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巴蜀文化，很多人会想到麻辣鲜香的川菜、憨态可掬的熊猫，或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雄奇山川。但少有人知道，在这片被群山环绕的土地上，还孕育了一套绵延两千余年、独具地域特色的学术体系——蜀学。它从文翁兴学的星星之火，到司马相如辞赋的熠熠生辉，再到三苏文章的名震天下，最终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流派。蜀学不是孤立的书本学问，而是巴蜀人“兼容并包、经世致用”的精神写照，是刻在川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一、源头：文翁化蜀，给蛮荒之地播下文教火种
西汉初年，当中原大地早已是“诗书礼乐之邦”时，巴蜀还被中原人贴上“蜀左言，不晓文字”的标签。那时候的蜀地，虽然有自己的语言和神秘的“巴蜀图语”（一种至今未被完全解读的古文字），但在文化教育上，和中原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当地人靠渔猎、农耕为生，对儒学、典籍几乎一无所知，用“蛮夷之地”形容当时的蜀地，并不为过。
改变这一切的，是一个叫文翁的官员。公元前141年，汉景帝任命文翁为蜀郡太守，这位来自庐江的官员，没有带着中原官员的傲慢轻视蜀地，反而一眼看到了巴蜀的潜力——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缺的只是文化的启蒙。于是，文翁做了两件足以改变巴蜀命运的事。
第一件是创办官学。文翁在成都市区修建了“石室精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地方政府开办的官立学校。在此之前，教育是贵族和中原儒生的专属，普通百姓根本没机会接触典籍。文翁的石室精舍，不仅免费招收蜀地子弟，还为学生提供衣食补贴，甚至允许家境贫寒的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做地方小吏补贴家用。这一举动，彻底打破了教育的阶层壁垒，让蜀地的普通年轻人第一次有了“靠读书改变命运”的可能。
第二件是派遣游学。文翁从蜀地子弟中挑选最聪慧的青年，比如张叔、李仲等，亲自送到京城长安，让他们跟随当时的儒学大师学习《诗》《书》《礼》《易》等经典。那时候从成都到长安，要翻秦岭、越巴山，路途艰险，文翁却自掏腰包为这些学生筹备路费和学费。这些蜀地青年没有辜负期望，学成归蜀后，都成了石室精舍的老师，把中原的儒学思想带回了巴蜀。
文翁的努力，很快就看到了成效。短短十几年间，蜀地的风气彻底变了——以前街头巷尾都是谈农事、说渔猎的百姓，现在随处可见捧着书本诵读的年轻人；以前蜀地在京城求学的人寥寥无几，后来“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数量能和儒学发源地齐鲁地区比肩。班固在《汉书》里感慨：“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这句话道尽了文翁对蜀地的影响，他不仅播下了文教的火种，更奠定了蜀学的雏形——这时候的蜀学，核心是儒学的传播，但已经带上了蜀人“务实”的特质，不只是死读经典，更注重将学问用到地方治理中。
文翁创办的石室精舍，也成了巴蜀文脉的“根据地”。从西汉到现在，这座学校历经两千多年从未中断，如今已是成都的石室中学，依然是四川顶尖的学府。一块石碑、一间校舍，见证了蜀学从萌芽到成长的全过程。
二、成长：汉晋辞赋与经学，蜀学走出地域特色
文翁之后，蜀学没有停下脚步，反而在汉晋时期迎来了第一次爆发，核心标志就是辞赋的鼎盛和经学的创新。如果说文翁给蜀学搭好了骨架，那司马相如、扬雄这些人，就是为蜀学填上了血肉，让它从单纯的儒学传播，变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体系。
提到汉赋，就绕不开司马相如。这位出生在成都邛崃的才子，是汉代“赋圣”，和后来的扬雄并称“扬马”，代表了汉赋的最高水平。司马相如的赋作，比如《子虚赋》《上林赋》，读起来气势磅礴、辞藻华丽，描写天子游猎的场景时，“视之无端，察之无涯”，仿佛让人置身其中。但他的赋不是单纯的文字炫技，里面藏着蜀人的智慧——比如《上林赋》看似写皇家园林的奢华，实则暗含对汉武帝“戒奢崇俭”的劝谏，这就是蜀学“经世致用”的最早体现：做学问不是为了卖弄文采，而是要对现实有意义。
更重要的是，司马相如把巴蜀的地域特色融入了汉赋。他的赋里经常出现蜀地的山川河流、奇珍异宝，比如“巴渝舞”“蜀锦”“邛竹杖”，让中原人第一次通过文学看到了巴蜀的独特魅力。在此之前，中原文学里的巴蜀，要么是“不毛之地”，要么是“化外之邦”，而司马相如用一支笔，把巴蜀从文化边缘拉到了中心舞台。他的成就，也让蜀地成了汉代辞赋的核心阵地，当时的文人都说“文章冠天下，巴蜀出才子”。
继司马相如之后，扬雄再次将蜀学推向新高度。扬雄是成都郫县人，他不仅擅长辞赋，更在经学、哲学上有独到的见解。他模仿《论语》写《法言》，模仿《周易》写《太玄》，试图用蜀人的视角解读儒家经典。和中原儒生不同，扬雄不盲从权威，他提出“学，修其身而已矣”，认为做学问的目的是修养自身、服务社会，而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这种“不盲从、重实践”的态度，成了蜀学的核心特质。
在经学方面，蜀地还出现了一批“蜀学经师”，比如严君平、落下闳。严君平在成都街头摆摊算卦，却一边算卦一边给百姓讲《老子》，把道家思想和儒学结合起来，开创了“蜀地老庄学”的先河；落下闳则是天文学家，他参与制定的《太初历》，是中国第一部有完整文字记载的历法，把天文观测和经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结合，体现了蜀学“文理交融”的特点。
汉晋时期的蜀学，已经不再是中原儒学的“翻版”，而是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既尊崇儒家经典，又不墨守成规；既擅长文学辞赋，又注重实用之学。这种风格，让蜀学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独树一帜，也为后来唐宋蜀学的鼎盛埋下了伏笔。
三、鼎盛：唐宋三苏与蜀学，成中国学术重要流派
如果说汉晋是蜀学的成长阶段，那唐宋就是蜀学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宋代，以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为代表的蜀学，和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鼎足而立，成为宋代三大学术流派之一。这时候的蜀学，已经从地域文化升级为全国性的学术体系，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思想界。
宋代的蜀地，经过隋唐的发展，已经成了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地区。成都被称为“扬一益二”，是全国仅次于扬州的繁华都市，这为蜀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三苏的出现，更是让蜀学达到了巅峰。
苏洵是三苏中的“老大哥”，他年少时不爱读书，直到二十七岁才发奋，最终成为一代文豪。苏洵的学问，最大的特点是“务实”，他的文章大多是政论，比如《六国论》，分析六国灭亡的原因，实则是借古讽今，劝谏北宋朝廷不要重蹈覆辙。这种“以史为鉴、针砭时弊”的写法，正是蜀学“经世致用”的核心体现。苏洵还注重家庭教育，亲自教导苏轼、苏辙读书，把蜀学的精神传给了两个儿子。
苏轼是三苏中成就最高的人，也是蜀学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是文学家、书画家，更是思想家。苏轼的学问，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他信奉儒学，一生渴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在杭州、密州、黄州等地做官时，修苏堤、赈灾民、办学校，把儒家的“仁政”思想落到实处；他也喜爱道家，在被贬黄州时，通过研读《庄子》化解内心的苦闷，提出“物我两忘”的人生态度；他还和佛印等高僧交往密切，吸收佛教的“平常心”思想。这种“兼容并包”的治学态度，让苏轼的思想超越了单纯的儒学，形成了蜀学“三教合一”的独特体系。
苏轼的文章，更是把蜀学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把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既有文学的美感，又有哲学的深度；他的策论，比如《教战守策》，分析北宋的军事弊端，提出切实的改革建议，体现了蜀学“关注现实、解决问题”的特点。当时的文人评价苏轼：“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盖禹迹所掩，莫不磨灭，而东坡之文，万世不朽。”
苏辙虽然名气不如苏轼，但在蜀学的发展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学问偏向“中庸”，主张“遇事而治”，不激进、不保守，和苏轼的“豪放”形成互补。苏辙在朝廷做官时，多次上书谈论朝政，提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建议，也是蜀学“经世致用”的体现。
除了三苏，宋代蜀学还有一批重要人物，比如张栻、魏了翁。张栻是南宋理学家，他在岳麓书院讲学，把蜀学和湖湘学派结合；魏了翁是邛州蒲江人，他创办鹤山书院，整理儒家经典，提出“心即理”的思想，和朱熹的“格物致知”形成对话。这些人的努力，让蜀学在宋代始终保持着活力，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力量。
唐宋时期的蜀学，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学术体系：在思想上，兼容儒释道三教；在方法上，注重经世致用；在风格上，自由开放、不墨守成规。这种体系，让蜀学区别于其他学术流派，也让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保持着生命力。
四、延续：明清至近代，蜀学的坚守与创新
宋代之后，蜀学虽然不再是全国性的学术流派，但依然在巴蜀大地上延续，并且在明清和近代迎来了新的发展，始终坚守着“经世致用、兼容并包”的核心精神。
明清时期，蜀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书院教育和文献整理上。明代的蜀地，先后创办了锦江书院、尊经书院等着名书院，这些书院继承了文翁石室的传统，既教授儒家经典，又注重实用之学。比如尊经书院，不仅教学生读《四书》《五经》，还开设了算学、地理、外语等课程，培养了一大批“通经致用”的人才。
清代的蜀学大师，首推廖平。廖平是井研人，他是近代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一生的学术思想经历了“六变”，从最初的研究今文经，到后来提出“天人之学”，试图融合中西文化。廖平的学问，虽然充满争议，但体现了蜀学“不盲从、敢创新”的特点。他的学生中，有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廖平的今文经学思想，也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是蜀学在近代中国政治变革中的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蜀学迎来了“中西融合”的新阶段。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蜀地的学者没有盲目排斥，而是选择“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比如郭沫若，他既是文学家，又是历史学家，用西方的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河；巴金则吸收西方的文学思想，写出了《家》《春》《秋》，用文学的形式批判封建礼教，体现了蜀学“关注现实、批判社会”的精神。
即使到了现代，蜀学的精神依然在延续。成都的石室中学、四川大学等学府，继承了文翁兴学的传统，既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注重现代科学的教育；巴蜀的文人学者，依然保持着“兼容并包、经世致用”的特点，在文学、历史、科技等领域不断创新。
五、蜀学的精神：刻在川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两千多年来，蜀学从一文不名的蛮荒之地的文教启蒙，到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流派，再到近代的中西融合，始终没有改变的，是它独有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不是写在书本上的教条，而是刻在川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首先是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从文翁创办官学培养治理地方的人才，到司马相如赋作中的劝谏，再到三苏的政论、廖平的维新思想，蜀学从来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始终关注现实、解决问题。川人常说“耍归耍，干归干”，玩的时候不拘小节，做事的时候却脚踏实地，这种性格，正是蜀学务实精神的体现。
其次是兼容并包的开放精神。巴蜀地处西南，被群山环绕，却从来不是封闭的孤岛。文翁引入中原儒学，司马相如融合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学，苏轼吸收儒释道三教思想，近代学者融合中西文化，蜀学始终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来文化，再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特色。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让蜀学在历史的变迁中始终保持活力。
最后是不盲从权威的创新精神。从扬雄质疑儒家经典的解读，到苏轼突破传统儒学的框架，再到廖平的“学术六变”，蜀学从来不会盲目追随权威，而是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川人常说“敢为天下先”，这种创新精神，正是蜀学能够绵延两千余年的关键。
今天的巴蜀，早已不是当年的“蛮荒之地”，但蜀学的精神依然在这片土地上流淌。它藏在成都的宽窄巷子里，藏在川大的校园里，藏在每个川人“乐观豁达、务实创新”的性格里。这就是蜀学，一份流淌了两千年的文化遗产，也是巴蜀人永远的精神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