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清苑李家庄燕明家的堂屋。阳光透过洁净的玻璃窗照进来，在磨得发亮的水泥地上投下明亮的光斑。堂屋摆设简朴，一张八仙桌，几把旧式木椅，墙上挂着大幅的年画和一个老式挂钟，滴答作响，充满了北方农家安稳祥和的气息。
燕明今年五十八岁，中等身材，面色黝红，是典型的北方农民模样，手掌粗大，指节分明。他话不多，眼神里透着庄稼人特有的朴实与一丝面对来访者（尤其是陈砚这样为“公家事”而来的人）的认真拘谨。李明陪坐在一旁，帮着引见和补充。
寒暄过后，燕明起身，走进里屋。片刻后，他捧出一个用深蓝色粗布仔细包裹、约莫书本大小的方正布包。他走回八仙桌旁，将布包轻轻放在桌面上，动作小心翼翼，仿佛里面装着易碎的珍宝。
在陈砚、李明以及特意赶来的张建军研究员的目光注视下，燕明一层层解开布包。里面是一个老旧的硬纸板文件夹。他打开文件夹，里面用透明塑料膜小心地封装着两样东西。
左边，是一张比巴掌略大的、已经严重泛黄脆化的纸条。纸条质地粗糙，边缘不规则，像是从什么本子上匆匆撕下的。纸条上用铅笔写着几行字，字迹歪歪扭扭，大小不一，有些笔画因用力过猛而将纸面划破，但依然可以清晰辨认：“十月十七（农），明早，鬼子约一小队，自东王庄来，清剿。速备。勿误。”在纸条的右上角，用细线牢牢绑着三根已经褪色、却依然能看出原本是深褐色的禽类羽毛，羽毛根部的绒羽尚存。
右边，是一张同样泛黄、对折的硬纸卡片。展开后，是一张“晋察冀边区儿童团团员证”。证件上有用毛笔填写的姓名“燕嘎子”，年龄“12”，所属村庄“李家庄”，以及简单的编号。最上方贴着一张一寸黑白照片，照片上的男孩瘦小，戴着八角帽，左臂上套着一个窄窄的、印着“儿童团”字样的布制袖章。他抿着嘴，眼神直视前方，带着那个年龄少有的严肃与警惕。
屋内一片寂静，只有挂钟的滴答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两件历经八十载风雨的脆弱纸片上。
燕明用他那粗糙的手指，隔着塑料膜，极其轻缓地虚点着那封鸡毛信，声音低沉而缓慢，仿佛怕惊扰了沉睡的记忆：
“这就是俺爷爷……燕嘎子，当年传递的……最后一封情报。”
他顿了顿，像是在整理祖辈口述传下的每一个细节：“那是民国三十三年，就是1944年，秋天。地里庄稼刚收完，天开始凉了。爷爷那会儿十二岁，是村儿童团的通信员。头天夜里，区上的秘密交通员冒死送来口信，说得到确切消息，驻扎在东王庄据点的一小队鬼子，第二天一早要出来，到咱们这一片几个村子‘清剿’，报复前一阵游击队端了他们一个炮楼。情报必须立刻送到李桂兰奶奶手里，让她组织民兵和乡亲们准备转移、埋伏。”
“爷爷接到任务，二话没说，把情报内容用铅笔写在这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上——他那时候刚认字不久，写得很慢，很用力。然后，按规矩，插上三根鸡毛，表示最紧急。鸡毛是从家里老母鸡尾巴上拔的，染了点锅底灰，不那么显眼。”
燕明的手指移到纸条上那几行稚拙的字迹：“写完，天还没亮。爷爷把纸条对折，又对折，变成一个小方块。他想了很多办法藏，最后塞进了左脚那只破布鞋的鞋底夹层里。他说，万一路上碰到盘查，鬼子一般不会让脱鞋。”
“然后，他就上路了。不敢走大路，专挑庄稼地里的垄沟、河沟边的草丛走。十几里地，连跑带爬。快到咱们村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远远地，就看见村口有鬼子的哨兵，还有几个穿黑衣服的伪军。原来鬼子怕走漏风声，提前派了小股人马封锁了路口。”
陈砚屏住呼吸，仿佛能看到那个瘦小的身影，趴在冰凉的秋日田埂下，望着远处村口晃动的刺刀和太阳旗，心脏在瘦弱的胸膛里狂跳。
“爷爷没慌。”燕明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骄傲，“他记得李桂兰奶奶说过，村西头老坟地那边，有个秘密地道口，连着村里的主干道。他绕了一大圈，从老坟地那边，顺着标记，钻进了地道。在地道里摸黑爬了不知道多久，终于找到了正在地道里检查陷阱和射击孔的李桂兰奶奶。”
“奶奶拿到情报，看完，脸色很凝重。她拍了拍爷爷的肩膀，说了声‘好样的，嘎子！’。然后立刻开始布置。她让爷爷赶紧从另一个出口离开，去通知邻村的民兵注意警戒。”
“爷爷刚钻出地道口，还没跑远，就被两个伪军发现了。他们吆喝着追上来。爷爷拼命跑，想把敌人引开，离村子越远越好。伪军开了枪，子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去。跑到一片玉米秆堆附近，爷爷实在跑不动了，也被包围了。伪军把他抓住，搜身，衣服口袋、怀里，甚至帽子都翻遍了，什么都没找到。他们气急败坏，用枪托打他，问他是不是小八路，来干什么。爷爷咬着牙，一声不吭，只说自己是出来拾柴火的。他们不信，把他押回了临时设在村口的鬼子据点。”
燕明的声音哽住了，他用力清了清嗓子，才继续说下去：“后来听救他出来的乡亲说，鬼子也审了他，打得更狠。鞭子抽，冷水泼，让他说情报藏哪儿了，送给谁了。爷爷……从头到尾，就说三个字：‘不知道’。鬼子没办法，又看他是个孩子，觉得可能真不是，就把他关在一个破磨房里，打算天亮后押回据点慢慢审。是李桂兰奶奶带着民兵，趁着后半夜鬼子哨兵松懈，摸进去把他救出来的。救出来的时候，爷爷浑身是伤，发高烧，但那双破布鞋，还紧紧穿在脚上。鞋底里，那张插着三根鸡毛的纸条，安然无恙。”
陈砚的目光久久停留在那张薄薄的、承载了千钧重量的纸条上。纸张脆薄得仿佛一碰即碎，铅笔字迹稚嫩得如同小学生习字，那三根褪色的鸡毛更是简陋无比。然而，正是这不起眼的三样东西组合在一起，在1944年那个秋日的凌晨，穿越了封锁与追捕，传递了关乎一村人性命存亡的警报。它轻如鸿毛，又重如泰山。上面的每一笔歪扭的划痕，都浸透着一个小小少年在强敌面前的机警、勇气与无比坚贞的忠诚。
燕明又从文件夹的夹层里，取出一张用相角贴在硬纸板上的老照片。照片只有两寸大小，已经泛黄，但人物清晰。背景似乎是村头的打谷场，阳光很好。左边是年轻的李桂兰，穿着干净的粗布褂子，头发梳得整齐，脸上带着平和而欣慰的笑容，她右手举着的，正是那把黄铜军号。右边，站着一个明显长高了一些、但依然瘦削的少年，正是燕嘎子。他大概十三四岁了，穿着不合身的旧棉袄，胸前戴着崭新的红花，左手高高举着一封鸡毛信，脸上洋溢着无比灿烂、自豪的笑容，眼神亮得灼人。两人肩并肩站着，身后是丰收的麦秸垛和蔚蓝的天空。
“这是1945年，鬼子投降后不久，县里来记者采访英雄，给拍的。”燕明的声音柔和下来，带着深深的怀念，“爷爷说，那是他这辈子最高兴的一天。能和李桂兰奶奶这样的英雄站在一起照相，是他最大的光荣。他说，跟着奶奶打鬼子，传递情报，是他这辈子做过最对、最值得的事。”
他顿了顿，眼眶开始发红：“爷爷晚年身体不好，但常常拿出这张照片看。他说，要是能再听一次李桂兰奶奶吹响那把军号就好了。他说，那号声在地道里响起的时候，嗡嗡的，听着心里就踏实，就浑身是劲，就知道该往哪儿冲，该保护谁。那号声，能让他想起当年一起钻地道、一起躲鬼子、一起盼胜利的每一个伙伴……”
陈砚静静地听着，等燕明情绪稍平，他开始缓缓讲述。从陈铭在野人山守护军号和日记，到将号赠予苏联飞行员伊万，再到伊万在另一战场转赠重伤员，最后线索指向北上归队的陈铭，在冀中将号赠予了正在领导地道战的李桂兰。他讲述了这把军号如何在不同战场、不同英雄手中流转，如何成为凝聚信念、传递胜利希望的象征。
燕明听得入了神，泪水不知何时已滑过黝黑的脸颊。他喃喃道：“原来……原来李桂兰奶奶的军号，有这么长的来历，这么多故事！从那么远的云南战场，到咱们这华北平原的地道里……爷爷要是知道，这把他听了无数遍、觉得神乎其神的号，是这么来的，他不知会有多高兴！他念叨了一辈子，想知道这号的来历，现在……现在总算知道了。他……他可以安心了。”
陈砚点了点头，看着桌上并排放置的鸡毛信、儿童团证和那张合影，一个清晰的想法浮现出来。“燕大哥，张老师，”他看向燕明和张建军，“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燕嘎子同志的这封鸡毛信、他的儿童团证，和李桂兰同志的那把军号，放在一起，在纪念馆里做一个联合展示？专门讲述在清苑李家庄，一位民兵女英雄和一位儿童团小交通员，如何在不同战位上并肩战斗、用不同方式（军号与鸡毛信）保卫家园的故事。让所有参观者，尤其是孩子们看到，抗战不仅仅是成年人的冲锋陷阵，也有像燕嘎子这样的少年英雄，用他们的智慧、勇敢甚至鲜血，为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故事，同样是抗战史诗中光辉的一页。”
张建军立刻表示赞同：“这个构思非常好！完全可以实现。我们可以在李桂兰同志展区的基础上，扩展出一个‘李家庄的抗战记忆’小专题，将军号、地道图、鸡毛信、儿童团证以及这张珍贵的合影一起展出，辅以详细的文字说明和背景介绍。这不仅能丰富展陈内容，更能生动诠释人民战争的广泛性和群众性，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绝佳素材。”
燕明早已泪流满面。他站起身，走到堂屋正中悬挂的年画前，对着虚空，也是对着心中祖父和英雄长辈的形象，深深地、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爷爷……李桂兰奶奶……”他的声音哽咽却清晰，“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让俺们这些后辈知道，当年国家有难的时候，不光有大英雄，也有像你们这样……普普通通，却又顶天立地的人。你们一个在地上挖洞、吹号杀敌，一个在地上跑信、以命护情报……你们用各自的方式，告诉俺们，啥叫国家，啥叫责任，啥叫……中国人该有的骨气！”
他直起身，用力抹去脸上的泪水，看向陈砚和张建军，眼神变得无比坚定：“陈老师，张研究员，俺支持！把俺爷爷的东西，和李桂兰奶奶的东西放一块儿！让更多人来瞧，来听他们的故事！让现在的娃娃们知道，他们能坐在亮堂的教室里念书，能吃饱穿暖，是俺爷爷他们那代人，用命，用血，用小时候本该玩耍的时光，换来的！这故事，俺们得讲下去，一代一代，不能忘！”
阳光透过窗户，暖暖地照在八仙桌上，照亮了那些泛黄的纸片，照亮了照片上青春的笑脸，也照亮了燕明眼中那份承自祖辈、此刻愈发澄澈明亮的信念与决心。一段尘封的童年纪事，即将与地道的号声、远征军的足迹汇合，共同鸣响一曲关于平凡人如何成就不凡、少年人如何肩负家国的壮丽和弦。记忆的拼图，又找到了珍贵的一块。英雄的故事，永远在平凡与伟大之间，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