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黄昏。
吉林城已经拿下来了。三天激战，这座东北重镇的城头终于插上了红旗。但代价是惨重的——东集团伤亡近万人，光是主攻东门的部队就损失了三千多。街道上到处都是未清理的瓦砾、烧焦的汽车残骸、还有来不及掩埋的尸体，在深秋的寒风中散发出甜腥的腐臭。
独立师的临时驻地设在城东原国民党第六十军的一个团部大院。院子很大，三进三出，青砖灰瓦，但现在窗户大多被炮弹震碎了，屋顶也开了几个天窗。战士们正在清理院里的垃圾，把国民党留下的文件、报纸、破损的家具堆在空地上烧掉。浓烟滚滚，火光映着一张张疲惫而年轻的脸。
陈锐站在二进院的堂屋里，看着墙上还没撕掉的国民党军“剿匪守则”和“忠勇为国之本”的标语。标语是毛笔写的，字很工整，落款是“民国三十六年八月，六十军一八四师政治部”。如今写字的人不知是死了还是跑了，只留下这些墨迹，在昏黄的夕照里像某种讽刺的遗迹。
“师长，各营的伤亡统计报上来了。”参谋长拿着一叠文件走进来，声音低沉。
陈锐接过，没立刻看。他走到窗前，望着院里来来往往的战士。很多面孔是陌生的——红窑和吉林两场仗打下来，独立师伤亡过半，补充的新兵和解放战士比老兵还多。现在全师满编三千二百人，但真正从威虎山带出来的老底子，不到八百了。
“念吧。”他说。
参谋长翻开文件：“一营，阵亡一百二十七人，重伤六十三人，轻伤不计。二营，阵亡一百零九人，重伤五十八人。三营……阵亡二百零四人，重伤九十一人。其中红窑战斗的老兵占阵亡数的七成。”
陈锐闭上了眼睛。红窑那些熟悉的面孔——李二牛、八连指导员老韩、三营那些光着膀子往坑道里冲的战士——都成了纸上的数字。冰冷的，沉默的，再也不会笑的数字。
“沈部长怎么样？”他问。
“转到后方医院了。腿是保不住了，但命保住了。医生说，修养三个月能下地，但以后……”参谋长没说下去。
陈锐点点头：“通知后勤部，给沈部长安排最好的条件。等他伤好些，任命为师后勤部副部长兼兵工厂长。咱们需要一个懂技术的人坐镇后方。”
“是。”
“还有，”陈锐转身，“阵亡将士的名单，要核对清楚，一个不能错。抚恤金和烈士证，尽快办理。家里有困难的，师里要管。”
参谋长记录下来，犹豫了一下：“师长，还有件事。新补充的解放战士里，有些情绪不太稳定。昨天三营有个原国民党兵，半夜偷偷跑出去，说要回老家，被哨兵拦回来了。一调查，他家在锦州，现在还在国民党手里。”
“思想工作要跟上。”陈锐说，“但不能急。这些人昨天还是我们的敌人，今天就成了同志。转变需要时间。告诉各营教导员，多谈心，少说教。他们也是穷人出身，也是被抓壮丁抓来的，要让他们明白为谁打仗。”
“明白。”
参谋长离开后，陈锐终于翻开那叠伤亡统计。一个个名字，有的他认识，有的不认识。年龄一栏，大多是十八到二十五岁。籍贯一栏，山东、河北、河南、东北各地都有。最后一栏，“家庭情况”，很多写着“父母在堂”、“有妻儿”、“独子”。
他看得很慢，每一个名字都停顿几秒，像是在心里默哀。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屋里没有点灯，只有余烬的微光映着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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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师部厢房。
赵守诚还没睡，就着油灯在写政治工作总结。他的左臂伤还没好利索，写字时得用右手托着左手手腕。字迹有些歪斜，但一笔一划很认真。
门被轻轻推开，陈锐端着一碗热汤进来。
“老赵，还没歇着？”
“马上就完。”赵守诚抬起头，揉了揉发酸的眼睛，“你也没睡？”
陈锐把汤放在桌上，在对面坐下：“睡不着。白天去看了一圈驻地，新兵太多了，队都站不齐。有的连解放战士占一半，语言不通，习惯不同，训练都成问题。”
“慢慢来。”赵守诚接过汤碗，是白菜豆腐汤，飘着几点油星，在深秋夜里冒着热气，“我刚参加革命时，也是从新兵过来的。那时在江西，我们一个班八个人，有四个是白军俘虏转化的。开始也别扭，但一起打了几仗，一起啃过树皮，一起睡过草窝，就成兄弟了。”
陈锐沉默了一会儿：“老赵，你说咱们这么打，到底值不值？”
赵守诚放下碗，看着他：“老陈，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就是……看着那些新兵，大多不到二十岁。本该在家种地、娶媳妇、生娃，现在却端着枪，不知道明天是死是活。”陈锐的声音很低，“咱们打下一座城，死几千人。国民党守一座城，也死几千人。死的都是中国人，都是穷苦人。”
赵守诚没立刻回答。他端起碗，把剩下的汤喝完，擦了擦嘴，才缓缓说：“老陈，我1927年参加革命，今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我看着多少同志倒下？数不清了。我有个表弟，和我一起参加红军，1934年死在湘江，尸首都没找到。我有个战友，长征时过雪山，冻掉了十根脚趾，后来在山西打鬼子，被毒气毒瞎了眼睛，去年在延安病死了。”
他顿了顿，眼睛在油灯光里闪着微光：“你说值不值？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不打，这个国家就永远是这样——军阀混战，外国欺辱，老百姓饿死都没人管。咱们打仗，不是为了多死几个人，是为了以后少死很多人。是为了咱们的孩子，咱们的孙子，能在一个不用打仗的国家里长大。”
陈锐没有说话。他想起前世2025年的中国，那个虽然还有种种问题，但至少没有战乱、大多数人能吃饱穿暖的国家。那是无数个沈弘文、李二牛、老韩用生命换来的。
“你说得对。”他最终说，“只是有时候……还是会难过。”
“难过就对了。”赵守诚拍拍他的肩膀，“不难过，就不是人了。但难过归难过，仗还得打。这就是咱们这一代人的命。”
窗外传来哨兵换岗的口令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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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八日，上午。
一份加密电报送到了师部。
陈锐和赵守诚一起译电。电文很长，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直接下达的命令：
“鉴于独立师在红窑、吉林战役中表现突出，经总部研究决定，松江支队正式升格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一师，下辖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直属特务营。陈锐任师长，赵守诚任政委。命你部于十一月五日前完成整编，开赴辽西地区，参加秋季攻势第二阶段作战……”
后面是详细的编制表、装备补充清单、行军路线。
“炮兵团……”赵守诚有些激动，“咱们有炮兵团了！”
陈锐仔细看着装备清单：十二门日制九二式步兵炮、八门美制七五无后坐力炮、四门苏制七六点二毫米山炮（估计是从关东军手里缴获的），还有配套的炮弹、牵引车。这是他们从未有过的重火力。
“总部这是要把咱们当主力用了。”陈锐说。
“是啊。”赵守诚感慨，“从长白山里的游击队，到现在的独立师……两年半，像做梦一样。”
陈锐没有接话。他看向窗外，院子里新兵正在操练，口令声稚嫩而响亮。这些年轻人大多不知道，他们即将加入的这支部队，曾经只有几十个人，在零下三十度的林海雪原里和鬼子周旋，用土造的手榴弹和缴获的三八大盖，一点一点打出今天的局面。
“通知各团，下午开整编动员大会。”陈锐说，“还有，让后勤处准备一下，今天给全师改善伙食。有肉的加肉，没肉的至少让兄弟们吃顿饱饭。”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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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动员大会在城东大操场举行。
三千多人黑压压站成方阵，新发的棉军装还有些不合身，但精神面貌比前几天好多了。旗手举着刚刚授下的独立第一师军旗——红底，左上角黄色五角星，中间“独立第一师”五个大字。旗在秋风里猎猎作响。
陈锐站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看着台下那些年轻的面孔。他想起自己刚穿越到1934年湘江战场时，也是站在一群红军战士面前，那时他们浑身是血，眼里却有不屈的光。现在，那支残兵已经壮大成一支真正的主力部队了。
“同志们。”他对着铁皮喇叭开口，声音传遍操场，“今天，咱们独立师正式成立了！”
掌声雷动，很多新兵激动得脸都红了。
“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从山东一路打到东北的老八路，有在长白山跟鬼子周旋三年的抗联战士，有刚放下锄头参军的翻身农民，也有……”他顿了顿，“也有昨天还在国民党那边当兵的兄弟。”
台下安静下来，一些解放战士低下了头。
“但我今天要说的是——”陈锐提高了声音，“不管你们从哪里来，不管你们过去是什么人，从今天起，你们只有一个身份：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师的战士！”
他走下主席台，走到方阵前，看着那些还有些忐忑的面孔：“咱们这支部队，是从山里打出来的。最困难的时候，十几个人分一个土豆，零下三十度穿着单衣跟鬼子拼命。为什么？因为咱们相信，这个国家不该总是这样——富人花天酒地，穷人饿死街头；中国人打中国人，让外国人在旁边看笑话！”
“咱们打仗，不是为了当官发财，是为了让咱们的爹娘、咱们的兄弟姐妹、咱们的子孙后代，能活得像个人样！能堂堂正正地说：我是中国人！”
掌声再次响起，比刚才更热烈。一些解放战士抬起了头，眼里有了光。
陈锐回到台上：“整编之后，咱们就要开赴辽西，打更大的仗。可能会死，会受伤。但我要告诉你们，在独立师，没有白死的兵！每一个牺牲的同志，名字都会刻在功劳簿上，家里会有抚恤，子女会有人管！活着回来的，等革命胜利了，咱们一起建设新中国，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
“有没有信心？！”
“有！有！有！”三千多人的吼声震天动地。
大会结束后，各团带回驻地。陈锐正要离开，一个年轻的通讯员跑过来：“师长，有您的信！从威虎山转过来的！”
陈锐接过。是一个粗布缝的小包，捏了捏，里面除了信好像还有别的东西。他走到操场边的槐树下，就着傍晚的光线拆开。
信是关秀云写的。字迹不太工整，有些笔画歪歪扭扭，但写得很认真：
“陈锐同志：见字如面。威虎山一切都好，乡亲们分了地，今年收成不错。妇女队又做了三千双军鞋，已托后勤队的同志带往前线。你送我的钢笔，我每天都在用，学着写字，现在已经能写简单的信了。山上的达子香又开了，比往年更红。大家都很挂念你们，盼你们打胜仗，也盼你们平安。望君珍重，盼早日相见。关秀云，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五日。”
信里还夹着一双鞋垫，粗布纳的底，用红线绣着简单的花纹——是一对鸳鸯，绣工不算精细，但很用心。还有一小包炒熟的松子，用油纸包着，打开还能闻到香味。
陈锐站在树下，很久没动。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满是弹坑的操场上。远处传来战士们开饭的喧闹声，炊烟袅袅升起，融进暮色里。
他把鞋垫和松子小心收好，信折起来，贴身放在军装内袋里。那里已经有一封信了，是沈弘文截肢前托他转交给关秀云的——现在看来，不用转了。老沈会活下来，会见到他想见的人。
至少，这是一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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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十一月一日。
独立师整编基本完成。三个步兵团按新编制运转起来，炮兵团还在熟悉装备，但已经能进行简单的协同训练。师部成立了作战科、侦察科、通讯科、后勤科，有了正规部队的模样。
上午，陈锐正在和炮兵团团长研究火力配置图，周正阳敲门进来。
“师长，总部保卫部转来的情报。”他递过一个密封的信封。
陈锐拆开，里面只有一张纸条，是特派员“青松”的笔迹：
“李默案已结，但其上线‘壁虎’仍未落网。据悉，‘壁虎’近期活动频繁，可能与辽西战役有关。另，关于楚天明：据内线消息，楚已被秘密转移至锦州，软禁于其旧部某处。国民党特务机关仍在追查其‘通共’证据。时机若到，或可营救。慎之。”
陈锐把纸条在油灯上烧掉，看着灰烬飘落。
“壁虎”还在。李默死了，但真正的幕后黑手仍然隐藏在暗处，像一条毒蛇，随时可能咬人。而楚天明……锦州，那是辽西战役的下一个目标。
“师长，”周正阳低声说，“咱们去辽西，会不会……”
“会。”陈锐打断他，“一定会遇到。‘壁虎’在等着我们，楚天明也在等着我们。还有几十万国民党军，都在等着。”
他走到地图前，看着辽西那片广袤的平原。那里即将成为决定东北命运的主战场。而独立师，这支从山里打出来的部队，将第一次以正规主力的身份，参与这种规模的决战。
“通知各团，明天凌晨五点，准时出发。”陈锐说，“行军序列按预定方案。告诉战士们，轻装简从，但武器弹药一样不能少。这一路，不会太平。”
“是！”
周正阳离开后，陈锐独自站在地图前。他的手指划过从吉林到辽西的行军路线，要穿越国民党控制区二百多里，沿途有据点、有巡逻队、有潜伏的特务。这是一次真正的远征，也是一次真正的考验。
傍晚，他去了一趟后方医院。
沈弘文已经能坐起来了，靠着被子，正在一个小本子上画着什么。看到陈锐，他笑了：“团长……不，现在该叫师长了。”
“老沈。”陈锐在床边坐下，“怎么样？”
“好多了。”沈弘文拍拍空荡荡的左腿裤管，“就是还有点不习惯。总觉得腿还在，晚上做梦还能跑能跳。”
陈锐看着他明显消瘦的脸，心里发酸：“等你能下地了，就去兵工厂。咱们需要你。”
“我知道。”沈弘文把本子递过来，“这几天躺着没事，我把火箭筒的图纸补完了。你拿去，找个懂机械的同志，应该能造出来。虽然比不上美国的‘巴祖卡’，但打地堡、打装甲车，够用了。”
陈锐接过本子，翻开。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图纸和计算公式，每一页都工工整整，连一个涂改的墨点都没有。这就是沈弘文，哪怕只剩半条命，还在想着怎么让部队少死几个人。
“老沈，”陈锐突然说，“等革命胜利了，你想做什么？”
沈弘文愣了愣，想了想：“我啊……想办个学校，教孩子们学物理、学化学。咱们国家太缺科学家了。你呢？”
“我？”陈锐看向窗外，暮色中的吉林城，有些地方还有未散的硝烟，“我想……去看看大海。我还没见过真正的大海。”
两人都笑了。很轻的笑，在病房昏黄的灯光里，像一缕微风。
“会的。”沈弘文说，“都会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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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日，凌晨四点。
独立师在吉林东门外集结完毕。三千多人，二百多辆大车（装载弹药和补给），几十匹驮马，在黎明前的黑暗里静默地等待着。
陈锐骑马巡视部队。经过三营时，他看到一个年轻战士——最多十八岁，脸上还带着稚气，但握枪的姿势已经很标准了。战士看到他，紧张地挺直腰板。
“多大了？”陈锐勒住马。
“报告师长，十八！”
“家哪的？”
“山东沂蒙！”
“想家吗？”
战士犹豫了一下，用力点头：“想！但俺爹说了，不打跑反动派，回家也没好日子过！”
陈锐拍拍他的肩：“好好打，等胜利了，风风光光回家。”
“是！”
巡视一圈，回到师部位置时，赵守诚已经在了。他左臂还吊着，但坚持要骑马行军。
“都准备好了。”赵守诚说。
陈锐看了看怀表：四点三十分。东方天际已经泛起鱼肚白，远山轮廓渐渐清晰。
“出发。”
命令一级级传下去。没有欢呼，没有口号，只有整齐的脚步声和车轮辘辘声。三千多人的队伍像一条沉默的巨蟒，在晨曦中缓缓向西蠕动。
陈锐骑马走在队伍最前。晨风吹在脸上，带着深秋的寒意。他回头看了一眼吉林城——那座用鲜血换来的城市，在晨光中渐渐远去。
前方，是辽西平原，是更广阔的战场，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决战。
他知道，这一去，很多人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但他也知道，这是必须走的路。就像赵守诚说的，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命。
队伍渐行渐远，消失在晨雾里。
远处的地平线上，朝阳正在升起，把天空染成血一样的红色。
新的一天开始了。
新的战役，也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