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官村大墓的底部，黑暗压得人喘不过气。
考古队员的灯光扫过，照亮了棺椁（guo）旁那些扭曲的遗骸。他们不是盗墓者，而是三千多年前被一同埋入地下的殉人。有的一动不动地躺在木棺里，像是沉睡的卫士；有的姿态怪异，被扔在填土中；更多的，则整齐排列在墓道和椁室周围，像一支沉默的死亡仪仗队。在商王陵墓中，这样的殉人多达数百，甚至上千。他们中有武士、侍从、姬妾，或许还有工匠和奴隶。死亡，在这里是一场盛大而残酷的集体谢幕。
时间快进几百年。在关中平原一处典型的西周族坟墓中，景象已大不相同。墓穴排列有序，等级分明。大墓居于中心，有棺有椁，随葬着青铜礼器；小墓环绕四周，仅一棺或无棺，随葬些陶器。但不再有大规模的人殉。死者的身份，主要通过墓穴大小、棺椁重数、礼器组合来区分。他们各自安息，却又通过严谨的墓位排列，在地下重申着生时的宗族秩序与等级。
又过了几百年，在战国曾侯乙墓的椁室里，考古学家发现了21具年轻女性的遗骸。她们是殉人，但数量已远少于商代王陵。更引人注目的是，墓中还出土了大量制作精良的木俑，有的甚至穿戴丝帛衣物。仿佛在说：有些事，开始可以用替代品了。
从人殉的血腥，到族坟墓的秩序，再到以俑代殉的变通，周代葬仪的演变，是一部镌刻在黄土与骸骨上的观念变迁史。它关乎对死亡的理解、对祖先的态度、对等级的执着，以及对“人”自身价值的悄然重估。
要理解周代葬仪，必先溯及其源头——商。
商代人深信，死后的世界与生前相仿，鬼神（尤其是祖先神）拥有巨大力量，需要持续供奉。因此，贵族，尤其是王室，追求“视死如生”的极致。他们需要在地下继续维持统治和享乐，于是将生前所拥有的一切带入地下，这包括财物、武器、礼器，也包括活人。
奠基殉：建筑宫殿宗庙时，埋入人牲以“镇宅”。
祭祀殉：在祭祀仪式中杀人献祭。
墓葬殉：墓主死后，将其亲近的侍卫、妻妾、侍从、奴仆杀死或逼令自杀（“从死”）陪葬。目的是让墓主在冥界继续有人服侍、保卫、娱乐。这是最制度化、也最触目惊心的一种。
西周初年，周人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商代的人殉习俗，但规模明显缩小，且可能主要用于高级贵族（如诸侯王）。武王、周公等统治者或许对商俗有所警惕和改革，但习俗惯性仍在。
推动人殉衰退的关键力量，并非单纯的“仁慈”，而是复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观念变化。
1 人力的日益宝贵。
西周至春秋，生产力虽在发展，但人口（尤其是可支配的劳动力）始终是核心资源。大规模杀戮健壮奴仆或武士陪葬，是对劳动力的巨大浪费，削弱封国实力。尤其当战争频繁、垦殖需求增大时，活人的价值在地下世界的想象之上。
2 周礼的理性化倾向。
周人更强调“敬天保民”和宗法伦理。虽然等级森严，但其礼制试图构建一套更可预期、可操作的秩序。滥杀，尤其是无差别的殉葬，与这种试图规范化的统治逻辑存在内在矛盾。《左传》中已有反对用人于社（祭祀）的言论，反映出观念上的松动。
3 “德”的观念影响。
尽管主要针对统治者政治行为，但“德”的要求（如保民、慎罚）逐渐形成一种舆论氛围，过度残忍的殉葬可能被视为“失德”的表现，不利于统治者声誉。
因此，人殉在西周中后期已呈衰退趋势，仅在个别地区或特殊情况下零星出现。替代方案，正在被探索。
如果说人殉的减少反映了对“人”的某种认知变化，那么族坟墓制度则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周代宗法社会的结构。
1 “公墓”与“邦墓”：死后的阶级隔离。
公墓：即王侯、卿大夫等贵族的家族墓地。由国家专职官员“冢人”管理，按照严格的爵位等级规划墓区、设定封土（坟丘）的高度和植树的种类数量。这里是宗法等级制在地下世界的精确投影。
邦墓：即“国民”（自由民、平民）的公共墓地。由“墓大夫”管理，也按族系规划，但显然没有公墓那样森严的等级标识。
2 昭穆制度：永恒的伦常序位。
在公墓内部，墓位排列遵循“昭穆制度”：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等双数世代居左（昭位），三世、五世、七世等单数世代居右（穆位）。这不仅是空间安排，更是辈分、亲疏、继承顺序的视觉化展现。它确保即使在死亡世界，宗族伦常和继承法统也井然有序。
3 棺椁与礼器：最后的身份认证。
墓中的一切，都是死者身份的“说明书”。
棺椁重数：《礼记》载“天子之棺四重”革棺，其外椁等），诸侯三重，大夫两重，士一重。椁室的多少与规模同样等级分明。
礼器组合：即“列鼎制度”。天子用九鼎八簋（gui），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或一鼎。鼎内盛放的肉食种类（牛、羊、猪、鱼等）也因等级而异。这些青铜礼器是墓主生前参加祭祀宴飨权力的象征，死后带入地下，意在继续“事死如事生”的礼制生活，并昭告后人其尊贵身份。
车马坑：高等级贵族墓旁常有车马坑，殉葬真实的车马，象征其出行威仪和军事权力。
族坟墓像一座纪律严明的军营，死者按照生前的身份与血缘关系各就各位。它用最沉默的方式，强化着宗法社会的集体认同与等级观念。
三、春秋战国的变奏：俑的出现与厚葬的竞赛
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葬仪领域也掀起了变革的波澜。
1 “俑”的登场与“以俑代殉”的意义。
以俑（陶俑、木俑、铅俑等）代替真人殉葬，是葬俗史上的一大进步。最早的俑可能模仿殉人，如战国楚墓中的木俑，有的持剑像卫士，有的捧物像侍女。
孔子对此曾有着名的抨击：“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梁惠王上》）孔子认为，用像人的俑殉葬，是残忍心态的开端，因为其本意仍是殉葬。但这恰恰说明，以俑代殉已成为一种被接受的、普遍的替代方案。它既满足了部分贵族延续“死后服务”观念的心理需求，又节约了宝贵的人力，是观念与现实妥协的产物。从人到俑，虽未彻底摆脱“视死如生”的旧框架，但毕竟是用无生命的象征物取代了生命本身，体现了某种程度的进步。
2 封土大墓的兴起与个体意识的萌动。
商和西周早期，墓上通常“不封不树”（没有坟丘，不种树）。春秋以后，高大的封土（坟丘）开始流行，如着名的孔子墓、战国中山王墓等。坟丘的出现，可能有防盗、标识、彰显地位等多重原因，但其视觉效果是强烈的：它让墓葬从一个隐藏于地下的家族节点，变成了一个突出于地表、宣示个人或家族荣耀的纪念碑。这或许反映了在宗法制松动的背景下，家族或个人荣耀感的强化。
3 奢靡厚葬与防盗技术。
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奢靡之风盛行，厚葬竞赛在贵族间展开。随葬品除了传统礼器，增加了更多奢侈品：精美的漆器、玉器、金银器、丝绸、甚至真实货币。这刺激了防盗技术的发展，如积石、积沙、暗箭、伏火等复杂机关。河北平山中山王墓的椁室就有严密的石砌与积石结构。葬仪，成了财富炫耀与技术较量的奇特舞台。
4 地域差异与观念多元化。
不同地区的葬俗差异显着。楚地流行神秘浪漫的漆木器、镇墓兽和帛画（如《人物龙凤帛画》），反映了其独特的鬼神观念。秦国则相对质朴务实，强调军功，墓葬中兵器比例高。这些差异，正是战国时代文化多元性的最后写照。
葬仪的变迁，像一面冷冽的镜子，映照出周代社会从神权血腥到礼制规范，再到礼崩乐坏、个体意识萌发的漫长历程。黄土之下的世界，始终追随着黄土之上的风云变幻。
当最后一抔（pou）黄土覆盖棺椁，当殉人或陶俑在黑暗中定格，生者的世界便与死者的国度划清了界限。然而，对周人而言，这界限并非不可逾越。他们深信，有一整个鬼神的世界，与人间平行且交织。祖先的魂魄需要飨食，山岳河流自有精灵，吉凶祸福可由龟甲兽骨占卜窥探，而一些掌握了特殊技能与知识的人——巫、史、方士——则专职沟通两界。下一章，我们将踏入这片朦胧而活跃的信仰领域，探寻周人的鬼神世界，看祭祀的烟火如何上达天听，占卜的裂纹如何解读命运，而弥漫在空气中的神灵与祖先之灵，又如何深刻地塑造着这个时代的政治决策、社会伦理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