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整，这场史无前例的高强度“全球安保合作洽谈马拉松”正式开始。
镐科驻华盛顿的美洲运营中心和美国子公司为沈烈和唐彻配置的两个三人小组及时就位。
沈烈所在的a洽谈室，。
来到这里的，多是各国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外交使节或具有政策决策权的代表。
他们的问题往往超越了技术细节，直指战略核心、信任构建与国际政治博弈。
南非代表团是第一批之一。
警察总局副局长姆贝基亲自带队，他开门见山：
“沈先生，您的演讲令人振奋。南非乃至许多非洲国家，长期以来在安全合作中处于被动接受者的位置。我们提供信息，但往往难以获得对等、及时、高质量的威胁情报回报。您的平台，如何确保‘贡献’与‘收益’的公平性？如何防止它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技术包装下的不平等交换？”
沈烈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直视对方：
“姆贝基局长，您问到了关键。我们的平台治理模型，采用‘贡献度加权’机制，但这不是简单的数据量加权。贡献评估是多维度的：包括共享数据的质量、独特性、时效性，也包括在协同响应中提供的计算资源、专家分析甚至行动支持。更重要的是，平台设立了‘基础保障线’和‘小国权益委员会’。前者确保即使贡献度低的国家，也能获得关键的、普惠性的全球威胁预警；后者则确保在涉及小国利益的平台决策中，小国拥有不可忽视的发言权和一票关切权。我们追求的，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基于贡献的、同时兼顾普惠与公平的正义。”
姆贝基沉吟片刻，缓缓点头：
“很具体的安排……我们需要看到更详细的治理章程草案。”
“一周内，草案会通过安全渠道发送给贵国指定部门。”
沈烈承诺。
接下来是沙特代表。
沙特内政部技术局长的问题更加直接：
“沈先生，平台如何应对某些国家可能利用其技术优势，在系统中植入后门或进行隐秘监控的风险？我们如何相信，代码的开源和审计是真实且全面的？”
这个问题代表了众多国家对技术本身，尤其是对中国技术的深层疑虑。
沈烈回答得毫不回避：
“局长的担忧非常现实。对此，我们有三重保障。第一，全过程可验证构建：平台的每一次核心代码编译、生成可执行文件的过程，都将由参与国共同指定的、中立的第三方机构监督，并使用多方签名机制，确保产出的软件与公开的源代码完全一致，无人能暗中篡改。第二，硬件安全模块与可信执行环境：平台的关键密码学操作将在国际公认的、由多国共同监管生产的硬件安全模块中进行，从物理层面隔离风险。第三，持续的红色对抗演练：我们欢迎并资助由各国顶尖白客组成的独立团队，对平台进行不间断的渗透测试和攻击模拟，发现漏洞，即时公开，共同修复。信任不能只靠承诺，必须建立在可验证、可审计的技术事实之上。”
局长神色稍缓：
“具体的审计机构名单和硬件标准何时能确定？”
“平台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之一。”
沈烈答道，
“我们提议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信联盟（itu）牵头，各国专家共同参与制定。”
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代表的提问则聚焦法律细节：
“沈先生，您提到了与gdpr的兼容性。但gdpr对数据跨境转移有极其严格的规定，特别是向欧盟委员会未做出‘充分性认定’的国家转移。平台架构如何从本质上满足‘经批准的约束性公司规则’或‘标准合同条款’的要求？特别是当数据分析可能涉及欧盟公民个人数据时？”
这涉及到极其专业的法律技术细节。
沈烈显然有备而来：
“我们平台的核心——联邦学习和差分隐私——其设计哲学本身就与gdpr的‘数据最小化’、‘目的限制’和‘隐私默认设计’原则高度契合。在联邦学习模式下，原始个人数据从不离开本国数据中心，跨境流动的只是加密的、无法反推原始数据的模型参数更新。这本身就不构成gdpr意义上的‘数据跨境转移’。在需要进行协同分析时，我们采用经过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预先批准算法的‘安全多方计算’和‘差分隐私’技术，确保输出结果已满足k-匿名性和差分隐私预算要求，不包含可识别个人的信息。所有流程均有可审计的日志，符合‘问责制’原则。我们已经准备了长达两百页的法律与技术兼容性白皮书，会后即可提供。”
德国代表扶了扶眼镜，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
“白皮书我们需要。另外，希望安排我们的数据保护官与贵方技术法律团队专题会议。”
“随时可以安排。”
沈烈示意助手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