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5月15日清晨，圣彼得堡冬宫的书房里弥漫着雪茄和旧纸张混合的气味。舒瓦洛夫伯爵站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办公桌前，双手垂在深蓝色制服两侧，脊背挺得笔直，但额角渗出的细密汗珠在煤气灯光下闪着微光。他六十一岁，执掌第三厅已九年，脸上每道皱纹都刻着这个帝国最黑暗的秘密，但此刻，他感到一种久违的紧张。
沙皇坐在巨大的桃花心木书桌后，手里捏着一份只有三页纸的报告。报告是瓦西里耶夫教授从赫尔辛基发回的，用加密电文传送，今早才译出。窗外，涅瓦河上的晨雾正在散去，冬宫的金顶在五月稀薄的阳光下闪烁，但书房里依然阴冷。
“所以，”亚历山大二世放下报告，声音平静得像在讨论天气，“芬兰人用七炉试验，就造出了性能超过图拉兵工厂的镍钢炮管。而我们的专家在伊瓦洛钢厂待了两个月，还没拿到完整工艺。舒瓦洛夫，你能解释这是为什么吗？”
舒瓦洛夫咽了口唾沫，喉结滚动。“陛下，瓦西里耶夫教授的报告显示，芬兰人在技术细节上有所保留。他们提供了配方比例，提供了基本流程，但关键参数——特别是镍合金添加的精确时机、脱氧剂的分步加入方法、冷却曲线的控制——都含糊其辞。我们的人按他们给的参数在实验室复现，结果不稳定。”
“不稳定。”沙皇重复这个词，手指在报告上轻轻敲击，“黑海舰队等着新炮管，图拉兵工厂等着技术，帝国等着看芬兰的忠诚。结果你告诉我，我们拿到的技术‘不稳定’？”
书房里安静得能听见壁炉里木柴燃烧的噼啪声。舒瓦洛夫感到汗水顺着脊背流下，浸湿了衬衣。他知道这份报告的分量——不只是技术问题，是政治问题。柏林会议后，俄国在欧洲的地位受损，急需在军工上证明实力。芬兰的镍钢技术，是沙皇在御前会议上亲自点名的“战略资产”，要求“必须掌握”。
“陛下，瓦西里耶夫教授建议采取更直接的措施。”舒瓦洛夫小心翼翼地说，“他认为，芬兰人之所以保留关键技术，是因为他们还有自主空间。如果加强控制，派驻更多专家，甚至直接接管关键岗位，他们就会交出完整的工艺。”
沙皇站起身，走到窗前。他穿着深绿色军便服，五十九岁，腰背依然挺直，但鬓角的白发比去年又多了些。他望着窗外冬宫广场，禁卫军正在换岗，深绿色制服和锃亮的皮靴在晨光中整齐划一。
“格里彭伯格这个人，”沙皇背对着舒瓦洛夫开口，“你怎么看？”
舒瓦洛夫快速思考。这个问题他准备了很久。格里彭伯格，三十三岁，德意志贵族后裔，家族在芬兰已有三代。十六年前父亲去世时家族濒临破产，他用十年时间重振家业，建立了芬兰最大的工业集团。此人精明，有远见，善于利用瑞典和德国的技术，但更重要的是他有某种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
“他投资教育，资助技术学校，在工厂推行比芬兰法律要求更好的工人福利。他不是纯粹的商人，更像建造者。他想在芬兰建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从采矿到冶炼到制造。”舒瓦洛夫顿了顿，“而这种理想主义，在帝国看来，是危险的。”
沙皇转身，深灰色的眼睛盯着舒瓦洛夫：“危险在哪里？”
“因为他要建的工业体系，是芬兰的，不是帝国的。他现在为黑海舰队造炮管，是因为这能带来利润和保护。但一旦他的体系建成，一旦芬兰有了自己的完整工业链，他们就不再需要帝国，甚至可能成为威胁。”
“所以你的建议是？”
“控制，陛下。但要有策略的控制。”舒瓦洛夫从公文包里取出另一份文件，“我建议，以‘技术合作、提升效率、保障军工’的名义，向伊瓦洛钢厂派驻一个常驻专家组，五到六人，涵盖冶金、机械、化工、管理。这些人不直接接管工厂，但有权随时检查任何工序，查阅任何记录，参加任何会议。同时，要求芬兰方面交出镍钢工艺的‘完整、可复现’版本，并在图拉兵工厂成功复现之前，不得对工艺做任何单方面修改。”
沙皇走回书桌前，拿起钢笔。那是一支金质的蘸水笔，笔杆上刻着双头鹰纹章。“那么，如果格里彭伯格拒绝呢？”
“他不敢，陛下。”舒瓦洛夫的声音变得冰冷，“伊瓦洛钢厂百分之七十的订单来自帝国海军。如果拒绝，我们可以削减订单，可以征收特别检查费，可以让他的工厂出些‘意外’。而且，我们手里还有牌——赫尔辛基港的海关监察处已经运转，可以卡住他的原料和设备进口。拉普兰矿区那边，我们的人正在活动，如果萨米部落倒向俄国，他的矿石来源就会出问题。”
沙皇沉默地听着，手中的笔在文件上悬停。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桃花心木桌面上投下一道明亮的光带，光带里尘埃飞舞。
，！
“舒瓦洛夫，”沙皇最终开口，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重如千钧，“你知道我祖父为什么要在1809年拿下芬兰吗？”
“为了帝国的西部屏障，陛下。”
“不只是屏障。”沙皇放下笔，走到墙边那幅巨大的欧洲地图前，手指划过波罗的海，“芬兰是帝国面向西方的窗户。通过这扇窗户，我们可以学习欧洲的技术，吸收欧洲的文明，但又不被欧洲的动荡波及。这七十年来，芬兰的自治，芬兰的发展，都是帝国的恩赐。但现在”
他的手指停在芬兰的位置，轻轻敲击：“这扇窗户想自己关上，想变成一堵墙，把帝国挡在外面。这不行，舒瓦洛夫，这绝对不行。窗户只能是窗户，永远不能变成墙。”
他转身，回到书桌前，在文件上签下名字：亚历山大。墨水在羊皮纸上晕开一点，像一滴血。
“按你的计划执行。派驻专家组，要求完整工艺。但如果芬兰人继续耍花样”沙皇抬起头，眼中闪过冷光，“那就让他们明白，窗户的玻璃，是可以被打碎的。”
“是，陛下。”舒瓦洛夫接过签字的文件，羊皮纸在手中发出轻微的脆响。
“还有，”沙皇补充，“那个索科洛夫中尉，他在芬兰多久了？”
“三年了，陛下。矿业委员会的技术监察官，负责监控伊瓦洛钢厂和凯米河焦炭厂。”
“报告上说，他对芬兰人有些同情？”
舒瓦洛夫心里一紧。索科洛夫最近几次报告，确实在为芬兰人说话，强调他们的技术成就，建议“合作而非压制”。这被第三厅的眼线记录在案。
“索科洛夫中尉是技术人员，对技术有热情，可能对芬兰工程师产生了一些专业上的尊重。”
“专业尊重可以，但不能影响忠诚。”沙皇冷冷地说，“如果他分不清轻重，就换人。帝国的利益高于一切，高于技术，高于个人感情。你明白吗？”
“明白，陛下。”
“去吧。一个月内，我要看到完整的镍钢工艺在图拉兵工厂成功复现。否则”沙皇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很清楚。
舒瓦洛夫躬身退出书房。厚重的橡木门在身后关上，隔绝了室内的阴冷和压力。他站在冬宫长长的走廊里，大理石地板光可鉴人，墙上历代沙皇的肖像在昏暗的光线中凝视着他。他感到一阵疲惫——不是身体的累，是那种在黑暗中摸索太久，快要忘记光明模样的累。
但他没有选择。他是第三厅厅长，是帝国黑暗中的眼睛和手。有些事，必须做，无论对错，无论代价。
他快步离开冬宫。走廊尽头，一个年轻官员迎上来，手里拿着刚收到的电报。
“伯爵阁下，赫尔辛基急电。格里彭伯格家族有一批货物今晚从哥德堡运抵图尔库，疑似精密设备部件。列昂尼德副关长请示，是否扣押？”
舒瓦洛夫接过电报扫了一眼，嘴角浮起一丝冰冷的笑意。很好，牌一张张打出去，压力一点点加上去。他要看看，格里彭伯格这扇窗户，能承受多大的风，才能不碎，也不关。
“回电：放行，但记录在案。让列昂尼德把清单送给瓦西里耶夫教授，专家组进驻钢厂时，我要他们一件件核对，这些设备都用在哪里，做了什么。记住，细节，我要每一个细节。”
“是，伯爵。”
舒瓦洛夫走出冬宫，五月的圣彼得堡阳光正好，但照在身上，没有温度。他望着涅瓦河对岸的彼得保罗要塞，那座关押过无数政治犯的监狱，在阳光下像一头沉睡的巨兽。
在芬兰，在伊瓦洛钢厂，也有一场囚禁正在上演。不是肉体的囚禁，是技术的囚禁，是未来的囚禁。而他，是那个锁上牢门的人。
他坐上马车，吩咐车夫回第三厅总部。马车驶过冬宫广场，禁卫军整齐的脚步声在身后响起，像这个帝国沉重而不可阻挡的心跳。
而在千里之外的芬兰，伊瓦洛钢厂的平炉正喷涌着金白色的火焰。那火焰那么亮，那么热，仿佛能融化一切冰雪，照亮一切黑暗。
但舒瓦洛夫知道，有些冰，是火焰也融不化的。有些黑暗，是光也照不进的。
比如帝国的意志。比如统治的法则。比如窗户，永远只能是窗户的命运。
马车驶远。冬宫的金顶在阳光下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街角的转弯处。像某个遥远的、与普通人无关的世界，在五月的晨光中，继续着它冰冷而精确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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