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清苑地道战纪念馆的地道复原体验区入口处，光线骤然暗了下来。这是一段根据历史资料和亲历者回忆，在纪念馆地下仿建的地道，尽可能还原了当年的形制与氛围。入口隐蔽在一处仿制的农家灶台后，需要弯腰钻过一道低矮的木门。
张建军研究员熟练地打开手电，侧身钻了进去，回头对陈砚和李明说：“跟紧我，里面窄，注意脚下和头顶。”
陈砚深吸一口气，紧随其后。李明跟在最后。刚一进入，一股混合着泥土、旧木料和微弱防潮剂气味的凉风扑面而来，与地面上的燥热截然不同。地道内部比想象中更为逼仄，高度仅容一个中等身材的人勉强直立，陈砚一米八的个子需要微微低头。宽度也是如此，两人无法并行，必须一前一后。手电光柱在黑暗中划出有限的范围，照亮脚下凹凸不平的土路和两侧粗糙的土壁。空气凝滞，带着地穴特有的潮湿与沉闷，呼吸声在狭小空间里显得格外清晰。
张建军一边缓慢前行，一边低声讲解，声音在地道里产生轻微的回音：“我们走的这段，是按照李桂兰同志当年主持挖掘的地道主干道之一复原的。虽然做了必要的加固和通风处理，但基本形制、尺寸和功能点都是依据史料。”
他停下脚步，手电光指向左侧土壁上一个碗口大小的孔洞。孔洞呈外小内大的喇叭形，内侧边缘打磨得相对光滑。“这就是射击孔。外面通常伪装成柴堆、土坎或者天然的土坡裂缝。从里面看出去，视野虽然有限，但能控制住关键的路口或开阔地。当年民兵们就是通过这样的孔洞，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行隐蔽射击。”
光柱移动，照向前方一个略微向上倾斜的细小通道，通道口比射击孔稍大，但同样隐蔽。“那是了望口，也叫‘观察哨’。位置通常选在制高点，比如树根下、坟包旁，用中空的秸秆或苇管通到地面，既透气又能观察敌情。李桂兰她们就靠这些‘眼睛’和‘耳朵’，掌握鬼子动向。”
继续前行约十几米，地道出现一个向左的岔口，岔口内更为低矮，需要蹲身才能进入。张建军示意：“这是伤员转移通道，也叫‘备道’。比主道更隐蔽，也更窄，但连通着多个藏身洞和紧急出口。一旦主道被发现或被破坏，可以通过这里转移伤员和群众。李桂兰同志救下的那位八路军伤员，就是通过这样的通道被秘密转移和藏匿的。”
陈砚用手轻轻触摸着冰凉的土壁，指尖能感受到土壤的颗粒感和岁月沉积的坚硬。他想象着八十年前，在没有机械、缺乏工具、时刻面临暴露风险的条件下，李桂兰和她的乡亲们，是如何一镐一锹，在黑暗中挖掘出这纵横交错的地下网络。每一次挖掘，都伴随着被敌人发现的危险；每前进一米，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他们就这样一寸一寸地，用双手和意志，在敌人脚下构筑起了生存与战斗的空间。这与陈铭他们在野人山中用脚步踩出的“路”，虽然形式迥异，却同样充满了绝境求生的智慧、不屈不挠的毅力和对胜利的执着信念。
又拐过一个弯，地道略微开阔了一些，出现了一个约两平方米见方、类似小室的空间。张建军在这里停了下来，手电光仔细地扫过角落一处土台。土台是直接在土壁上掏挖出来的，表面平整，大约齐腰高。
“就是这里了。”张建军的声音里带着一种确认历史的郑重，“根据多位亲历者，包括李明先生父亲的回忆，李桂兰同志当年就是在这个位置，放置那把黄铜军号。这里位于几条支道的交汇点，声音可以比较均匀地传向不同方向。每次有敌情需要集合，或者战斗打响前进行动员，李桂兰就站在这里，吹响军号。”
陈砚走到土台前。手电光下，土台表面只有尘土，空无一物。但他仿佛能看到，一个梳着短发、眼神坚毅的年轻女子，就站在这个昏暗的角落里，双手捧起那把沉甸甸的军号，凑到唇边。地道里空气混浊，光线幽暗，也许只有一盏如豆的油灯在她身旁摇曳。然后，她深吸一口气，鼓起胸膛，吹响了号角。
“那号声，在地下听起来，和在地上不一样。”李明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有些低沉，充满了回忆的质感，“我爹跟我说过很多次。他说，奶奶吹的号声，在地道里传得特别远，特别有劲，嗡嗡地响，带着土腥味，但听着心里就踏实，就知道该往哪儿冲，该干什么。有一次，鬼子突然进村扫荡，人数不少。奶奶就是在这儿吹的号。分散在各家各户、田间地头隐蔽的民兵，还有听到信号自愿来帮忙的乡亲，很快就从各个入口钻进地道，不到一袋烟的工夫，就聚集了三十多人。奶奶指挥大家各就各位，利用射击孔和陷阱，打了鬼子一个措手不及。那次战斗，打死了两个鬼子，打伤了几个，还缴获了三支步枪。鬼子摸不清我们有多少人，也不敢贸然下地道，最后胡乱放了几枪就撤了。我爹说，那一仗之后，那把军号在大家心里，就更神了。”
陈砚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划过土台冰凉的表面。他仿佛能听到那穿越了八十年的号声，正隐隐在地道的土壁间回荡，沉闷，却蕴含着穿透一切阻碍的力量。那声音召集的不是正规军队，是放下锄头拿起土枪的农民；它响彻的不是开阔的战场，是阴暗狭窄的地下甬道；它鼓舞的不是训练有素的士兵，是誓死保卫家园的普通百姓。这是人民战争最真实的声音，是智慧、勇气和绝地求生意志的呐喊。
李明顿了顿，接着说：“还有一次，奶奶生病了，发高烧，浑身没力气，吹不动号。可偏偏鬼子的小股部队又来骚扰。奶奶就让我爹吹。我爹那时候才十六七岁，没吹过，紧张得手发抖。奶奶就靠坐在土壁边，声音虚弱但很坚定地跟他说：‘儿啊，别怕。你就想着，咱吹这号，是为了把乡亲们叫来，是为了打跑鬼子，是为了守住咱的地道，守住咱的家。心里有这股劲儿，号声自然就有力量了。’我爹照着她的话，想着鬼子在村里烧杀抢掠的恶行，想着地道里藏着的老人孩子，憋足一口气吹响了。号声虽然有点走调，但响动很大。民兵们还是听懂了，迅速集结起来，又一次打退了敌人。从那以后，我爹也成了正式的民兵，跟着奶奶一直打到抗战胜利。”
昏暗的光线中，李明的眼角有泪光闪烁，但那泪光里，是骄傲，是传承，是对先辈最深切的怀念与理解。
陈砚从随身的背包里，取出了那把从云南滇缅抗战纪念馆暂借而来的黄铜军号。冰冷的金属在昏暗的地道里，依然泛着幽幽的光泽。他双手捧起军号，转向张建军和李明，征求意见般地看着他们。
张建军郑重地点了点头。李明用力抹了一下眼睛，也点了点头，眼神里充满了期待。
陈砚走到那个土台前，站定。他模仿着想象中李桂兰的姿势，挺直脊背，将号嘴凑到唇边。地道里异常安静，只有三人轻微的呼吸声。他回想李桂兰日记里的话，回想陈铭在野人山吹响它时的信念，回想这把军号跨越万水千山所承载的所有牺牲与嘱托。
他吹响了。
“呜——嗡——”
声音并不算特别嘹亮，但在这封闭、狭窄、有着特殊混响结构的地下空间里，却产生了奇异的共鸣。号声像一道低沉而坚韧的波浪，贴着土壁向四面八方滚荡开去，嗡嗡的回声层层叠加，在耳膜上震动，在胸腔里共鸣。那声音里，似乎真的带着历史的尘土气息，带着烽火年代的焦灼与决绝，也带着一种穿越时空、永不磨灭的坚定力量。
号声停歇，余音却仿佛还在土壁间萦绕，久久不散。
张建军和李明都怔住了，一时间谁也没有说话。地道里重新陷入寂静，但那寂静，与号声响起前已截然不同，仿佛被注入了一种鲜活的历史魂魄。
过了好几秒，李明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声音带着颤抖的笑意和无比的感慨：“是这声……就是这声！跟我爹形容的一模一样！嗡隆隆的，往骨头里钻，往心里去……好像……好像奶奶还在，就站在这儿，看着我们，带着我们一起……准备打鬼子，一起等着胜利的消息。”
张建军也深深吸了一口气，平复着内心的激荡。作为研究者，他听过无数关于地道战的故事，触摸过无数文物，但第一次在这复原的地道里，亲耳听到这把传奇军号真正响起，那种身临其境的历史震撼力，远超任何文字和图片。他看向陈砚手中的军号，又看看那个空置的土台，一个想法清晰起来。
陈砚轻轻放下军号，环顾这个小小的空间，开口道：“张老师，李明先生，我有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就在这里，在这个土台旁边，立一个小小的说明牌？不需要太大，但上面可以写上：‘李桂兰与军号——1943年地道战的声音’。简要说明这把军号的来历，李桂兰如何用它来召集民兵、指挥战斗，以及它背后所连接着的、从远征军战士陈铭到民兵英雄李桂兰的这段传承故事。让每一位走进这段地道的游客，在感受当年战斗环境的同时，也能知道，在这个角落里，曾经响起过怎样一种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声音，知道这声音背后，是怎样一群平凡而伟大的英雄。”
张建军几乎立刻表示了赞同：“这个提议非常好，陈老师！我们馆里完全可以落实。不仅在这里立牌，我们还可以在展厅里李桂兰同志的展区，增加一个专门的板块，详细讲述这把军号的故事，把陈铭同志在滇缅战场的事迹，以及这把军号如何从南到北、从正规战场到人民战线的流转历程，清晰完整地呈现出来。这样，游客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我们抗战的胜利，是前方后方一体、军队百姓同心、各种斗争形式相互配合支援的结果。一把军号，连接起远征军和地道民兵，这正是全民族抗战、人民战争伟力的一个生动缩影。”
李明连连点头，眼眶又红了：“好，好！这样好！奶奶要是知道，她用过、珍视的这把号，它的故事能被这么多人知道，还能和她一直想感谢的那位‘陈同志’的故事连在一起，她不知会有多高兴！这才是真正的‘重逢’，真正的纪念！”
三人缓缓退出地道。当重新回到下午明亮的阳光下时，眼睛有些不适应，但心中却一片澄明。地道外的世界，和平安宁，绿树成荫，游客闲适。而就在脚下，那段被复原的黑暗甬道里，一个关于声音、关于信念、关于传承的新标记，即将被镌刻。历史与当下，牺牲与和平，英雄与后人，通过一把军号，通过一次追寻，通过一块即将立起的说明牌，完成了一次庄重而温暖的对话。那把军号的声音，将不再只回荡在八十年前的地道里，也将回响在每一个后来者的心中，提醒他们，今日的安宁，源自昨日怎样的智慧、勇气与众志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