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第二十三个年头的冬天，对十五岁的杨定军而言，空气中弥漫的不再仅仅是节日前夕隐约的喜庆和炖肉的香气，更浓烈的是铁屑、油脂、新刨木花和炭笔混合的独特气味。这几个月，他的生活轴心彻底从学堂偏向了水力工坊那个嘈杂的角落，围绕着那台正在被一点点拆解、琢磨、又试图重新组装的旧镗床打转。
上午的学堂时光变得短暂而珍贵，他需要集中精神吸收先生讲授的算术应用和基础几何，这些知识在下午的工坊里立刻变得具体起来——计算齿轮的传动比、估算螺纹的螺距、测量锥孔的偏角差。午饭后，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冲向工坊，那里有父亲、兄长、海默尔和吉斯勒师傅，还有一个接一个等待解决的具体难题。
这天下午，他正蹲在工坊门口一块背风的空地上，就着冬日惨淡的天光，用一块细磨石小心翼翼地打磨着一根短铁棒。这是用来测试新设计的刀座与刀杆配合精度的“试棒”，要求两端同心度尽可能高。他的手指冻得有些发红，鼻尖也红红的，但眼神专注，仿佛全世界只剩下手中这根铁棒与磨石接触时那细微的沙沙声，以及脑海里反复回旋的父亲关于“刚性”和“同轴度”的强调。
“杨定军？”
一个轻柔的、带着一丝犹豫的声音在他身旁响起。
杨定军手一抖，磨石在铁棒上滑出一道轻微的斜痕。他懊恼地“啧”看到玛蒂尔达·冯·林登霍夫不知何时站在了几步开外。她裹着一件厚实的羊毛斗篷，兜帽边缘露出几缕淡金色的头发，脸颊因为寒冷和走动泛着淡淡的红晕，碧蓝的眼睛看着他，里面有一种他不太读得懂的情绪——像是好奇，又像是一点点被冷落的委屈？
“玛蒂尔达小姐？”杨定军有些意外，连忙站起身，手里还捏着那根“破相”了的试棒。他记得这位伯爵女儿大部分时间应该在学堂的女子班，或者在自己那栋舒适的石屋里看书、做女红。
“我我去学堂找你，汉娜说你这阵子下午都不在。”玛蒂尔达的声音很轻，目光扫过他沾着油污和铁锈的手指，又落到他脸上，“你你还在忙工坊里那个那个会响的大东西吗？”
“嗯，镗床。”杨定军点点头，注意力不由自主地又飘回手里的铁棒，心疼那道划痕，“正改进它呢，好多问题。”他的语气很自然，带着少年人谈论自己热衷事物时的那种投入感，完全没意识到对方可能对此一无所知，或者并不真正关心技术细节。
“很重要吗？比比上学还重要？”玛蒂尔达往前走了一小步，语气里那点委屈更明显了些。她来到庄园快两年了，身体早已康复，中文也说得流利，甚至能读写不少字。最初的新奇过去后，日子难免有些平淡。学堂里教的很多东西对她而言是新鲜的，但更深层的孤独感偶尔还是会袭来。
这个庄园里，和她年龄相仿、身份又让她觉得可以平等说话的，似乎只有杨定军。她记得父亲临行前的嘱托，也隐隐感觉到杨家人对她善意的接纳背后那份更深远的考量。她并不反感杨定军，甚至觉得这个比自己小两岁、却总是一脸认真捣鼓各种东西的男孩有点特别。她尝试过几次，在学堂休息时找他说话，询问庄园里一些新奇的事物，杨定军总会耐心解释，虽然那些解释里充满了她听不懂的术语。但这几个月，他下午总是不见人影。
“很重要！”杨定军毫不犹豫地回答，眼睛都亮了一些，“爹说，这东西改好了，咱们的火炮就能打得更远更准，以后可能还有更厉害的用处。”他想到父亲偶尔提及的“火枪”构想，虽然还很模糊，但那种可能性让他心跳加速。“上学也重要，可有些东西，光坐在学堂里想不明白，得动手，得试，得碰钉子。”他晃了晃手里有划痕的铁棒，脸上露出一丝混合着苦恼和兴奋的神情，“你看，就像这个，想磨得两边一样圆，手稍微一偏就不行，得找到那个手感，还得明白为什么偏了”
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同心度、夹具的稳定性、磨削力度均匀之类的要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路里。玛蒂尔达安静地听着，努力想跟上，但那些词汇对她而言如同隔着一层毛玻璃。她能感受到他话语里的热情，却触摸不到那热情的核心。她看着他被冷风吹得发红却神采飞扬的脸，看着他因为专注而微微蹙起的眉头，心里那点主动找来的小小勇气，像是撞上了一堵无形却坚实的墙。这堵墙不是冷漠，而是一种全神贯注的、几乎不容他物侵入的投入。
“听起来很难。”等他告一段落，玛蒂尔达轻声说，不知道该接什么。
“是难，可有意思！”杨定军完全没察觉对方微妙的情绪，反而因为有人倾听（哪怕可能听不懂）而更起劲了，“海默尔师傅正在试新的淬火法子，吉斯勒师傅在重做齿轮箱的底座，我哥在算用料和工时爹说，每一步都要记下来，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我晚上还得去藏书楼，翻我爷爷留下的笔记，他以前画过好多类似的机巧图，虽然不全一样，但可能有启发”他语速很快，脑子里已经飞到了晚上的安排。
玛蒂尔达听他说晚上还要去藏书楼，心中那点隐约的、或许能邀他散步或者说点别的话的念头，彻底熄灭了。她抿了抿嘴唇，轻轻拉紧了斗篷：“那那不耽误你了。你你忙吧。”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黯然。
“哦，好。”杨定军心思早已不在这儿，闻言如蒙大赦般点点头，立刻又蹲了下去，拿起磨石，对着光线仔细看那处划痕，琢磨着怎么补救，嘴里还嘀咕着，“这点偏差，不知道用细油石还能不能找回来”
玛蒂尔达站在原地，看着他迅速重新投入那个她完全无法进入的世界，背影专注得仿佛与周围寒冷的空气都隔绝开来。一阵冷风吹过，卷起几片枯叶。她轻轻叹了口气，转身慢慢离开。斗篷的下摆拂过冻硬的地面，发出轻微的窸窣声，但蹲在地上的男孩似乎完全没有听见。
傍晚，工坊收工。杨定军胡乱扒了几口饭，跟母亲珊珊打了个招呼，便一头钻进了藏书楼。这里是他除了工坊外最常待的地方。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皮草和防虫草药的味道。他熟门熟路地走到三楼的一个特定书架前，那里存放的不是从平板电脑抄录的“公共知识”，而是祖父杨建国生前留下的、密密麻麻写满注解和草图的工作笔记、实验记录，以及一些他凭记忆绘制的、更复杂的机械原理示意图。
这些被视为家族核心技术传承的瑰宝，平时只有父亲和兄长能随意取阅，他因为参与镗床项目，也被允许接触相关部分。
油灯下，他小心翼翼地摊开一卷关于早期金属切削工具设计的笔记。祖父的字迹工整有力，画图一丝不苟，旁边用简洁的文字记录着材料选择、热处理尝试、使用效果和失败分析。杨定军看得入了迷，手指不自觉地临摹着图纸上的结构，试图理解每一个尺寸标注背后的考量。
他看到祖父记录了一次刀具崩裂的事故，分析了可能是淬火温度过高导致脆性增加，并在旁边画了改进的局部冷却方法草图。这种直面问题、记录过程、寻求方案的严谨方式，与父亲最近要求他们做的如出一辙。他感到一种跨越时间的共鸣，仿佛祖父就坐在灯光的另一侧，沉默而专注地与他一同思考着如何让那台镗床变得更好。
至于下午玛蒂尔达短暂的来访，以及她那欲言又止的神情，早已被他抛到了脑后。在他此刻充盈着齿轮、公差、应力、传动的脑海里，实在没有多余的空间去细品一个女孩轻声的问候和略显失落的眼神。铁与火的世界，图纸与数据的逻辑，解决具体难题的挑战，这些对他而言清晰、直接、充满吸引力。。
窗外，夜色渐浓，藏书楼里的灯光，映照着少年蹙眉研读的身影，也映照着他那颗暂时还只能被精密机械所填满的、尚未向其他方向敞开的心。
冬日的光阴在阿勒河谷仿佛被冻得粘稠，流淌得异常缓慢。对杨定军而言，时间的刻度不再是日升月落，而是手里那根铁棒又被打磨掉了多少微不可察的厚度，是齿轮箱里新换的柞木齿牙啮合时发出的声响是否比昨日更平稳一丝，是海默尔师傅某次尝试性回火后，刀座材料的韧性是否达到了那苛刻要求的一丁点提升。
改进那台老镗床的工作，如同在坚冰上开凿航道，每一步都伴随着令人牙酸的阻力与层出不穷的意外。材料是第一道难关。庄园自产的铁料，即便是精选过的，其内部的杂质分布、含碳量的细微差异，都如同隐藏在平静水面下的暗礁。
海默尔尝试了不同的锻打次数、折叠层数，甚至尝试掺入少量其他金属粉末（这得小心翼翼地从有限的库存中勾出），以期获得更均匀、更稳定的材质。每一次改变配方和工艺后打制出的零件，都需要经过繁琐的测试——测量硬度、观察金相（通过最原始的断口颜色和纹理判断）、装上临时架设的测试台进行模拟受力。失败是常态，成功往往只是偏差比上一次小了一点点。杨定军负责记录这些枯燥的数据：锻打温度（靠老师傅看火色的经验估算）、淬火介质（水、油、甚至尝试过温水加盐）、回火时间与温度曲线（靠沙漏和炉边固定位置的经验感觉）。
数字背后是无数次的徒劳无功，但他渐渐能从父亲和师傅们的讨论中，模糊地触摸到一些规律，比如“宁欠勿过”的淬火原则，比如某些杂质偏析可能导致的应力集中点。
工艺稳定性则是另一头难以驯服的野兽。没有标准的量具，他们的“尺”是自己反复校准过的木杆和铁片，精度有限；没有稳定的动力，水车转速随水流而变化，直接影响切削的均匀性；没有精密的夹具，固定工件的卡盘全靠工匠手感拧紧，松一点可能震动，紧一点可能导致工件变形。
吉斯勒师傅几乎重塑了镗床的整个木质基础框架和传动机构，尝试了三种不同的减震榫卯结构和两种润滑脂（动物油脂混合草木灰）配方，才勉强将空载时的震颤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而涉及到金属切削本身，问题更微妙。新设计的锥度配合刀座与刀杆，理论上更稳固，但加工出精度足够的锥孔和内锥面本身就是巨大挑战。
他们先用粗锉刀手工大致成型，然后用自制的小型“合研”工具——一个带有对应锥度的铸铁头，蘸上极细的研磨砂，手工反复对研，依靠无数次微小的摩擦来逐渐修正形状，达到紧密配合。这过程耗时极长，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稳定的手感，杨定军和兄长杨保禄都参与过，一天下来手臂酸麻，眼睛发花，成果却可能只是将配合间隙缩小了头发丝那么细的一点点。
几个月忙下来，镗床的主体框架和核心传动部分总算有了脱胎换骨的雏形，但距离真正稳定、高效、精准地工作，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父亲杨亮说，至少要等到开春后，进行连续的实际加工测试，才能算初步成功。杨定军对此并无不耐，相反，他沉浸在这种抽丝剥茧、步步为营的攻坚过程中。
白天在工坊里动手、观察、记录，晚上去藏书楼翻阅祖父的笔记寻找灵感或印证猜想，他的世界被齿轮、公差、应力曲线和工艺参数填得满满当当。
然而，生活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向他那被技术细节塞满的世界里，渗入了一些别的色彩。
变化始于晚餐时分。林登霍夫和她的老侍女安娜，开始出现在杨家的餐桌上。起初是偶尔，后来渐渐频繁，最后几乎成了每晚的固定成员。母亲珊珊的解释很简单：“她们主仆俩自己开伙，怪冷清的，也麻烦。多两副碗筷的事儿，一起吃饭热闹，也省得她们折腾。”杨定军听了，觉得有理，也没多想。
饭桌上多两个人，对他而言只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吃相（虽然他本来也不太在意），以及偶尔需要回答玛蒂尔达一些关于庄园事务或他正在忙活的“大东西”的简单问题。他通常用最简短的话应付过去，心思早就飞到饭后要去查阅的某张祖父绘制的进给机构草图上了。
玛蒂尔达似乎也很安静，大部分时间只是默默吃饭，听着杨家人用汉语聊着庄园里的琐事、集市的趣闻、或者父亲对兄长处理某些事务的点评。她碧蓝的眼睛会随着话题转动，偶尔露出思索或恍然的神情。她吃得不多，但每次都会对珊珊亲手做的饭菜表示真诚的感谢和赞美。老安娜则更拘谨些，总是飞快地吃完自己那份，然后帮忙收拾碗筷。
时间久了，这成了新的日常。杨定军甚至习惯了推开家门时，闻到的不再仅仅是自家熟悉的饭菜香，还有一丝淡淡的、属于玛蒂尔达身上的、混合了薰衣草（庄园自种晾干的）和干净棉布的气息。有时他会看到玛蒂尔达在帮母亲摆放碗筷，或者低声向诺丽别嫂子请教某种针法，画面自然而和谐，但他从未深究这意味着什么。他的大脑皮层主要区域，依旧被白天的技术难题牢牢占据。
转眼到了年关。这是杨建国和杨家老太太相继去世后的第二个新年。按照杨亮坚持的东方传统，父母新丧，三年内不宜大肆庆祝，以示哀思与缅怀。因此，今年的“年”过得格外朴素。没有大量制备特别的年货，没有张灯结彩，连鞭炮也省了，只象征性地在院落里点了两串小小的、声响温和的“避邪杆”（用竹节和少量火药自制）。
即便如此，对于玛蒂尔达和安娜来说，这依然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充满奇异色彩的体验。
她们见识了杨家在腊月廿三那天，举行简单而郑重的“祭灶”仪式，杨亮带着两个儿子在厨房灶台前摆上几样朴素糕点，低声念诵着祈求来年平安顺遂的话语，然后将旧灶神像（一张手绘的简陋画像）恭敬地“送走”。她们参与了全家一起动手的大扫除，虽然玛蒂尔达不太明白为何要如此彻底地清扫每一个角落，称之为“除旧布新”，但她干得很认真。她们看到了杨亮亲手书写春联和“福”字，那方正而奇特的字符被贴在门楣和墙壁上，虽然内容因为守孝而选择了表达哀思与勉励的字句，而非常见的吉祥话，但那种仪式感依然让玛蒂尔达感到肃穆。
年三十的团圆饭，是重头戏，尽管菜肴比往年简单许多。一张大桌上，摆满了庄园自产的各种食物：炖得烂熟的羊肉、肥美的河鱼、各种腌菜和窖藏蔬菜、新蒸的杂粮馒头和米饭。杨亮作为一家之主，简短地说了几句话，回顾了父母一生的辛劳与对这个家的贡献，勉励儿孙勤勉持家，然后举杯（以水代酒）邀众人共饮。气氛有些肃穆，但更多的是家人团聚的温暖。
玛蒂尔达和安娜被安排在客座。她们学着杨家人的样子，使用筷子（虽然还很笨拙），品尝着那些对她们而言风味独特的菜肴。安娜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不时偷看小姐的脸色。玛蒂尔达却显得很平静，甚至有些出神。她看着杨家人彼此夹菜，低声交谈，杨亮偶尔对孙子辈（诺丽别怀里的幼儿）露出慈爱的笑容，杨保禄和妻子诺丽别之间的默契眼神，以及那个一心对付碗里饭菜、偶尔抬头听父亲说话、眼神却还残留着白天思考技术问题时的专注痕迹的杨定军。
这不是她熟悉的圣诞弥撒与领主宴会，没有牧师冗长的布道，没有贵族间虚伪的祝酒与炫耀，甚至没有对上帝的直接颂扬。这是一种向内凝聚的、基于家族血缘与共同记忆的、充满了具体生活细节与务实期许的庆祝。安静，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饭后，没有热闹的守岁游戏。杨亮给杨定军和家里其他小辈（包括玛蒂尔达）每人发了一个用红纸简单包裹的小小“压岁钱”——里面是几枚庄园自铸的、图案简单的铜币。玛蒂尔达接过这份意料之外的礼物，指尖触碰到微凉的铜币和粗糙的红纸，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这不是贵重的赏赐，更像是一种接纳的象征，一种将她纳入这个家庭节日循环的、朴实无华的仪式。
她看向杨定军，男孩正捏着那个小红包，似乎有点心不在焉，大概在琢磨明天工坊里某个零件的测试方案。玛蒂尔达轻轻握紧了手中的红包，感受着那微不足道却实实在在的暖意。窗外的山谷一片漆黑寂静，偶有寒风掠过树梢的呜咽。屋内，炉火噼啪，油灯昏黄，一种迥异于她过往所有认知的、深沉而坚韧的“年”的味道，悄然沁入了她的感知。
而对那个专注于自己世界的少年而言，这个朴素的新年，或许只是攻克下一个技术难关前，一段短暂的、值得珍惜的家人共处的宁静时光。至于身边那位异国少女心中渐起的微妙波澜，依旧未能在他那被齿轮与锉刀打磨得异常清晰而单纯的心湖上，激起足够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