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略性产业安全协调办公室设在西长安街一栋不起眼的灰色大楼里，七层，占半层楼。秦赐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十五平米，一张办公桌、两个书柜、一套沙发，窗外能看到老胡同的屋顶。
他到任的第一天，办公室主任老张——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的老同志——带他熟悉环境。
“秦主任，咱们这儿刚成立，人手紧张。目前正式编制就八个人，加上借调的，一共十五个。”老张说话慢条斯理，“办公经费也有限，今年预算就三百万，大头还要留给各地的调研差旅。”
秦赐点头表示理解。他知道，这种新设机构，一开始都是这样。
“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部里下的文。”老张递过来一份文件，“协调五省七市开展‘战略性产业安全清查行动’。首批清查领域：新能源电池、高端芯片、生物医药。要求三个月内完成初步排查，半年内建立风险台账。”
秦赐翻开文件。任务清单很长，但支持条款很少。没有执法权，没有审批权，只有“协调建议权”。
“也就是说，我们只能看，只能提建议，不能动真格的？”
老张苦笑：“基本上是这样。但文件里也说了，‘遇重大风险，可报请上级协调处置’。”
那就是要自己争取了。秦赐心里有数。
下午两点，第一次部际协调会在大楼三层的会议室召开。到会的有关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商务部、国安部等八个部委的代表，大多是处长级别。
会议开始后，秦赐简要介绍了清查行动方案。他讲得很务实，用了东江和西江的案例，说明产业安全风险的真实性和严峻性。
但回应很冷淡。
发改委的处长第一个发言：“秦主任，您的案例确实值得重视。但我们也要考虑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外资信心很重要。如果清查行动搞得风声鹤唳，吓跑了外资，这个责任谁来担？”
工信部的代表附和：“是啊。而且技术合作本身是双向的，我们在引进外资技术的同时，也输出了市场和管理经验。不能因为个别案例，就否定整个开放政策。”
科技部的女处长说话温和些，但意思差不多：“我理解安全的重要性，但也要把握度。过度保护可能反而阻碍创新，这个在学术上是有研究的。”
会议开了两个小时，基本是秦赐在说，其他人在听，然后委婉地表示“需要进一步研究”“要平衡考虑”“建议稳妥推进”。
散会后，秦赐回到办公室，站在窗前看着胡同里玩耍的孩子。
老张敲门进来，端了杯茶：“秦主任，别往心里去。部委有部委的考量，他们肩上担着整个行业的发展指标，谨慎点是正常的。”
“我明白。”秦赐转身，“老张，您在部委工作多少年了？”
“三十一年。”
“那您觉得，他们是真的不重视安全，还是有什么别的顾虑？”
老张沉默了一会儿，压低声音：“秦主任，我跟您说句实在话。部委之间，也是有竞争的。比如说，工信部要完成‘制造业利用外资增长百分之十’的年度目标，商务部要完成‘稳外资’的任务，科技部要达成‘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数量’的指标。这些指标，都跟外资有关。您这时候大张旗鼓搞清查，等于是在给他们添堵。”
秦赐懂了。不是不重视安全，而是在考核指标面前，安全被排在了后面。
“那该怎么办？”
“两条路。”老张伸出两根手指，“第一，找更高层的支持，把安全指标的权重提上去；第二，从小处突破，做出实实在在的案例，用事实说话。”
秦赐选择了第二条。
他用了三天时间，逐一拜访了会上发言的几位处长。不谈大道理，就谈具体问题：新能源电池的能量密度数据泄露，可能导致整个行业的技术路线被预判；芯片设计图纸外流，可能让对手提前布局专利壁垒；生物医药的临床试验数据被窃，可能让数亿研发投入打水漂。
他带着周影整理的数据和案例，一个一个地谈。
效果开始显现。第四天，工信部那位处长主动打来电话：“秦主任，您上次说的案例，我跟领导汇报了。领导指示，可以选一两家典型企业试点，但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影响企业正常经营。”
“明白。就从辽东省那家德资电池厂开始，怎么样？”
“可以。但一定要依法依规，证据确凿。”
有了工信部的支持，秦赐第二天就带队飞往辽东。
辽东省经济厅的接待很客气，但态度很明确：“秦主任，这家德企是我们省的重点外资项目，投资二十亿欧元，解决就业三千人。省领导很重视。”
“我们不是要关停它，是依法检查。”秦赐出示了工信部的协调函，“如果没问题，正好还它一个清白。”
检查进行得并不顺利。企业很配合，但提供的都是表面资料。真正的技术数据、财务流水、境外传输记录，都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提供。
秦赐早有准备。他让周影团队从外围切入，分析该企业的网络流量特征。同时协调海关，调取该企业近三年的进出口数据。
三天后，异常出现了。
该企业每月定期向德国总部传输大量数据，名义是“技术交流”，但数据包大小异常，远超正常技术文档的体积。更可疑的是，传输时间都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且使用了非标准的加密协议。
“这是典型的数据外传特征。”周影在电话里说，“但光有流量特征还不够，需要内容证据。”
突破口来自海关。数据显示，该企业近三年进口了大量“实验耗材”，但出口的成品电池数量，与耗材消耗量严重不匹配。差额部分，价值约三亿元人民币的原材料，去向不明。
秦赐约谈了企业中方副总。对方起初咬定是“生产损耗”，但在详实的海关数据面前，终于松口：“有一部分……是用于德国总部的研发实验。这是技术合作的一部分。”
“合作协议呢？”
“是……是口头协议。”
秦赐把情况通报给辽东省经济厅。这次，对方的态度变了。
“秦主任，我们会严肃处理。”
联合调查组很快成立。在税务部门的配合下，查实该企业通过“技术咨询费”名义，三年间向境外转移利润八亿元，涉嫌逃税一点二亿元。而在国安部门的介入下，进一步发现该企业违规收集了七家国内电池企业的技术数据，打包传回德国。
案件曝光后，舆论哗然。原先持观望态度的部委，纷纷表态“支持依法查处”“维护产业安全”。工信部更是以此案为契机，出台了《新能源汽车电池行业数据安全管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