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室成了红旗厂临时的“心脏”，也是最煎熬的囚笼。
为了提高投影光刻的效率，沈恒提出了一个看似聪明的方案：制作尺寸更大的渐变图案原稿，一次覆盖更大的感光薄膜面积，甚至尝试多片同时曝光。他和林爱国又熬了两个通宵，画出了一张四开大小的超精细渐变线条图。但投影放大倍率调整后，边缘畸变和光照均匀性问题像幽灵一样浮现。镜头边缘的像差使线条扭曲，光源中心的亮斑与四周的暗淡导致曝光不均。
“调焦距、加匀光片、手动遮挡……”林爱国尝试了各种土办法，收效甚微。更雪上加霜的是，新一批采购的国产光刻胶到了，价格便宜了三分之一，但批次稳定性极差。第一次使用，按照原来的显影时间操作，一半薄膜图案未完全显影，线条粘连；另一半却显影过度，细线断裂。
“停！全部停下！”沈恒看着显微镜下报废的几十片样品，脸色煞白。这些样品用的基材和前期处理都非常珍贵，是准备交付红光厂和用于姜工方向探索的。压力和连轴转的疲劳让他太阳穴突突直跳。“这胶……参数完全变了！每一批都要重新摸条件！”
暗室里的气氛降到冰点。摸索新胶的工艺参数意味着又要消耗时间和材料，而他们最缺的就是这两样。沈恒把自己关在暗室里，一遍遍试验曝光时间和显影液浓度，记录着杂乱的数据，眼底布满血丝。林爱国送饭进去，看到他对着显微镜发呆，手里捏着一片显影过度、线条残破的样品。
“爱国，”沈恒声音沙哑，“我们是不是太冒进了？用这么不稳定的材料，这么简陋的方法，去够一个本不属于我们的精度……”
林爱国拍了拍他的肩膀：“记得我们最早用蜡烛熏玻璃吗？那时候更简陋。问题不在方法简陋，在于我们还没摸透它的脾气。胶不好，我们就把它当最难的考题。解开了，以后就再不怕换胶。”
楚云飞的办公室里，气氛同样凝重。姜工方面发来的《联合预研合作框架协议（草案）》足足有二十多页，楚云飞和特意请来的律师朋友逐字逐句研究了一个下午。
经费支持额度确实让人心动，足以缓解厂里很多燃眉之急。但条款的复杂性远超普通加工合同。尤其是知识产权部分，用了大量“背景知识产权”、“前景知识产权”、“改进技术”、“衍生权利”等术语。核心陷阱在于：协议要求红旗厂将“与合作目标相关的、在本协议生效前已拥有的所有技术信息、专有技术、数据等”作为“背景知识产权”纳入合作基础，供项目“无偿使用”；而项目产生的一切“前景知识产权”，原则上归双方共同所有，但姜工方拥有优先的、排他的免费实施许可，并且拥有主导后续商业化的决定权。
“这意味着，”律师推了推眼镜，“我们要把自己在渐变薄膜、甚至可能包括之前各向异性探索的老底都交出去，成为‘共同财产’。将来这个项目万一出了重大成果，主导权也在他们手里。而如果项目失败，我们被‘共享’出去的技术却拿不回来了。更微妙的是，‘相关’这个词定义模糊，他们可能解释得很宽泛。”
楚云飞眉头紧锁：“他们看中的，恐怕不只是我们未来的想法，还有我们之前积累的‘土法’经验数据。这些数据在我们看来不成熟，在他们眼里可能是宝贵的‘本土工艺参数库’。”
“没错。这是典型的‘技术吸收’条款，常见于实力不对等的研发合作中。强势方用经费吸引弱势方敞开技术库，同时锁死未来成果。”律师点头，“签了，短期内有钱活命，但可能丢了长远发展的根。”
楚云飞揉着眉心。一方面是急需的研发资金和接触前沿课题的机会，另一方面是可能被掏空核心积累的风险。这个决定，不好下。
赵师傅的“变废为宝”计划，果然遇到了波折。小铸造厂那边打来电话，语气很冲：“老赵，你们那批‘填料’怎么回事？湿度严重不均！这边一包干得扬尘，那边一包能捏出水！我们浇铸时水分汽化，导致铸件有气孔，废了好几炉！这批货我们全退！损失你们得赔！”
赵师傅急忙赶过去查看，发现问题是出在自家的简易烘干和筛分环节。烘干靠的是改造的旧锅炉余热，温度控制不精准，不同位置的物料干湿差异大；筛分也是人工操作，粗细不均。本以为能省事省钱，结果惹来了质量纠纷和潜在赔偿。
“楚工，是我没弄好，把好事办砸了。”赵师傅一脸愧疚。
楚云飞没有责怪，反而冷静分析：“这事暴露了我们‘资源化’的粗放。不能只满足于‘送出去’，得把它当成一个正经产品来做，哪怕不赚钱，也要有稳定标准。不然就不是化废为宝，是转嫁风险。”
他们紧急商议，决定挤出一点资金，改造一个简易的带温度计和翻动装置的烘干箱，并制定了简单的含水率和粒度检测方法。楚云飞亲自带着赵师傅和检测数据，去铸造厂道歉、沟通，承诺免费提供一批处理达标的新料，并协助分析气孔原因（发现主因还是铸造厂自身工艺控制问题）。诚恳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案，最终化解了纠纷，铸造厂同意继续合作，但要求严格按新标准供货。
这场小危机让楚云飞更加明确：即使是处理废物，也要有“产品思维”和“标准意识”，这才是可持续的循环经济。
林爱国那篇题为《于简陋处见真章：本土柔性电子制造中的“土法智慧”初探》的文章，在那家科技期刊上发表了。文章没有透露具体工艺细节，而是着重讲述了在缺乏高端设备条件下，如何通过分析问题本质、改造现有工具、结合跨领域经验（如美术、摄影）来逼近技术目标的思路历程，并坦承了当前遇到的效率和稳定性瓶颈。
文章在业内小圈子激起了一些涟漪。有人点赞，认为实事求是，有益启发；也有人嗤之以鼻，评论“手工作坊式的挣扎，难登大雅之堂”，“鼓吹土法不利于产业升级”。这些声音林爱国都看到了，他心态反而平和：“至少，我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意外的访客随之而来。两家国内颇有实力的材料企业——一家主营特种涂料，另一家涉及柔性电路基材——先后联系并派人来访。他们参观了简陋但“脑洞大开”的产线，仔细询问了技术细节和市场方向。接待时，楚云飞和林爱国保持了必要的开放和谨慎。
两家企业都表达了投资或收购的兴趣，开出的条件听起来相当优厚。特种涂料企业希望将红旗厂的渐变薄膜技术融入其功能涂层体系；柔性基材企业则看中了其低成本图形化工艺对基材处理的潜在价值。
“收购后，团队可以整体进入我们研发中心，待遇从优，继续深化研究。”对方的代表抛出诱人条件。
厂里人心再度浮动。有人觉得这是“上岸”的好机会，大树底下好乘凉；有人担心被收购后失去自主权，技术被雪藏或拆解。楚云飞和林爱国压力巨大。这些“橄榄枝”背后目的究竟是为了技术、人才，还是为了消除潜在竞争对手？优厚条件是否伴随着苛刻的对赌或业绩承诺？他们需要时间仔细研判。
就在这纷乱之际，红光厂那边传来了好消息。用改进后的投影光刻（尽管效率低）制作的高质量渐变薄膜样品，经过严格测试，性能完全达到甚至部分超过了预期！红光厂技术总监亲自打来电话，高度赞扬，并确认了首批正式订单。同时，对方提出了更进一步的“战略合作”构想：希望与红旗厂建立长期独家或优先合作关系，共同开发针对特定应用的系列渐变薄膜产品。红光厂愿意提供部分设备升级资金和稳定的订单保障，但要求红旗厂必须扩大产能，建立更规范的质量管理体系，并接受红光厂派员进行“技术协同与生产督导”。
这既是巨大的机遇——稳定的订单和资金注入；也意味着更深的捆绑和自主权的让渡。红光厂的“管控”会到什么程度？会不会逐渐变成对方的附属车间？
楚云飞召集核心人员开会讨论。红光厂的方案相对务实，风险可见；而另两家企业的邀约则更像资本运作，前景与风险皆不明朗。姜工那边的预研则像一场豪赌，可能一飞冲天，也可能血本无归。
多条道路摆在眼前，每条都充满诱惑和荆棘。红旗厂再次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会议散后，林爱国回到暗室，想再试试调整光刻胶工艺。他拿起一片白天沈恒试验时报废的、因显影不均而导致图案严重残缺的样品，心烦意乱地把它放到一个用于测试简单吸波特性的自制腔体里（这是受姜工课题启发，自己搭着玩的）。接通扫频信号源，观察示波器上的反射波形。
忽然，他愣了一下。在某个特定的频率点附近，反射信号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深谷，衰减效果比他们精心设计的渐变图案样品在某些频段还要好！
他赶紧换了几片不同显影缺陷的报废样品测试，发现并非所有“废片”都有此效果，但某些具有随机、不规则残存图案的样品，在特定频段确实表现出优异的吸波特性。
“非设计……随机结构……毫米波……”林爱国脑海里闪过一些文献中提到的“随机超表面”或“无序结构吸波体”的概念。难道，因工艺失控而产生的“缺陷”，阴差阳错地形成了一种对特定频率有效的随机谐振结构？
他立刻叫来沈恒。两人盯着那些原本要被丢弃的“废品”，眼中重新燃起光芒。难道，在苦苦追求精密可控的“设计”之路旁边，还存在着一条拥抱一定程度“随机”和“不确定”的另类路径？这能否与姜工提出的“动态可重构”需求产生某种奇特的联系？比如，利用可控的“工艺扰动”来产生可变的随机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