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钟的最后一缕余音，在宗庙高大的梁柱间缓缓消散。
乐师们屏息垂手，保持着击钟后最后的姿态，如同泥塑。身着玄端祭服的国君，在“王夏”乐章庄严的尾声中，完成对先祖的最后一次叩拜。空气里弥漫着香料燃烧的烟气，混合着青铜钟磬（qg）冷却时极细微的金属气味。这一刻，音乐不是艺术，是仪式，是通神的阶梯，是权力合法性的神圣回响。
与此同时，在临淄城某位卿大夫新落成的府邸花园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丝竹之声从临水的台榭中溢出，轻快而婉转。一位来自郑国的乐师正在抚弄瑟，指尖流淌出的旋律，与宗庙中那些中正平和的雅乐截然不同——它更繁复，更跳跃，带着一种撩拨人心的妩媚与忧伤。席间的宾客们听得如痴如醉，几位年轻子弟甚至随着节奏轻轻叩击案几。主人的脸上带着矜持的得意，这新搜罗来的“郑声”，正是当下最时兴的享受。
从宗庙的肃穆到宴席的欢愉，从青铜编钟的恢弘到丝竹管弦的细腻，周代的音乐场域，是一场无声却激烈的权力斗争与审美变迁。耳朵所听到的，往往是时代脉搏最隐秘的跳动。
西周确立的雅乐体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音乐高度制度化、政治化的尝试。它绝非简单的娱乐，而是一套严密的声音政治学。
1 乐器即礼器：青铜的政治重量。
雅乐的核心乐器是编钟与编磬，合称“金石之声”或“钟鼓之乐”。
编钟：由大小不一、音高不同的青铜钟组合悬挂于钟架（簨簴[sun ju]）上。铸造一套音准精确、音色浑厚的编钟，需要耗费巨量的青铜（战略资源）和顶尖的铸造技术。因此，拥有何种规模（数量、大小）的编钟，直接代表政治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所用钟磬的数目、排列（“肆”或“堵”的组合）皆有严格规定，僭越即是重罪。
编磬：由石或玉制成，其大小厚薄同样对应等级。钟磬合奏，声音宏大、庄严、穿透力强，最适合在空旷的宗庙、朝堂演奏，营造神圣、肃穆、不容置疑的权威氛围。
考古发现为此提供了铁证。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早期编钟，共六十五件，分三层悬挂，音域跨五个半八度，能演奏复杂的乐曲。铭文记载了各诸侯国律名对应，堪称一部青铜铸造的“声音宪法”。墓主是曾国国君，其用钟规模反映了他作为一方诸侯的地位与实力。
2 乐舞即威仪：动作的意识形态。
与雅乐配合的是乐舞，如“六代乐舞”（云门、大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相传是黄帝以来历代先王的功德之舞。周武王的《大武》乐章，通过舞蹈动作再现伐纣克商的战争过程，是用身体演绎的革命史与合法性宣传片。
舞者人数（“佾”同样等级森严：天子八佾（64人），诸侯六佾（36人），大夫四佾（16人）。孔子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愤怒，正是因为这种对音乐礼制的僭越，在他看来，等同于政治上的篡逆之心。
3 乐官与教育：声音的垄断者。
周朝设有庞大的乐官机构，如大司乐，掌管音乐教育、演出和礼乐规范。贵族子弟（“国子”）必须学习乐舞，这不仅是艺术修养，更是政治教化与行为规训。音乐被赋予“和同”（调和人心，统一思想）、“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政治功能。通过控制“听什么”和“怎么听”，王朝试图塑造统一的集体情感与价值认同。
二、新声的潜流：郑卫之音与情感解放
然而，到了春秋后期，尤其是战国时代，一股新的音乐潮流从四方涌入，猛烈冲击着雅乐的堤防。这就是被正统斥为“淫声”、“乱世之音”的郑卫之音（泛指以郑国、卫国为代表的民间新音乐）。
1 感官的胜利：从“敬神”到“悦人”。
与服务于神灵祖先、强调庄严中和的雅乐不同，郑卫之音直接诉诸人的感官与情感。
旋律：更为繁复华丽，节奏多变，富于装饰性，听起来“溺而不止”（令人沉溺不能自拔）。
乐器：减少了笨重的钟磬，更多使用丝（琴、瑟）、竹（箫、管）、匏（笙、竽）、革（鼓）等乐器。这些乐器音色更丰富细腻，表现力更强，尤其适合抒发个人情感和描绘生活细节。竽（笙类）在齐国的流行，正是新声兴起的标志之一。
内容：多描写男女情爱、离别相思、人生感慨，如《诗经》中收录的郑风、卫风民歌，虽经儒家整理，仍可窥见其大胆真挚的情感流露。“郑声淫”的“淫”，既指过度，也暗指其内容涉及情欲。
2 市场的力量：从庙堂到市井。
新声的传播与城市繁荣、商业活跃密不可分。专业的乐师（“倡优”、“女乐”）不再只为宫廷服务，也在诸侯卿大夫的私宴、甚至富商的酒肆中演出。音乐成为一种可以买卖、赠送的商品和社交资本。齐国送鲁国“女乐”，导致孔子出走，正是利用新声作为政治腐蚀武器的着名案例（《史记·孔子世家》）。音乐从垄断的礼器，变成了流通的资源。
3 情感的合法性：对礼乐功能的叛逆。
新声的流行，本质上是对雅乐所代表的集体主义、克制情感、服从等级之精神的反叛。它肯定个人的喜怒哀乐，追求感官的愉悦和情感的宣泄。魏文侯曾坦承：“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这诚实的话语，道出了新旧音乐在人性吸引力上的根本差异。
三、声音的战争：审美冲突背后的秩序危机
这场音乐变迁，绝非简单的“口味”问题，而是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在听觉领域的折射。
1 礼崩乐坏的“听觉版”。
雅乐的衰落与新声的兴起，是“礼崩乐坏”最直观的感官标志之一。当诸侯大夫开始享用超越自身等级的乐舞（如八佾），当郑卫之音取代雅颂充斥宫廷，在维护周礼者看来，这不仅是艺术堕落，更是政治秩序瓦解、道德纲纪松弛的刺耳警报。耳朵的“失守”，意味着心灵的“失控”。
2 地域文化的崛起。
雅乐是周王室主导的、试图“标准化”的中央之音。而郑卫之音，则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如郑卫地处中原，商业发达，民风较开放）。新声的流行，反映了在周王室权威衰落后，地方文化活力与自信的释放，是文化多元化的表现。
3 权力基础的转移。
雅乐依赖青铜（国家垄断资源）和严密的礼制维护。新声则更多依赖个人技艺、创作才能和市场接纳。谁更能吸引和娱乐新兴的权贵、富商阶层，谁就能获得影响力。音乐权力，部分地从政治等级转向了市场偏好与个人才华。
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并主张“放郑声，远佞人”，正是敏锐地察觉到，这种“悦耳”的变革背后，潜藏着对传统统治逻辑的致命威胁。当人们更愿意为令人“不知倦”的郑卫之音鼓掌，而非对令人“唯恐卧”的雅乐保持敬畏时，维系旧世界的情感纽带与听觉习惯，便已开始断裂。
缭绕的乐声终会停歇，无论它曾用于沟通神明还是取悦人心。当生命走向终点，世间的一切喧嚣与争斗都归于沉寂，留下的，是生者对待亡者的最后姿态——那便是葬仪。在周代，葬仪绝非简单的掩埋，它浓缩了最极端的等级观念、财产观念与灵魂观念。从商周盛行的残酷人殉，到战国悄然兴起的俑代；从聚族而葬的“族坟墓”公共秩序，到极尽奢华的个体厚葬风潮，葬坑中的每一次变化，都是人间秩序与思想震荡的冰冷倒影。下一章，我们将踏入幽冥的边界，审视周代葬仪与观念的变革，看那些被埋入地下的器物、骸骨与象征，如何无声地讲述着关于权力、恐惧、财富与身后世界的全部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