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冬宫，沙皇书房，3月20日晚
亚历山大二世坐在巨大的橡木书桌后，书房里只点了一盏绿罩台灯，光线集中在桌面的文件上，周围沉在昏暗里。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松木燃烧的噼啪声是房间里唯一的声响。
桌上放着两份文件。左边是沃尔科夫伯爵从赫尔辛基发回的谈判摘要，用优雅的花体字书写，详细记录了特别税法案通过的全过程。右边是内务部起草的《关于成立芬兰事务特别委员会的方案》，厚达二十页，用严谨的官僚文体列举了委员会的组成、职权、运作方式。
舒瓦洛夫伯爵站在书桌前两步的位置，双手垂在深蓝色制服两侧，等待沙皇的批示。这位第三厅厅长六十岁，头发全白，但腰背挺直，眼神像冬日的涅瓦河一样冰冷。他在阴影里站了十五分钟，一动不动，像一尊穿着文官制服的雕像。
“二百五十万卢布，三年付清。”亚历山大二世念着报告上的数字，手指在纸张边缘摩挲，“芬兰人同意了？”
“是的，陛下。虽然有波折，但最终通过了。”舒瓦洛夫的声音平稳，没有任何情绪，“博布里科夫总督处理得很妥当，既施加了压力，又给了台阶。分期支付能缓解芬兰的即时压力，避免工厂大规模倒闭影响军工生产。模糊承诺则保留了帝国的主动权。”
沙皇点点头，拿起那份方案。他五十九岁，继位二十三年，脸上有了老年斑，但眼睛依然锐利。他快速浏览着方案的核心内容：委员会由内务部牵头，成员包括财政部、陆军部、海军部、第三厅的代表，统筹对芬兰的经济、政治、军事控制。委员会享有直接向沙皇报告的权力，可越过芬兰议会和总督府，直接干预芬兰事务。
“舒瓦洛夫，你认为这个委员会有必要吗？”
“十分必要，陛下。”舒瓦洛夫上前半步，进入台灯光晕的边缘，“过去我们对芬兰的管理过于分散。财政部只管收税，陆军部只管军工，第三厅只管监控，缺乏协调。结果就是，芬兰人能在夹缝中周旋。他们用军工订单做挡箭牌，用技术引进做幌子，悄悄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积累自己的力量。”
他顿了顿，继续说：“特别委员会可以统一指挥，彻底堵死他们的腾挪空间。比如，委员会可以规定：芬兰进口任何设备，必须经过委员会技术审查；芬兰企业的利润分配，必须接受委员会监督；芬兰的技术人员出国学习，必须得到委员会批准。我们要从资金、技术、人才三个方向，全面控制芬兰的工业发展。”
沙皇沉思片刻。他想起祖父亚历山大一世的教诲——那是在他十岁时，祖父临终前握着他的手说的：“统治边疆，要像熬鹰。既不能让它饿死，也不能让它飞走。要慢慢熬，熬掉它的野性，熬出它的忠诚。芬兰这只鹰，我们已经养了七十年，是时候收紧缰绳了。”
“委员会由谁牵头？”
“建议由内务部牵头，因为涉及行政控制。但实际运作中，第三厅应发挥关键作用。”舒瓦洛夫说，“我们需要深入监控芬兰精英的一举一动。那个格里彭伯格，还有议会里那些实业派议员，特别是那个年轻的曼纳海姆——这些人都在我们的名单上。他们的每一次聚会，每一封通信，每一个商业交易，我们都要掌握。”
沙皇拿起笔，那是一支金质的蘸水笔，笔杆上刻着双头鹰纹章。他在方案最后一页的批准栏签下名字：亚历山大。墨水在羊皮纸上晕开一点，像一滴血。
“告诉委员会，”沙皇放下笔，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重如千钧，“他们的任务是确保芬兰永远忠诚，永远有用。忠诚，意味着服从帝国意志；有用，意味着为帝国创造财富。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忠诚和有用发生冲突那么忠诚优先。宁可要一只不会下蛋但听话的母鸡，也不要一只能下金蛋但会啄人的鹰。”
“明白，陛下。”舒瓦洛夫接过签字的文件，羊皮纸在手中发出轻微的响声，“我会亲自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格里彭伯格家族已经在我们重点监控名单的第一位。他们的工厂、港口、矿区，都有我们的人。只要他们有越界行为，立刻就能掌握。”
沙皇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圣彼得堡的夜空飘着春雪，雪花在冬宫的煤气路灯下飞舞，像无数细碎的钻石。涅瓦河上的冰开始融化，但真正的春天，还很遥远。
“舒瓦洛夫，”沙皇背对着他说，“你知道我祖父是怎么得到芬兰的吗？”
“1809年，通过战争，从瑞典手中夺取。”舒瓦洛夫回答，“那是伟大的胜利。”
“对，战争。”沙皇转身，目光穿过书房，仿佛看到七十年前的那场战争，“但战争只能得到土地，得不到人心。七十年来，我们一直试图得到芬兰的人心，用自治，用宽容，用发展。但结果呢？”
他走到墙边那幅巨大的欧洲地图前，手指在芬兰的位置轻轻敲击。那片绿色的土地，寒冷，贫瘠，但地下有矿，林中有木，人民勤劳。更重要的是，它守着波罗的海的门户，是帝国面向西方的屏障。
“芬兰人依然觉得自己是芬兰人，不是俄国人。他们的议会，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法律，都在提醒他们这一点。而现在，他们又开始发展工业，积累力量。这是危险的信号。”
舒瓦洛夫静静听着。他知道沙皇说的对，但作为第三厅厅长，他更关心具体的威胁，而不是抽象的危险。
“陛下，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该收网了。”沙皇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从芬兰到圣彼得堡，再到莫斯科，再到整个帝国辽阔的疆域，“芬兰的工业已经发展到可以为我们所用的程度，但还没有发展到可以独立的地步。现在是控制的最佳时机。特别税是财政绞索，特别委员会是政治笼头。等这两样都套牢了，芬兰就再也飞不走了。”
书房里安静下来。壁炉里的木柴爆出一个火星，溅到地毯上，瞬间熄灭，留下一个焦黑的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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