面，也不知道父母怎么样了。他像一只惊弓之鸟，活在黑暗和恐惧的阴影里，不敢见光，不敢与人深交，更不敢对未来有任何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