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大唐王朝的历史比作一场跌宕起伏的大戏，那“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绝对是两场让主角差点当场退场的危机。而在这两次生死关头，远在西南的成都，就像一个“安全屋”，先后接住了仓皇出逃的唐玄宗和唐僖宗。这两位皇帝躲进蜀地的经历，被后人称作“二帝入蜀”。看似只是皇帝跑路的故事，背后却藏着成都为啥能成为大唐“救命稻草”的深层原因，也道尽了盛极一时的唐王朝，是如何一步步从巅峰滑落，只能靠西南一隅续命的。
今天就用大白话跟大家掰扯掰扯这“二帝入蜀”的来龙去脉，你会发现，这不仅是一段皇帝避难的历史，更是看懂唐代成都地位、甚至整个大唐兴衰的关键。
一、先搞懂：为啥偏偏是成都？不是长安周边的其他城市？
要聊二帝入蜀，得先弄明白一个问题：大唐的都城在长安，周边还有洛阳、凤翔这些城市，为啥唐玄宗和唐僖宗跑的时候，都齐刷刷盯上了千里之外的成都？这可不是随便选的，成都能成为大唐的“战略大后方”，早就是注定的事。
首先，成都有钱，是大唐的“钱袋子”。
唐代有个特别有名的说法，叫“扬一益二”，意思是扬州的经济排第一，益州（就是成都）排第二。能跟扬州这种靠着大运河、盐铁贸易富得流油的城市比肩，成都的家底绝对不一般。蜀地自古就是天府之国，都江堰修完之后，成都平原就成了“旱涝保收”的粮仓，种出来的粮食能养活一大帮人。除了粮食，成都还有两大“王牌产业”：蜀锦和井盐。蜀锦那可是皇家御用的宝贝，色彩鲜艳、工艺精湛，不仅在国内卖得火，还能通过丝绸之路卖到西域，赚回大把的真金白银；井盐则是老百姓生活的必需品，蜀地的盐井产量高、质量好，光是盐税就给朝廷贡献了不少收入。
有钱还不算，成都的交通还“易守难攻”。
成都被群山环绕，北边是秦岭，东边是大巴山，南边是云贵高原，西边是青藏高原，相当于天然的“围墙”。想打进成都，得翻山越岭，道路崎岖，古代打仗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敌军想长途奔袭打成都，光是后勤补给就能把他们拖垮。而从长安到成都，虽然也远，但有几条相对安全的驿道，皇帝跑路的时候，能沿着驿道慢慢走，不用担心半路被敌军追上。
还有一点，成都离长安不算太远，又不算太近。
离得太远，皇帝就没法及时掌握中原的情况，相当于彻底跟朝廷脱节；离得太近，又容易被叛军的兵锋波及。成都的距离刚刚好，既能躲开叛军的直接威胁，又能通过驿道和中原保持联系，等叛军势头弱了，还能再打回去。
另外，蜀地的百姓对唐王朝的认同感还挺强。
从秦汉开始，蜀地就一直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经过几百年的融合，当地的世家大族和百姓都认可李唐的统治。不像一些边疆地区，动不动就闹独立。皇帝跑到这里，能得到当地官员和百姓的支持，不用担心里应外合的风险。
所以说，成都就像为大唐量身定做的“避难所”：有钱、有粮、有险可守、还有民心，换谁是皇帝，跑路的时候都会先想到这儿。
二、唐玄宗入蜀：安史之乱里的仓皇出逃，成都成了临时“陪都”
先说说第一个跑回成都的皇帝——唐玄宗李隆基。这位皇帝可是个“双面人”，年轻时开创了“开元盛世”，把大唐推到了巅峰；晚年却沉迷酒色、宠信杨贵妃和杨国忠，把朝政搞得一塌糊涂，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
1 安禄山造反，长安瞬间变“危城”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率领十五万大军造反。这时候的大唐，已经几十年没打过大规模的仗了，军队战斗力早就不行了。安禄山的叛军一路势如破竹，短短几个月就攻下了洛阳，直逼潼关。
潼关是长安的东大门，一旦失守，长安就无险可守。唐玄宗一开始还不信安禄山能打到长安，等叛军真的兵临潼关，他才慌了神。当时守潼关的是老将哥舒翰，哥舒翰认为潼关应该坚守，等叛军粮草耗尽再反击。但杨国忠怕哥舒翰立功之后威胁自己，就撺掇唐玄宗下令让哥舒翰主动出击。哥舒翰没办法，只能哭着带兵出关，结果中了叛军的埋伏，全军覆没，潼关失守。
潼关丢了的消息传到长安，整个都城都炸锅了。老百姓纷纷收拾东西跑路，官员们也各自逃命，唐玄宗这才意识到，长安是待不下去了。
2 马嵬坡之变，杨贵妃成了“替罪羊”
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三日凌晨，唐玄宗带着杨贵妃、杨国忠，还有一些皇子、公主和亲信大臣，偷偷从长安的延秋门出逃，连文武百官和老百姓都没通知。一行人一路向西，走得特别狼狈，连吃的都没有，只能靠当地百姓送点粗粮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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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马嵬坡（今陕西兴平）的时候，随行的士兵又累又饿，怨气冲天。他们认为，安史之乱都是杨国忠搞出来的，要是不杀了杨国忠，这趟跑路也没个头。于是士兵们哗变，先杀了杨国忠，然后又围住唐玄宗的营帐，要求处死杨贵妃。
唐玄宗当时都快哭了，他舍不得杨贵妃，但士兵们情绪激动，不杀杨贵妃，队伍可能就散了。无奈之下，唐玄宗只能赐杨贵妃白绫，让她在马嵬坡的佛堂里自缢身亡。这就是有名的“马嵬坡之变”，一代美人就这么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杀了杨国忠和杨贵妃之后，士兵们的情绪才平复下来，队伍继续向西走。这时候，大家对于往哪走产生了分歧：有人想去凤翔，有人想去太原，还有人想去蜀地。唐玄宗本来有点犹豫，但杨国忠之前当过剑南节度使（蜀地的最高长官），蜀地有他的旧部，而且蜀地安全，所以他最终决定，去成都！
3 一路颠沛到成都，成都成了“南京”
从马嵬坡到成都，这一路走得更是艰难。当时天下大乱，到处都是盗贼和叛军，唐玄宗一行人只能走小路，有时候甚至要徒步翻山越岭。随行的官员和宫女也跑了不少，等到了成都的时候，原本浩浩荡荡的队伍，只剩下一千多人。
成都的官员早就接到了消息，提前准备好了行宫和粮草。唐玄宗到了成都之后，终于松了一口气，总算不用再担惊受怕了。为了表示对成都的重视，也为了给自己壮声势，唐玄宗下令把成都定为“南京”，和长安的“西京”、洛阳的“东京”并列。这一下，成都从西南的一座普通城市，变成了大唐的临时都城。
唐玄宗在成都待了快一年，这段时间里，他的儿子唐肃宗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登基，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唐肃宗重用郭子仪、李光弼等大将，开始反击安禄山的叛军。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同年十二月，唐玄宗从成都出发，返回长安。
虽然唐玄宗在成都只待了一年，但这次入蜀，让他躲过了安史之乱最危险的时期，也让唐王朝有了喘息的机会。如果没有成都这个避难所，唐玄宗可能早就被叛军抓住，大唐的历史可能就要提前改写了。
三、唐僖宗入蜀：黄巢起义里的二次逃难，成都撑了大唐四年
如果说唐玄宗入蜀是大唐第一次“大难临头”，那唐僖宗入蜀就是大唐的“回光返照前的续命”。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虽然勉强保住了江山，但已经元气大伤，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农民起义不断，到了唐僖宗的时候，大唐已经成了一个“空架子”。
1 黄巢起义，比安史之乱更致命
唐僖宗李儇是个典型的“昏君”，他十二岁登基，根本不懂怎么治理国家，把朝政全都交给了宦官田令孜。田令孜仗着皇帝的宠信，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搞得百姓怨声载道。再加上当时关东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而官府还在催缴赋税，走投无路的百姓只能揭竿而起。
乾符元年（874年），王仙芝在濮州（今山东鄄城）起义，黄巢随后响应。黄巢是个盐贩子出身，很有军事才能，他率领的起义军一路南下，先后攻占了杭州、广州，然后又掉头北上，直逼长安。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的起义军攻破潼关，长安再次陷入危机。
2 比唐玄宗还狼狈的出逃
唐僖宗得知潼关失守的消息后，吓得魂飞魄散。他根本来不及通知文武百官，只带着几个皇子、公主和宦官田令孜，偷偷从长安的金光门出逃。这次出逃比唐玄宗那次还要狼狈：唐玄宗至少还带了一些大臣和宫女，而唐僖宗身边只有几百个神策军护卫，连食物和衣物都没带够。
一行人一路向西，走到宝鸡的时候，遇到了大雪，道路被封，士兵们又冷又饿，纷纷逃散。唐僖宗只能靠着当地百姓的接济，勉强往前走。这时候，田令孜建议唐僖宗去成都，理由和当年杨国忠一样：蜀地安全，而且剑南节度使陈敬瑄是田令孜的哥哥，能保障皇帝的安全。唐僖宗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点头同意。
从宝鸡到成都，这一路更是险象环生。当时蜀地也不太平，到处都是盗贼和叛军的余部，唐僖宗一行人好几次差点被打劫。有一次，他们走到半路，被一群盗贼围住，幸好陈敬瑄派来的援军及时赶到，才救了唐僖宗一命。
光启元年（885年）正月，唐僖宗终于抵达成都。这时候的他，已经从一个养尊处优的皇帝，变成了一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流浪汉”。成都的官员虽然提前做了准备，但因为唐僖宗来得太突然，行宫的物资也很匮乏，就连皇子公主们都只能靠步行，吃的都是粗茶淡饭。
3 成都撑了四年，大唐又续了一口气
唐僖宗在成都一待就是四年，这四年里，成都成了大唐的“临时中枢”。虽然唐僖宗还是像以前一样昏庸，把朝政交给田令孜，但成都的富庶和安稳，还是给了唐王朝喘息的机会。
当地的官员和百姓拿出粮食和钱财，支援唐僖宗的朝廷；各地的藩镇虽然拥兵自重，但表面上还是承认唐僖宗的正统地位，时不时还会派点军队和物资过来。唐僖宗在成都组建了新的朝廷，任命了新的官员，开始组织军队反击黄巢的起义军。
中和四年（884年），黄巢的起义军在各路藩镇的夹击下失败，黄巢本人也在泰山附近自杀。同年十二月，唐僖宗收到了黄巢被杀的消息，终于可以返回长安了。光启元年（885年）正月，唐僖宗从成都出发，踏上了返回长安的路程。
唐僖宗在成都待了四年，这四年里，成都不仅保住了唐僖宗的性命，更重要的是，让唐王朝在黄巢起义的打击下，没有立刻灭亡。虽然唐王朝最终还是在二十多年后被朱温推翻，但成都的这四年，确实给大唐续了一口气。
四、二帝入蜀背后：大唐的衰落与成都的崛起
“二帝入蜀”看似是两次皇帝避难的事件，实则是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缩影，也让成都的地位在唐代达到了顶峰。
从大唐的角度来看，安史之乱前，大唐是“万国来朝”的天朝上国，长安是世界的中心，皇帝根本不需要考虑“跑路”这种事。但安史之乱后，大唐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中央权威都一落千丈，藩镇割据、农民起义层出不穷，皇帝只能靠着成都这样的“后方城市”续命。这说明，大唐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再也不是那个能掌控天下的强大王朝了。
从成都的角度来看，二帝入蜀让成都从一个西南的区域中心，变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唐玄宗和唐僖宗在成都期间，带来了大量的官员、文人、工匠和艺人，这些人把长安的文化和技术带到了成都，促进了成都的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比如大慈寺，就是唐玄宗入蜀后下令修建的，后来成了西南地区最大的佛教寺院；还有蜀锦的工艺，在唐代后期也因为皇室的推崇，变得更加精湛。
更重要的是，二帝入蜀让成都的战略地位被彻底认可。在此之前，成都虽然经济发达，但在政治上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在此之后，成都成了中原王朝在西南的重要据点，无论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前蜀、后蜀，还是后来的宋朝，都把成都当成了西南的核心城市。
五、写在最后：一座城与一个王朝的羁绊
“二帝入蜀”的故事，讲完了。回头看，唐玄宗和唐僖宗这两位皇帝，都是因为自己的昏庸，把大唐拖入了危机，最后靠着成都才躲过一劫。而成都，也因为这两次“救驾”，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让我想到，一个王朝的兴衰，从来不是靠某一个人，而是靠整个国家的实力和根基。大唐之所以能在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后还能续命，除了成都的支撑，更因为它还有着深厚的文化和民心基础。而成都之所以能成为“救命稻草”，也不是偶然，而是它千百年来积累的经济、地理和文化优势的体现。
直到今天，成都依然是西南地区的核心城市，那份从唐代就奠定的底蕴，还在影响着这座城市的发展。而“二帝入蜀”的故事，也成了成都和大唐之间，一段剪不断的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