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刚过，北方的冻土还没化透，可风里已经带着燥意。山西巡抚的八百里加急送抵户部时，林砚正在核对新到的宝钞印版，那枚雕刻着清河粮仓的木版还带着松木香，却被急报上的字烫得指尖发麻——“大同府大旱三月，赤地千里，百姓易子而食，恳请朝廷速发赈灾粮！”
“赤地千里……”沈砚念着这四个字，声音都在抖，“去年冬天就没下过雪，开春又没雨，地里的麦苗都枯死了，连树皮都被扒光了……”
林砚推开窗，京城的柳枝已经抽出绿芽，可急报里的大同，怕是连草芽都长不出来。他想起十年前跟着周延去西北巡查，见过旱灾的惨状：流民背着破席子往南逃，饿极了的孩子追着马车哭，路边的土地裂得像龟甲，一脚踩下去能陷半个脚掌。那时的粮仓是空的，官老爷们只会说“再等等”，等到来年春天，等来的是更多饿死的人。
“不能等。”林砚转身抓起“全国粮库网”的清册，指尖在山西周边的府仓位置飞快滑动，“保定府仓存粮三十万石，河间府仓二十万石，加上太原府的结余，一共八十三万石——够大同百姓吃半年。”
沈砚凑近看，清册上的数字被红笔圈过，旁边注着“上年结余”“本月入库”，条理分明。这是林砚三年前推行的“粮库动态账”，每月更新一次，哪有粮、有多少，一目了然，比当年西北的糊涂账清楚百倍。
“可怎么运？”沈砚指着舆图，“从保定到大同，陆路要走十五天，天又旱，牲口都拉不动车……”
“走驿道，换快马。”林砚拿起笔，在纸上画出路线，“每五十里设一个换马点，驿站的人提前备好草料，粮车到了就换马，人不歇脚，马不停蹄。”他忽然停笔，想起王诚说的“疑账先问民”，又添了句，“让驿站选两个灾民代表跟着去，一个是老汉，一个是年轻人，让他们看着粮食从仓里运出来，一路盯着，直到送到灾民手里。”
沈砚愣住了：“带灾民代表？”
“对。”林砚点头，笔尖在“灾民代表”四个字下重重一划，“让他们亲眼看见粮食是怎么运的，有没有被克扣，有没有被耽误——他们说的话，比官府的告示管用十倍。”他想起江南粮价平抑时，正是百姓亲眼看着官仓放粮，才放下了恐慌，“灾年里，百姓最怕的不是天灾，是‘没指望’，得让他们看见指望在哪儿。”
三日后，保定府仓的大门在晨光里敞开。监粮吏老张牵着两匹快马，马背上坐着两个穿着补丁衣裳的人——六十岁的李老汉和二十岁的王二柱，都是从大同逃荒到保定的，被驿站选中当代表时，李老汉还攥着怀里的糠饼，以为是骗子。
“李大爷，您摸摸这粮。”老张掀开粮袋，金黄的小米滚出来，带着新米的清香。李老汉颤抖着伸手，指尖插进米堆里，眼泪“唰”地就下来了：“是真的……真有粮……”
王二柱年轻，眼睛亮，盯着老张手里的账本看：“这上面写的‘五十石’，就是五十石？”
“少一粒你都能砸了我的腰牌。”老张亮出那块刻着“户部监粮，私动者斩”的腰牌，阳光照在“斩”字上，晃得人不敢直视，“每过一个驿站，你俩都得在账上签字，少一个字，这粮就走不了。”
出发前，林砚派来的信使带来了一封信，是写给李老汉和王二柱的，字不算好看，却笔笔扎实：“粮是百姓的命，你们是百姓的眼，看好了，送到了，我在户部等着你们回话。”李老汉不识字，王二柱念给他听，念到“百姓的眼”时，李老汉把信纸揣进怀里，摸了又摸，像揣着块滚烫的烙铁。
粮队出发的消息很快传开。逃荒的百姓聚在路边，看着二十辆粮车浩浩荡荡往西北去，看着李老汉和王二柱坐在马背上，腰杆挺得笔直。有人喊：“二柱，看好粮啊！俺娘还在大同等着呢！”王二柱回头挥手：“放心！少一粒米，我把命赔上！”
一路往西，旱情越来越重。路边的树都成了光秃秃的杆子，地里的裂缝能塞进拳头，偶尔看见几个逃荒的人，个个面黄肌瘦，看见粮车就想扑上来，被驿站的人拦住了。
“是去大同赈灾的粮！”王二柱站在马车上喊，举着手里的账本，“俺是王二柱，大同来的，这粮是真的，下个月就到！”
有个老婆婆抓住车辕哭：“真的能到？俺家老头子快饿死了……”
李老汉从怀里掏出林砚写的信，虽然不识字，却举得高高的：“这是户部林大人写的信！他说能到就能到！”
那些原本要往南逃的人，听了这话，竟有一半停下了脚步：“要是真有粮，谁还愿意逃啊？”他们望着粮车远去的方向，眼里慢慢有了光——那是比阳光更暖的东西。
粮车走了十二天，比预计的快了三天。进入大同地界时，路边开始有百姓等着，远远看见粮车就跪下来磕头，哭声震得人心里发紧。李老汉让粮车停下，跳下来扶起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别哭，粮到了，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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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怀里的孩子已经饿得没力气哭，嘴唇干裂起皮，李老汉想起自己揣在怀里的糠饼，刚想拿出来，王二柱拽了拽他的袖子，指着粮车：“大爷，有新米。”
老张让人舀了一碗小米，用驿站的热水泡软了，李老汉亲手喂给孩子。小米滑进嘴里，孩子忽然“哇”地哭出声，那哭声又响又亮，像春天里第一声惊雷。
赈灾点设在县城的老粮仓前，林砚派来的清丈吏已经带着标准绳等在那里，正指挥人搭粥棚。李老汉和王二柱跟着老张去点粮，每一袋都过秤，每一笔都记账，李老汉不识字，就在账本上按红手印，按得实实在在，生怕漏了一丝力气。
“一共八十三万石，一粒不少。”老张合上账册，递给李老汉，“您老拿着，这是给百姓的交代。”
李老汉把账册紧紧抱在怀里，像抱着整个春天。他走到粥棚前，看着百姓排着队领粥，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个破碗，碗沿豁了口，却洗得干干净净。轮到一个瞎眼的老汉时，他摸着碗沿问：“是小米粥不？”
“是！热乎的！”舀粥的小吏大声说。
瞎眼老汉笑了，眼泪从浑浊的眼里流出来：“好……好……以前灾年，只能逃荒，走一路死一路，现在……现在粮仓里有粮，咱不用走了……”
这话像颗石子，投进每个人心里，激起层层涟漪。有人跟着哭，有人抹着眼泪笑，王二柱站在人群里，忽然大声喊：“这粮是户部林大人调的！他说‘百姓的命，漏不起’！”
人群里爆发出震天的欢呼，比任何时候都响亮。
一个月后，李老汉和王二柱回到京城，捧着那本按满红手印的账册，站在户部衙门前。林砚亲自迎出来，见李老汉的鞋磨破了，脚底板全是茧子，王二柱的胳膊上还有道划伤——是护粮时被劫匪的刀划的。
“林大人，粮送到了，一粒没少。”李老汉把账册递过去，手还在抖。
林砚接过账册，沉甸甸的，像接过了整个北方的春天。他翻开看，每一页都记着日期、地点、粮数，红手印密密麻麻，像开在纸上的花。
“谢谢您二老。”林砚对着他们深深一揖，“这账册，我要存在户部，让后来人都看看——灾年里，最金贵的不是粮，是百姓心里的‘能指望’。”
李老汉和王二柱走的时候，林砚让他们带上两匹新布，是苏晚染的，青蓝色，耐洗不褪色。“回去做件新衣裳，”林砚笑着说，“春天来了，该换新的了。”
送走他们，林砚站在值房窗前，看着院里的老槐树抽出新叶，嫩绿嫩绿的。沈砚拿着大同府的回信，高兴地喊：“大人！大同回信了，说百姓开始春耕了，还说要给您立块‘救命碑’！”
林砚摆摆手：“不用立碑。”他指着窗外的新叶，“百姓能种上田，能有口饭吃，就是最好的碑。”
他翻开“全国粮库网”清册，在大同府仓那栏写下“已补粮五十万石”，笔尖划过纸面，沙沙作响。他想起瞎眼老汉说的“不用走了”，忽然觉得，户部的账册上，最该记的不是粮数，是这句话——让每个灾年里的百姓，都能踏实说出“不用走了”，这才是度支之事，最实在的本分。
春风穿过窗棂，带着新叶的清香，拂过那本按满红手印的账册，像在轻轻诉说：日子总会好起来的，因为有人把百姓的盼头，看得比什么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