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丘吉尔与戴高乐这两位欧洲政坛的“铁腕人物”后，费尔多的生活随即回归平稳而规律的节奏，宛如一台精密运转的钟表，既不失效率，又饱含温情。
每天清晨七点，他会准时出现在华盛顿空军总部的办公室，副官早已将标注着“紧急”的公文按优先级整理完毕——半岛战争的空军支援报告、nasa的火箭燃料测试数据、亚特兰大航展的参展企业名单，每一份都牵动着国家的神经。
他伏案疾书，用精准的批示敲定各项决策，阳光透过百叶窗洒在文件上，将他专注的身影拉得很长。午后两点，偶尔会主持一场简短的会议，一边听取冯·布劳恩关于航天计划的进展汇报，一边浏览斯帕茨将军传来的航展筹备照片，在关键问题会提出直击核心的修改意见。
傍晚六点，当夕阳为国会大厦镀上金边时，费尔多早已放下公务，驱车驶向城郊的庄园——那里有他此刻最珍视的牵挂。这样的日程，如同刻在骨子里的习惯，构成了他近期的生活主旋律。
比起在二战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在梅里特岛发射基地紧盯火箭升空时的雷霆万钧，费尔多愈发享受回家后哄孩子的温情时刻。庄园的育儿房里，恒温恒湿的环境格外舒适，两个刚满两个月的女儿米娅与米莉躺在柔软的婴儿床上，粉雕玉琢的小脸上，长睫毛像两把小扇子，轻轻颤动。
她们还只会用咿呀的哭声表达饥饿或困倦，可每当费尔多洗去一身疲惫，小心翼翼地将其中一个抱在怀中时，小家伙总会立刻安静下来，小手无意识地抓住他的手指——那柔软的触感，像羽毛轻轻拂过心尖，让这位身经百战的铁血将军瞬间卸下所有锋芒，眼神变得比春日湖水还要柔和。
玛莎会端来一杯温热的牛奶，笑着打趣：“以前在战场上连炮弹都不怕的将军，现在抱孩子比谁都小心。”费尔多低头看着怀中安睡的女儿，嘴角扬起一抹连自己都未察觉的笑容：“她们可比炮弹金贵多了。”
这样的从容与惬意，并非源于懈怠，而是得益于身后稳固如磐石的团队支撑。验室里，冯·布劳恩正带着德国裔工程师团队调试“红石”火箭的发动机，这位v-2火箭的缔造者，如今将全部心血倾注在美国的航天事业上，每一个数据都亲自核对；而冯·卡门则以“航天之父”的深厚底蕴，把控着整个航天计划的技术方向，从宇航员的生命保障系统到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设计，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
两大核心人物相辅相成，足以确保载人航天计划稳步推进，无需费尔多事事亲力亲为。亚特兰大航展的筹备现场，斯帕茨将军更是展现出老将的严谨与高效，这位从陆军航空队时期便功勋卓着的空军元老，将参展企业对接、展区规划、安保预案乃至宣传海报的设计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他每天都会发来详细的工作简报，小到卫生间的分布位置，大到苏联参展机型的停放区域，都标注得一清二楚。费尔多只需在每周的例行会议上，对航展的整体调性与国际合作细节给出指导意见，其余事务完全可以放心交付。
就在一切顺风顺水，费尔多甚至开始规划下周带玛莎和孩子乘坐专机，去亚特兰大实地视察航展场馆建设情况时，一则来自伦敦的紧急电讯，如同一记惊雷，打破了这份平静。
1952年2月7日清晨七点刚过，空军总部的值班军官便匆匆敲响了费尔多办公室的门，脸色凝重得像窗外的阴云：“将军，美国国务院急件，加密等级最高。”片刻后，国务院的特使亲自赶到，将一份盖着国徽印章的电报双手递上，声音低沉：“将军，英国王室传来噩耗——乔治六世国王于昨日（2月6日）凌晨，在桑德灵厄姆庄园因冠状动脉血栓病逝，享年56岁。”
这一消息太过突然，让习惯了掌控局势的费尔多都愣了片刻，他连忙展开电报，黑色的铅字在白纸上格外刺眼，每一个字都在宣告着一位传奇国王的落幕。
费尔多心中一震，指尖划过电报上“乔治六世”的名字，过往在二战中与英军合作的记忆瞬间涌现，让他对这位国王的离世更添悲痛。乔治六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与命运的无奈。他本是约克公爵阿尔伯特，性格内向温和，最大的心愿是做一位逍遥自在的亲王，与家人安稳度日。
可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1936年，他的兄长爱德华八世为了迎娶美国离异女子沃利斯·辛普森，毅然放弃王位，留下“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千古话题，让从未有过执政准备的阿尔伯特意外登上英国王位，成为乔治六世。
而他继位仅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便席卷欧洲，纳粹德国的装甲集群横扫西欧，兵锋直指英吉利海峡，英国陷入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生存危机。伦敦被轰炸得满目疮痍，民众在防空洞里瑟瑟发抖，整个国家都笼罩在投降的阴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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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国飘摇、人心惶惶之际，英国政府曾提议让王室撤离至加拿大避难，以保留王室血脉。但乔治六世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他坚定地表示：“国王必须与他的人民站在一起。”那段日子里，他和王后伊丽莎白冒着德军空袭的危险，走遍伦敦的废墟，与受灾民众握手交谈；他的演讲，成为支撑英伦三岛抗战士气的精神支柱——即便他深受严重的口吃困扰，每一个字都要耗费巨大的力气，仍坚持通过广播向全国发表讲话，那句“我们将战斗到底”的誓言，穿透了硝烟，鼓舞着无数英国人拿起武器反抗。
单是这份与国家、与人民共存亡的勇气，便足以赢得全世界的敬佩。
乔治六世病逝的消息，如同重石投入湖面，很快便传遍了华盛顿的权力核心圈，半小时后便传到了白宫。艾森豪威尔刚结束晨间的国家安全会议，听闻消息后立刻中止了后续行程，召集国务卿、国防部长等核心幕僚紧急商议。
作为刚刚就职不足一个月的新总统，艾森豪威尔深知美英同盟的重要性，乔治六世的葬礼是西方世界的重大事件，他本想亲自赴英参加，以总统的身份表达哀悼，彰显美国对盟友的重视。
但现实却让他难以抽身——上任伊始，白宫的各项事务尚未理顺，联邦预算的审批、社会保障法案的修订、半岛战争的美军后续计划，每一项都需要他亲自拍板决策，稍有疏漏便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艾森豪威尔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目光落在墙上的美国地图上，最终停下脚步，语气坚定地对幕僚们说：“派费尔多将军作为总统特使，代表美国出席葬礼，全权处理相关事宜。”
这个决定一经提出，便得到了所有幕僚的一致认可，堪称最佳选择。费尔多的身份与声望，完美契合这场高规格葬礼的需求：他是美国空军五星上将，二战中担任欧洲盟军空军指挥官，与英军并肩作战，共同参与了诺曼底登陆、柏林大空袭等关键战役，在英国军政界拥有极高的威望；他与丘吉尔、蒙哥马利等英国政要交情深厚，私人关系为外交互动增添了温度。
由他作为特使前往，既不会让英国王室觉得被轻视，又能以军人之间的共情，更精准地传递美国的哀悼之意，巩固美英同盟的根基。当艾森豪威尔亲自打电话告知费尔多这一任命时，语气中带着信任：“费尔多，这件事交给你，我最放心。”
接到任命后，费尔多立刻放下手头所有事务，着手准备赴英事宜。葬礼场合庄严肃穆，他特意嘱咐副官，将所有华丽的礼服都收起来，最终选择了一套纯黑色的空军军装——没有繁琐的装饰，仅在领口佩戴简洁的空军徽章与二战功勋勋章，以军人最质朴的姿态表达对逝者的敬意。
出发前，他特意回了一趟庄园，看着玛莎怀中熟睡的女儿，低声交代：“我去伦敦参加乔治六世的葬礼，很快就回来。”玛莎轻轻点头，为他整理好军装的领口：“放心去吧，家里有我。”当天下午，费尔多便乘坐专机启程，抵达伦敦后，他婉拒了英国王室安排的白金汉宫客房，主动提出居住在美国驻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内，远离市中心的喧嚣。
这样的安排并非刻意疏远，而是费尔多深思熟虑后的结果。一方面，他深知英国媒体的敏锐程度，自己作为美国特使，一举一动都可能被放大报道，居住在空军基地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关注，不干扰葬礼的肃穆氛围；更重要的是，在英国国王病逝这一特殊时刻，作为外国代表，绝不能借吊唁之机私下联络英国政要、洽谈航天合作或航展事宜。
这种趁人之危的行为既不符合外交礼仪，也违背了他的做人准则。费尔多对这种敏感时期的分寸把握得极为精准，既保持了与英国方面的适当距离，又通过提前抵达、简化行程等细节，表达了足够的尊重。
2月15日，乔治六世的国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这场葬礼堪称二战后西方世界最隆重的活动之一。清晨的伦敦飘着细雨，湿冷的空气让整个城市都笼罩在悲痛之中。威斯敏斯特教堂外，来自英联邦各国的王室成员、政府首脑陆续抵达，欧洲各国的君主与政要也纷纷前来吊唁——荷兰女王朱丽安娜、比利时国王博杜安一世、法国总理皮杜尔，每一位都身着肃穆的黑色服饰，神情凝重。
教堂内，乔治六世的灵柩覆盖着英国王室旗帜，安放在高高的灵台上，周围摆满了白色的百合花。包括美国在内的五十多个国家，均已提前降下国旗致哀，以此缅怀这位在战争中坚守信念、与民众共患难的国王。
街道两旁，数十万英国民众冒雨站立，手中捧着乔治六世的画像，当灵柩从教堂移出时，人群中响起压抑的哭声，场面令人动容。
葬礼现场，费尔多身着军装，站在美方代表团的首位，身旁便是年迈的丘吉尔。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铁血首相”，此刻显得格外苍老，眼眶泛红，握着拐杖的手指因用力而泛白。
费尔多全程保持沉默，只是轻轻点头，他知道此刻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当轮到各国代表向灵柩致敬时，费尔多稳步走上前，整理了一下军装的领口，然后深深鞠躬——弯腰的幅度很大，停留的时间很长，他哀悼的不仅是一位素未深交的外国国王，更是一位在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用勇气与信念守护子民的勇士，一位值得所有军人敬佩的同行者。
葬礼结束后，费尔多没有立刻启程返回美国，而是临时更改行程，带着两名副官直飞格陵兰岛——这片他五年前便定下战略布局的土地，如今正等待着他的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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