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宝桢（1820—1886），贵州织金人，晚清“洋务派”核心人物，历任山东巡抚、四川总督，官至太子少保，谥号“文诚”。他是百姓口中“敢摸老虎屁股”的硬骨头清官，是都江堰治水史上与李冰齐名的先贤，是四川近代工业的开拓者，更是“宫保鸡丁”这道名菜的发明者。从贵州穷书生到封疆大吏，他用一生践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故事比电视剧还精彩，细节里全是实打实的担当。
一、寒门书生的逆袭：33岁中进士，守孝时变“打仗书生”
1820年，丁宝桢出生在贵州平远州（今织金县）一个普通书香家庭。祖上虽然做过几任小官，但到他父亲这一辈已经家道中落，家里连像样的书房都没有，他只能在自家茅屋外搭个草棚，借着月光读书。贵州当时属于偏远省份，教育资源匮乏，科举之路比中原地区难上十倍，丁宝桢从小就憋着一股劲，“别人读一遍，我就读十遍；别人睡懒觉，我就三更起”，寒冬腊月冻得手发紫，就把脚泡在温水里接着写文章。
可命运偏要磨他，从16岁考中秀才，到33岁考中进士，这中间整整17年，他考了6次乡试、3次会试，一次次落榜，身边的同乡有的放弃了，有的转行经商，只有他咬着牙坚持。有人劝他：“你都快三十了，不如找个教书先生的活，安稳过日子”，丁宝桢却摇头：“我读书不是为了自己享福，是想考个功名，将来能为百姓做事”。
1853年，33岁的丁宝桢终于金榜题名，考中进士，被选入翰林院当“庶吉士”——这可是清朝官员的“储备干部培训班”，前途无量。可刚在京城待了不到一年，老家传来噩耗：母亲去世了。按照清朝规矩，官员父母去世，必须“丁忧”回家守孝三年，丁宝桢二话不说，收拾行李就回了贵州。
谁知道，守孝期间，贵州爆发了大规模“苗民起义”，乱兵到处烧杀抢掠，平远州也被围得水泄不通。当时州官吓得躲在城里不敢出来，百姓哭天喊地。丁宝桢看着家乡被糟蹋，再也坐不住了，他把家里仅有的祖宅、田地全部变卖，凑了一笔钱，又挨家挨户动员同乡青壮年：“咱们不能等着被欺负，拿起刀枪保卫家乡！”短短半个月，他就拉起了一支800人的队伍，自己亲自带队，白天操练，晚上巡逻。
他虽然是个书生，却有股狠劲和谋略。乱兵来攻城时，他知道自己人少，硬拼肯定不行，就让大家在城墙上多插旗帜，装作有重兵把守，又派敢死队悄悄绕到乱兵后方，放火烧了他们的粮草。乱兵以为中了埋伏，吓得连夜撤退，平远州就这么保住了。可等战乱平息，丁宝桢回家一看，自己的祖宅早就被乱兵烧得只剩断壁残垣，家里值钱的东西全没了。有人问他后悔吗？他说：“房子没了可以再建，百姓的命没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这段“弃文从武”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丁宝桢。以前他是个只知读书的文弱书生，现在变成了能扛枪打仗、敢担当的硬汉子，这种“不避事、不怕死”的脾气，也成了他后来为官的“标签”。
二、山东扬名：先斩后奏杀安德海，慈禧都得认栽
守孝结束后，丁宝桢重新回朝任职，从翰林院编修，一步步调到山东，1867年，46岁的他当上了山东巡抚——相当于现在的山东省省长，这才真正有了大展拳脚的舞台。而让他一战封神、全国闻名的，就是“智斩安德海”这件事，放在当时，简直是“逆天操作”。
（一）安德海有多嚣张？慈禧的“头号红人”，敢违祖制出京
安德海是慈禧身边最宠信的太监，人称“小安子”。他从小跟着慈禧，聪明伶俐，会说话，还帮慈禧发动过“辛酉政变”，扳倒了顾命八大臣，所以慈禧对他宠得没边，简直是“言听计从”。安德海仗着这层关系，在宫里宫外作威作福，连同治皇帝都敢欺负，大臣们更是没人敢惹。
1869年，安德海想捞点外快，就跟慈禧撒娇，说要去江南“采办龙袍”，其实就是想借着“奉旨钦差”的名义，去地方上收礼纳贿。可他忘了一条清朝铁律：“太监不准私自出京”，这是从顺治皇帝就定下的祖制，谁违反谁砍头。但安德海觉得，有慈禧撑腰，没人敢管他，于是带着50多个人，挂着“奉旨钦差”的旗子，坐着华丽的大船，沿运河南下。
一路上，安德海的架子大得吓人：地方官员必须亲自到码头迎接，给他送金银财宝；他在船上摆上龙袍，让随从们跪拜，还吹吹打打，比皇帝出巡还热闹；遇到不顺眼的官员，直接破口大骂，甚至动手打人。到了山东境内，德州知府赵新不敢得罪他，又不敢违反祖制，只好偷偷给山东巡抚丁宝桢写了封信，问该怎么办。
（二）丁宝桢的“阳谋”：先抓后奏，算准慈禧不敢翻脸
丁宝桢早就听说过安德海的恶行，一直想收拾他，现在机会来了。他看完信，立刻拍板：“抓！”身边的幕僚赶紧劝他：“大人，安德海是慈禧太后的红人，咱们抓了他，太后怪罪下来，咱们担待不起啊！”丁宝桢冷笑一声：“祖制是顺治爷定的，谁都不能违反！他一个太监私自出京，还敢摆龙袍、收贿赂，这是死罪！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为民除害！”
他一边派人连夜跟踪安德海的船队，防止他跑了；一边写了一封“四百里加急”的奏折，快马送到京城。奏折里写得明明白白：“太监安德海私自出京，违背祖制，沿途勒索钱财，僭越使用龙袍，请求朝廷准许就地正法”。丁宝桢这一招特别聪明，他算准了三个关键点：
第一，祖制是铁律，慈禧再宠安德海，也不能公开违反祖制，否则会被天下人骂“后宫干政”；第二，同治皇帝早就恨透了安德海，因为安德海经常在慈禧面前打他的小报告，同治肯定会支持杀安德海；第三，慈安太后和慈禧面和心不和，慈安是正宫太后，一直想打压慈禧的势力，也会站在丁宝桢这边。
果然，安德海的船队刚到泰安，就被丁宝桢派来的兵拦住了。安德海还嚣张地大喊：“我是奉太后旨意出京的，你们谁敢抓我？”官兵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把他和随从全抓了，押回济南府。
（三）当堂斩首，曝尸三日，慈禧只能吃哑巴亏
丁宝桢知道，夜长梦多，万一慈禧派人来求情，事情就麻烦了。所以他不等朝廷的批复，第二天就把安德海押到巡抚大堂审讯。安德海还想狡辩，丁宝桢拿出祖制条文，又把他沿途勒索的证据摆出来，安德海顿时没话说了。丁宝桢当场宣判：“安德海违背祖制，僭越犯上，即刻斩首！”
刽子手一刀下去，这个不可一世的大太监就身首异处了。丁宝桢还觉得不解气，下令把安德海的尸体曝尸三日，让济南百姓都来看看这个恶太监的下场。百姓们听说后，人山人海地涌来看热闹，拍手称快：“丁大人真是为民除害啊！”
京城那边，慈禧收到丁宝桢的奏折，气得浑身发抖，想下旨保住安德海，可同治皇帝和慈安太后都不同意，大臣们也纷纷上奏，说“祖制不可违”。等慈禧好不容易想出办法，想以“查无实据”为由把安德海调回京城时，传来的消息是：安德海已经被斩了！
慈禧心里恨死丁宝桢了，但又没办法发作——祖制在那里摆着，丁宝桢占着理，要是惩罚他，就等于承认自己包庇安德海，违反祖制。最后，慈禧只能捏着鼻子，下了一道圣旨，夸丁宝桢“办事得力，不避权贵”，还赏了他白银一千两。
就这一下，丁宝桢彻底出名了，全国百姓都知道，山东有个“敢摸老虎屁股”的硬骨头巡抚，连慈禧的红人都敢杀，从此再也没人敢在他面前作威作福。
三、山东治水：花152万两干成470万两的活，百姓立碑感恩
杀了安德海之后，丁宝桢在山东的威望更高了，但他没骄傲，反而更踏实做事。当时山东最大的难题是黄河水患，黄河山东段因为河道淤积，年年决口，一到雨季，洪水就漫过堤坝，淹没庄稼，冲毁房屋，百姓流离失所。
1871年，黄河在山东郓城决口，灾情严重，朝廷派了五省的官员一起治理，预算报上来要470多万两白银——这可是一笔巨款，相当于当时清朝一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丁宝桢看完预算，觉得这里面肯定有猫腻，官员们想趁机贪污。他主动向朝廷请命：“黄河是山东的河，山东自己能治，不用五省合修，我只要152万两，保证把决口堵住，还能加固堤坝！”
朝廷半信半疑，但也想省钱，就答应了他。丁宝桢立刻亲自赶到郓城决口处，住在工地旁边的茅草棚里，白天和民工一起扛沙袋、查堤坝，晚上就在油灯下算账、制定方案。他定下规矩：所有工程款必须专款专用，每天的开支都要公开，谁敢贪污一两银子，立刻斩首。
他还想出了一个省钱的办法：以前修堤坝都用“笼石”，就是把石头装进竹笼里扔进河里，这种方法不结实，还浪费石头。丁宝桢改成“砌石”，用水泥把石头一块块砌起来，又牢固又省材料。他还发动当地百姓参与治水，给民工发足工钱，管饱饭，百姓们都愿意来帮忙。
就这样，丁宝桢在工地上待了整整八个月，没回过一次济南府。最后，不仅成功堵住了决口，还加固了200多里的黄河堤坝，总共花了152万两白银，比预算省了300多万两。洪水退了之后，被淹没的农田重新种上了庄稼，百姓们再也不用怕黄河决口了。
为了感谢丁宝桢，山东百姓在黄河堤坝上立了一块“丁公碑”，上面写着“为民治水，功德无量”。朝廷也特别高兴，赏他“头品顶戴、太子少保”——这就是后来“宫保鸡丁”里“宫保”的由来，“宫保”是清朝的一种荣誉官衔，只有立过大功的大臣才能获得。
四、入川治蜀：接了个烂摊子，十年把四川从“火药桶”变“天府之国”
1876年，56岁的丁宝桢被调任四川总督。当时的四川，说是“天府之国”，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官场腐败到根上，官员们层层盘剥百姓；盐价高得离谱，百姓吃不起盐；都江堰年久失修，洪水泛滥，粮食欠收；财政亏空50多万两，官府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成都城里治安极差，抢劫、偷盗天天发生，百姓晚上都不敢出门。
有人劝丁宝桢：“四川这地方水太深，贪官污吏太多，你还是别去了，留在山东多安稳”。丁宝桢却摇摇头：“越是难治理的地方，百姓越需要有人替他们做主。我既然当了四川总督，就一定要把四川治好！”
（一）反腐风暴：先斩贪官，再裁“乱收费”
丁宝桢到成都的第一天，就没进总督府，而是带着几个亲信，微服私访。他在成都城里转了一天，看到百姓衣衫褴褛，路边到处是乞讨的人，而官员们却穿着绫罗绸缎，在酒楼里花天酒地。回到总督府，他当晚就下了一道命令：“全省官员，三天之内，必须把自己的‘陋规’（灰色收入）上报，主动交出贪污的钱财，既往不咎；要是敢隐瞒，查出后一律斩首！”
“陋规”是清朝官场的潜规则，比如官员上任要收“见面礼”，百姓办事要给“好处费”，四川总督一年的“陋规”就有十万两白银。丁宝桢这道命令一下，四川官场炸了锅，很多官员抱着侥幸心理，想蒙混过关。丁宝桢不管这些，他让人明察暗访，很快就查出了一批贪官。
四川盐茶道蔡逢年，贪污盐税几十万两，还勾结奸商抬高盐价，丁宝桢查出后，直接把他抄家，流放边疆；重庆盐厘局委员邹宗灏，勒索商人钱财，被丁宝桢当众斩首；还有几个县令，虚报灾情骗取朝廷赈灾款，也被革职查办。短短三个月，丁宝桢就查处了30多个贪官，四川官场的风气一下就变了，官员们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贪污了。
除了查贪官，丁宝桢还裁撤了“夫马局”——这是四川专门搜刮百姓的机构，名义上是给官员出差提供车马，实际上是按人头向百姓收钱，不管有没有官员出差，都要收。丁宝桢把“夫马局”的费用核减了八成，还规定“官员出差的车马费自己掏，不准向百姓摊派”，这一下就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更难得的是，丁宝桢自己特别清廉。四川总督的“养廉银”（合法补贴）一年有三万多两，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但他大部分都捐了出去，修水利、办教育、赈济灾民。他在四川当了十年总督，家里没添置过一件新家具，衣服都是打了补丁的，死的时候，家里连丧葬费都凑不齐，还是百姓和官员们凑钱帮他办的后事。
（二）盐政改革：从“斗米斤盐”到“平价盐”，百姓终于吃得起盐
四川是产盐大省，但在丁宝桢来之前，盐价高得离谱。因为实行“官督商销”制度，官府和商人勾结，垄断了盐业，把盐价抬到“斗米不能易斤盐”——就是一斗米（约15斤）才能换一斤盐，很多百姓只能淡食，甚至用草木灰代替盐，吃坏了身体。
丁宝桢深知盐是百姓的必需品，盐价太高会逼得百姓造反。他经过半年的调研，力推“官运商销”改革：由官府统一组织运盐，从盐场直接把盐运到各个州县的“盐局”，再卖给商人，去掉中间贪官和奸商的层层盘剥。
为了让盐能顺利运输，丁宝桢还修了运盐的水陆通道：陆路修了从自贡到重庆的石板路，水路疏通了嘉陵江的航道，让盐能更快、更便宜地运到各地。他还规定了盐的最高售价，谁敢涨价，立刻重罚。
这改革一开始，遭到了贪官和奸商的强烈反对，他们甚至派人暗杀丁宝桢，但丁宝桢毫不畏惧，派重兵保护盐运通道，严查走私盐。改革推行一年后，四川的盐价就降了一半，百姓终于能吃得起盐了，而四川的财政收入也从每年亏空50万两，变成了每年盈余150多万两——因为官府直接运盐，少了中间环节的贪污，盐税反而收得更多了。
百姓们为了感谢丁宝桢，在各地盐局门口立了“去思碑”，上面写着“丁公改盐政，百姓食无盐忧”。直到现在，四川还有老人记得“丁大人让我们吃得起盐”的故事。
（三）大修都江堰：“丁鱼嘴”造福千年，南桥成网红打卡点
四川的命根子是都江堰，这座两千多年前李冰父子修建的水利工程，灌溉着成都平原的万亩良田。但在丁宝桢来之前，都江堰已经半个多世纪没大修过了，内外江的河道被泥沙堵塞，堤坝也多处破损，一到雨季就洪水泛滥，20多万亩田被淹，而到了春灌的时候，又没水浇地，粮食欠收。
丁宝桢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上奏朝廷，请求大修都江堰，朝廷给了9万两银子。1876年秋天，都江堰大修工程开工，丁宝桢亲自到灌县（今都江堰市）坐镇指挥，征调了十余县的民工数万人。
他沿用了李冰父子“深淘滩、低作堰”的治水理念，但做了改进：以前的“鱼嘴”（分流内外江的关键工程）是用竹笼装石砌成的，不结实，容易被洪水冲毁。丁宝桢改成“砌石鱼嘴”，用大块青石和水泥砌成，更加牢固，能抵御更大的洪水。他还组织民工深挖内外江的泥沙，疏通河道，加固了70多里的渠道和一万多丈的堤坝。
工程进行到一半，遇到了难题：有一段堤坝在悬崖边上，民工们不敢下去施工。丁宝桢亲自爬上悬崖，站在最危险的地方，对民工们说：“我一个总督都不怕，你们还怕什么？只要能把都江堰修好，让百姓不受洪水之苦，我就算掉下去也值了！”民工们被他感动，纷纷跟着他下去施工。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都江堰大修工程完工，灌溉面积从原来的一万亩扩大到十多万亩，成都平原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洪水，粮食年年丰收。可没想到，几年后，一场超警戒水位的特大洪水冲毁了一段堤坝，有人趁机弹劾丁宝桢，说他修的是“豆腐渣工程”，朝廷不分青红皂白，把他降了三级。
丁宝桢没有抱怨，而是自己掏腰包，组织百姓重新修复堤坝。后来朝廷派人调查，发现是洪水太大，超出了正常防御范围，丁宝桢修的堤坝其实比以前牢固多了，于是又给他恢复了官职。百姓们为了纪念他，把他修的鱼嘴叫做“丁鱼嘴”，还在都江堰旁边建了“丁公祠”。
丁宝桢还用大修都江堰剩下的银子，修建了都江堰南桥。这座桥横跨都江堰内江，雕梁画栋，特别漂亮，现在还是都江堰景区的网红打卡点，每天都有无数游客在桥上拍照留念，没人知道，这座桥是一百多年前丁宝桢为了方便百姓过河修建的。
（四）创办四川机器局：四川第一个近代工厂，造枪造炮不被卡脖子
丁宝桢是个有远见的人，他知道，清朝之所以被列强欺负，就是因为武器落后，“器不如人”。所以他在治理四川的同时，还积极推行洋务运动，想创办工厂，自己造枪炮。
1877年，丁宝桢在成都东门的下莲池，创办了“四川机器局”——这是四川第一个近代工厂，专门制造枪炮、子弹和机器。当时很多人反对，说“造不如买，从外国买枪炮更便宜、更先进”，丁宝桢怼回去：“买的终究是别人的，人家想涨价就涨价，想断货就断货，咱们自己造，才能不受制于人，才能保住四川的安宁！”
为了办好机器局，丁宝桢从山东请来技术牛人曾昭吉——这个人是个天才，没留过洋，却能自己琢磨出制造枪炮的技术。丁宝桢给了曾昭吉充分的信任，让他全权负责机器局的生产，还从上海、广州买来先进的机器设备。
一开始，机器局遇到了很多困难：缺技术工人，丁宝桢就从当地招募年轻人，让曾昭吉亲自教；缺原材料，他就派人到四川各地开采铁矿、煤矿；资金不够，他就从自己的养廉银里拿出一部分补贴。经过两年的努力，四川机器局终于造出了第一支步枪——仿造英国的亨利马梯呢枪，这种枪射程远、威力大，一点不比外国的差。后来，机器局还能造子弹、火炮，甚至能修理机器。
四川机器局不仅给四川军队提供了先进的武器，让四川的防务大大加强，还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这些人后来成了四川近代工业的骨干。丁宝桢也因此被称为“四川近代工业之父”。
（五）办教育兴文化：四川大学的前身，培养维新志士
丁宝桢知道，要想让四川长久发展，必须重视教育，培养人才。他在四川重修了锦江书院、尊经书院——这两所书院就是现在四川大学的前身。他亲自挑选名师，提高书院的教学质量，还规定“不管家境贫富，只要成绩好，都能来上学，学费全免”。
他还在书院里设立了“经世致用”的课程，不仅教学生读四书五经，还教他们算学、天文、地理、外语，让学生们开阔眼界。在他的支持下，尊经书院培养了上千名人才，后来的维新志士杨锐、刘光第，都是从这里毕业的——这两个人就是“戊戌六君子”中的两位，为了变法图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丁宝桢还主持编纂了《四川盐法志》，把自己的盐政改革经验写下来，成了后世治理盐政的范本；他还重修了四川贡院，让四川的学子们有更好的考试环境。可以说，丁宝桢在四川的十年，不仅治理了民生，还为四川的文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宫保鸡丁：下饭神菜背后的“吃货总督”
丁宝桢不仅是个清官、能官，还是个“吃货”，尤其爱吃鸡和花生米，还特别能吃辣。他在四川的时候，经常让家厨做“酱爆鸡丁”，但觉得味道不够丰富，就自己琢磨，让家厨在里面加了花生米、干辣椒、花椒，没想到这么一改，味道特别好，又香又辣，还特别下饭。
因为丁宝桢官居“太子少保”，百姓们都尊称他“丁宫保”，所以这道菜就被叫做“宫保鸡丁”。一开始，这只是总督府里的家常菜，后来丁宝桢把这道菜的做法教给了成都的酒楼厨师，慢慢就传遍了四川，成了川菜的代表菜。
一百多年过去了，宫保鸡丁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还传到了全世界，几乎所有中餐馆都有这道菜。现在，很多人吃着宫保鸡丁，却不知道这道菜背后，藏着一位清朝名臣的故事——这大概是丁宝桢留给后人最“美味”的遗产吧。
六、落幕：死在任上，万人哭送，三地建祠
1886年，丁宝桢66岁，在四川总督任上病逝。他死前的几天，还在处理公务，咳嗽得说不出话，就用手写字批示文件。他的遗书里，没提一句自己的家事，只劝朝廷“爱民养民，整顿吏治，兴实业，强国防”。
丁宝桢去世的消息传到成都，百姓们悲痛欲绝，成都城里万人空巷，百姓们自发地拿着白布、鲜花，到总督府哭送。有的百姓从几十里外的乡下赶来，跪在总督府门口，哭着喊“丁公走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啊”；都江堰的百姓更是披麻戴孝，抬着祭品，一路哭着走到成都，就像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朝廷追赠丁宝桢“太子太保”，谥号“文诚”，还准许在山东、四川、贵州三地建祠纪念。现在，都江堰伏龙观里还立着他的塑像，堰功道上，他的雕像排在第一位，和李冰父子一起被百姓供奉；贵州织金县有“丁宝桢故居”，山东济南有“丁公祠”，每年都有很多人去祭拜他。
七、为什么丁宝桢能被记住百年？
丁宝桢生活在晚清那个腐败、混乱的年代，当官几十年，从山东巡抚到四川总督，始终保持着清廉、担当、务实的作风，干了一件又一件实事：杀安德海，维护了祖制和正义；治黄河，救了无数百姓；改盐政，让百姓吃得起盐；修都江堰，造福千年；办工厂，开四川近代工业之先河；兴教育，培养人才。
他不是那种只会空谈的官员，而是“知行合一”的实干家；他不是那种趋炎附势的小人，而是“不避权贵”的硬骨头；他不是那种贪赃枉法的贪官，而是“两袖清风”的清官。他用一生践行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誓言，所以百姓才会永远记住他。
现在，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不需要像丁宝桢那样“先斩后奏”，也不需要像他那样“变卖祖宅打仗”，但他身上的担当精神、务实作风、清廉品格，依然值得我们学习。不管是当官、做事，还是做人，都应该像丁宝桢那样，心里装着别人，敢担当、能吃苦、办实事，这样才能被别人记住，才能活得有价值。
丁宝桢的故事，就像一碗热腾腾的宫保鸡丁，越品越有味道；他的精神，就像都江堰的流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这位清朝最刚的名臣，虽然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但他的名字和故事，会永远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