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业费听证会上的“算盘声”
三月底，阳光里小区的外墙脚手架拆了一半，露出崭新的保温层和涂料。小广场新铺了透水砖，安装了健身器材和儿童滑梯。工程进度终于赶上了计划，沈国栋瘦了八斤，但眼神里有了光。
可好景不长。四月初，第一次物业费听证会，在小广场临时搭的棚子里举行。业委会张老师拿着话筒，声音有点抖：
“各位邻居，根据改造方案和《物业管理条例》，小区需要引入正式的物业管理。经过招标，胡同社区公司中标，服务期三年。今天，公布物业费标准草案，听取大家意见。”
棚子里坐了三百多人，多是老人，也有年轻人请假来的。沈国梁、林静、沈国栋坐在前排，面前摆着厚厚的方案文本。
林静站起来，走到投影前。她今天穿了浅灰色套装，头发一丝不苟，像个严厉的会计老师。
“各位业主，我是胡同社区公司的财务总监林静。下面我汇报物业费测算依据。”
屏幕上出现密密麻麻的表格和数据。林静语速很快，但清晰：
“第一，人员成本。保安8人，保洁6人，维修工4人，管理员2人，总计20人。按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加社保，月成本九万六千元。”
台下开始议论。
“这么多人啊？”
“咱们小区需要这么多保安吗？”
林静继续：“第二，公共能耗。路灯、楼道灯、水泵、电梯电费，月均一万二。第三，公共维修基金，每月计提五千。第四，绿化养护、垃圾清运、办公费用，月均八千。”
她顿了顿：“以上合计，每月固定成本十二万一千元。分摊到592户，每户每月基础物业费……205元。”
“多少？！”一个老大爷站起来，“二百零五？抢钱啊！原来才八十！”
“原来是老旧小区，没有正规物业，只有卫生费。”林静很平静，“现在小区改造升级，有了门禁、监控、绿化、健身设施，维护成本自然增加。205元是市场平均水平，我们甚至低于周边同类小区10。”
“市场平均？我们退休工资才多少？”一个老太太抹眼泪，“一个月养老金三千，物业费就二百，还活不活了？”
场面开始失控。有人喊“太贵”，有人喊“黑心”，有人甚至扔矿泉水瓶。
沈国栋站起来想维持秩序，被沈国梁按住了。
等议论声稍小，沈国梁走到台前。他没拿话筒，声音不大，但穿透力很强：
“各位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我是沈国梁，胡同社区公司的负责人。我也是胡同里长大的，知道大家的不容易。”
台下安静了些。
“205元这个数，听起来是高。但请大家想想——原来咱们小区，晚上路灯一半不亮，楼道堆满杂物，垃圾三天清一次，自行车丢了多少辆？现在改造完了，路灯全亮，楼道整洁，垃圾分类，24小时保安巡逻。这些服务，要不要钱？”
有人小声说：“那也不能这么贵啊……”
“是，对很多退休老人来说，是负担。”沈国梁话锋一转，“所以，我们设计了‘梯度收费方案’。”
他调出新的表格：“第一档，60岁以下在职业主，按户面积收费，每平米18元，平均每户205元。第二档，60-70岁退休老人，打八折，每平米144元，平均164元。第三档，70岁以上、或低保户、或残疾人，打五折，每平米09元，平均103元。另外，如果一户有多位老人，只按最高折扣算一次。”
这个方案一出，台下议论声变了。
“还能打折？”
“我爸妈都七十多了，那就是五折？”
“那……那还能接受。”
林静补充：“折扣部分的成本缺口，由公司通过其他经营收入补贴。比如，小区公共区域的广告位出租，快递柜、充电桩收入，这些都会进入公共收益，反哺物业费。”
“那公共收益怎么分？”一个年轻人问。
“问得好。”章程，“公共收益的50用于补贴物业费，30进入小区维修基金，20用于社区文化活动。每半年公示一次收支明细，接受业委会和全体业主监督。”
这时，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站起来，他是小区里为数不多的律师。
“林总监，我看了你们的测算。保安8人，是不是太多了？我们小区就八栋楼，需要三班倒24小时吗？”
林静点头：“孙律师问得专业。8人是最低配置——门岗2人，监控室1人，巡逻岗3人，轮休2人。如果减少，就无法保证24小时覆盖。但我们可以调整——如果业主们同意，可以取消夜间巡逻，只保留门岗和监控。这样能减少2人，每月成本降低九千六，物业费每户降16元。”
“那安全怎么办？”
“风险自担。”林静说得很直接，“夜间只有门岗和监控，如果发生盗窃或其他事件，响应时间会延长。大家可以投票选择。”
台下又开始争论。要安全还是要省钱？这是个永恒的矛盾。
最后，业委会决定：投票。两个方案——方案a，205元（老人有折扣），8名保安；方案b，189元（老人有折扣），6名保安。
投票结果出人意料：392票赞成方案a，只有200票赞成方案b。
“看来，大家还是更看重安全。”张老师松了口气。
物业费标准勉强通过。但更大的难题来了——怎么收？
很多老人不会用手机支付，也不会转账。原来收八十块卫生费，都是业委会上门收现金，一笔糊涂账。现在要收一两百，还要分档，工作量巨大。
周婷提出方案：“和银行合作，开通代扣。业主签授权书，每月自动扣款。”
“那不会用的老人呢？”
“我们派人上门，手把手教。”沈国栋说，“服务队的小伙子们，分楼包干。不会用手机的，我们收现金，开收据，当天交财务。”
“那得多大工作量？”沈秀娟咋舌。
“再大也得干。”沈国梁说，“这是咱们的第一个物业项目，必须做好。做不好，后面就别想接其他小区了。”
于是，服务队的小伙子们又多了一项任务——收费员。每人负责一栋楼，晚上六点到九点，挨家挨户敲门。
刘强负责的五号楼，有个独居的刘奶奶，八十多了，耳背。刘强去了三次，第一次没听清，第二次忘了存折放哪，第三次终于把钱给了，是一堆零钱，五块十块的，数了半天。
“奶奶，下次我帮您办个代扣吧？不用每次数钱。”
“代扣？不行不行。”刘奶奶摇头，“钱得攥在自己手里，扣走了我不放心。”
刘强哭笑不得，但耐心解释：“奶奶，银行代扣很安全，每次扣了都有短信……”
“我没手机。”
刘强没辙了。他回去跟沈国栋汇报，沈国栋想了想：“那这样，你每月固定时间上门收，收完了当场开收据，让她看着你把钱交到财务室。多跑一趟，但老人安心。”
于是，五号楼的收费，成了刘强的“特殊服务”。每个月那几天，他拄着拐杖（腿还没好利索）爬五楼，收钱，开票，再跑到临时办公室交钱，再跑回来送收据。一趟下来，满头汗。
有次被沈国梁看见了，沈国梁问：“累不累？”
刘强憨笑：“累。但刘奶奶每次都给我塞个苹果，说‘孩子，吃’。我就觉得，值。”
是啊，值。
周婷每天盯着数据，眉头紧锁：“沈总，如果收缴率低于80，物业就是亏本运营。一个月亏两万，一年二十四万，公司扛不住。”
沈国梁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让沈秀娟组织了几场“社区茶话会”，请已缴费的业主和未缴费的业主一起坐坐，聊聊。
茶话会上，李婶和王奶奶也来了，现场腌咸菜、剪纸，送给大家。
“咱们小区现在多好啊。”一个已缴费的大妈说，“楼道干净了，路灯亮了，晚上遛弯都踏实。一个月多花一百多，值。”
未缴费的人里，有个中年男人嘀咕：“值什么？都是面子工程。谁知道钱花哪了？”
林静立刻调出财务报表投影：“这是上个月的收支明细，每一分钱都有票据。大家可以随时查。”
男人不说话了。
另一个未缴费的年轻妈妈说：“我不是不想交，是手头紧。孩子上幼儿园，一个月三千，房贷五千，实在挤不出来了。”
沈国梁想了想：“这样，如果你愿意参加社区志愿服务——比如每月打扫一次楼道，或者帮忙组织一次活动，可以申请物业费减免，最高减50。”
年轻妈妈眼睛亮了：“真的？”
“真的。”沈国梁说，“咱们小区是大家的，大家出力，大家受益。”
月底总结会上，周婷难得露出笑容：“第一个月，物业收入十万零八千，支出十一万二，亏损四千。但考虑到刚起步，这个结果可以接受。”
“依法催缴。”林静说，“发催缴函，三次不交，起诉。但这是最后手段，尽量不用。”
沈国梁点头：“先礼后兵。但规矩就是规矩，不能破。”
散会后，沈国梁一个人坐在办公室。窗外，阳光里小区的灯光温暖明亮。
他想，物业费这事，就像一面镜子——
照出人性的复杂，照出利益的纠葛，照出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但好在，他们迈出了第一步。
虽然踉跄，但站稳了。
这就是成长吧。
疼痛的，缓慢的，但坚实的成长。
手机响了，是王淑芬：“国梁，小雅今天胎动特别厉害，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沈国梁立刻起身：“我马上回来。”
家事，公事，事事操心。
这就是中年。
累，但充实。
因为肩上扛着的，都是责任。
都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