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时，议会大厅里的空气像凝固的沥青，沉重，粘稠，几乎让人无法呼吸。辩论已经进行了三个小时，双方都疲惫不堪，但眼神里的对峙更加尖锐。阳光从高窗斜射进来，在深色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光影，将大厅分割成明暗两半，像某种隐喻。
曼纳海姆刚刚结束发言。他提出了第十三条修正案，关于“效忠宣誓不应违背公民良心自由”。这是一个敏感的条款，直接触及宗教和思想自由的核心。他用芬兰历史上宗教宽容的传统作为论据，引用宪法中关于信仰自由的条款，甚至提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波尔沃会议上“保障芬兰宗教”的承诺。
“如果一个人因为信仰原因，无法宣誓效忠皇帝，但他依然遵守法律，纳税，服役，那么他是不是不忠？”曼纳海姆在讲台上反问，声音因为长时间发言而有些沙哑，但更添力量，“如果效忠法案成为打压异见、迫害少数派的工具，那么它不是在巩固忠诚，是在制造分裂，是在逼迫诚实的人说谎，是在亵渎效忠本身。”
他说完，全场寂静。旁听席上，几个宗教人士在点头——芬兰有路德宗主流，但也有东正教少数，还有犹太社区。良心自由，对他们至关重要。观察席上，俄国副官脸色铁青，手指在桌面上敲击，节奏紊乱。
议长宣布下一位发言人：伊格纳季耶夫。老议员站起身，没有走向讲台，就站在自己的座位前，双手背在身后，像一个将军在阵前训话。
“曼纳海姆议员谈良心自由，谈宗教宽容，谈历史传统。”伊格纳季耶夫开口，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冰锥，冷，硬，“但我要问：当帝国面临威胁时，是良心自由重要，还是团结一致重要？当敌人就在门外时，是宗教宽容重要，还是共同御敌重要？当历史来到十字路口时，是固守传统重要，还是顺应大势重要？”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先生们，我们不是在讨论哲学问题，是在决定芬兰的命运。柏林会议后，欧洲局势紧张，帝国需要每一个部分都紧密团结。芬兰作为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明确表态，必须无条件效忠。这不是迫害，是责任；不是压迫，是义务。在国家安全面前，个人良心必须让步；在帝国利益面前，宗教差异必须搁置。这是常识，是每个公民都应懂的道理。
他转向曼纳海姆：“曼纳海姆议员，你年轻，有理想，这很好。但理想不能当饭吃，不能御外敌。你说效忠法案可能被滥用，那么请问：帝国七十年来，可曾滥用过权力？可曾迫害过芬兰的宗教少数派？可曾因为思想不同而抓过人？没有！帝国对芬兰的宽容，天地可鉴！现在帝国只是要求一个明确的效忠宣誓，你们就推三阻四，提出十三条修正案，这是信任吗？这是合作吗？这是在伤口上撒盐，是在怀疑帝国的诚意和善意！”
这话很重。曼纳海姆感到旁听席的目光集中在自己身上，有支持，有担忧，也有责备。伊格纳季耶夫在偷换概念——把对法案具体条款的质疑，上升为对帝国的不信任。这是辩论的常见伎俩，但很有效。
曼纳海姆准备起身反驳，但议长先敲了木槌：“伊格纳季耶夫议员发言结束。现在进入修正案表决环节。首先，对曼纳海姆议员提出的第十三条修正案进行表决。赞成该修正案的议员，请举手。”
曼纳海姆举手。实业派席位，三十几只手举起来，但比上午少了些——有些中间派在压力下动摇了。科尔霍宁也举手，老人的手在颤抖，但举得很高。亲俄派席位无人举手。中间派里，有五六个人犹豫着，最终也举起手。
议长秘书快速计数：“赞成票四十一票。反对票，请举手。”
亲俄派和部分中间派举手，一共二十三票。
“修正案获得通过。”议长宣布。
大厅里响起低低的惊呼。这是今天通过的第一条修正案，也是最具争议的一条。曼纳海姆松了口气，但随即心又提起来——通过修正案，不等于法案会被接受。俄国人可能直接否决整个法案，或者用其他手段推翻。
果然，俄国副官站起来了。这是他今天第一次公开干预。“议长先生，诸位议员，”他用生硬的芬兰语说，每个字都像石头砸在地上，“我代表帝国政府，必须指出：第十三条修正案，严重削弱了效忠法案的精神。效忠必须是完整的、无条件的，不能有例外。如果允许以‘良心自由’为由拒绝宣誓，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找到理由不效忠。这违背了法案的本意，帝国无法接受。”
大厅安静得可怕。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帝国不接受，意味着修正案即使通过，也没用。
曼纳海姆站起身：“观察员阁下，修正案是为了完善法案，避免误解。如果帝国认为修正案不妥，可以提出修改意见，我们可以协商。但直接拒绝，是不是太武断了？”
“没有协商余地。”副官冷冷地说，“法案必须原样通过。所有修正案，都必须撤回。这是帝国的最终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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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像一盆冰水，浇灭了大厅里残存的希望。实业派席位，议员们脸色惨白。亲俄派那边，有些人也露出不安——这种赤裸裸的干预，太粗暴，连他们都觉得难堪。
科尔霍宁缓缓站起身。老人扶着椅背，腰背佝偻，但声音出奇地平静：“观察员阁下，如果帝国坚持原样通过，不允修正，那么请允许我问一个问题：这样的法案通过后，芬兰人宣誓效忠，是出于真心，还是出于恐惧？如果是出于恐惧，那么效忠有意义吗？能持久吗？”
副官盯着科尔霍宁，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那是芬兰人自己的事。帝国的要求很简单：宣誓，效忠。至于真心还是恐惧，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这话太赤裸了。大厅里一片死寂。连亲俄派那边，都有人低下头，不敢看周围的目光。恐惧政治，这是最原始的统治方式，也是最脆弱的。当权者可以说“不重要”，但被统治者心里，会留下永恒的伤疤。
议长敲木槌，但手在抖：“现在现在休会十分钟。请各位议员冷静一下。”
人群涌出大厅。走廊里，议论声像沸腾的水。曼纳海姆被记者围住，但他一言不发，推开人群，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科尔霍宁跟过来，老人的脸在昏暗的走廊光线下像一张风干的羊皮纸。
“他们他们连最后的脸面都不要了。”科尔霍宁的声音嘶哑，“直接说‘恐惧不重要’。这是这是宣判芬兰的死刑。”
“还没到那一步。”曼纳海姆扶着老人，感到他的手在抖，冰凉，“我们还有牌。如果法案强行通过，我们可以集体辞职，让议会瘫痪。或者，发动实业界抵制，让经济受影响。他们可以强迫我们宣誓，但不能强迫我们真心合作。”
“没用的。”科尔霍宁摇头，“他们可以解散议会，可以任命听话的人，可以直接统治。孩子，你不懂帝国的力量。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所有抵抗都是螳臂当车。”
“那我们就做螳螂。”曼纳海姆的声音坚定起来，“螳螂挡车，是不自量力。但螳螂举起手臂的那一刻，是在说：我不怕。哪怕被碾碎，我也要举起手臂。芬兰人需要看到这个，需要知道，有人在不自量力地抵抗。今天一只螳螂，明天十只，后天一百只。总有一天，车会被迫停下，或者绕道。”
老人看着曼纳海姆，浑浊的眼睛里有泪光闪动。他拍拍年轻议员的手背，动作很轻，像在告别。
休会结束，议员们重新入座。气氛完全变了，之前的辩论激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重的、认命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知道，结果已定，过程只是形式。
议长宣布继续表决。一条条修正案被提出，但不再有激烈辩论，只有机械的举手、计数、宣布。十三条修正案，只有三条获得通过，其他都被否决。通过的三条，也是无关痛痒的——比如把“立即生效”改成“公布后三十日生效”，把“全体官员”明确为“各级行政官员”。
曼纳海姆没有再发言。他坐在座位上，看着这一切，心里一片冰凉。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去参观图尔库城堡，那里有一面墙，墙上刻着历代芬兰统治者的名字，从瑞典国王到俄国沙皇。父亲说：看，统治者来来去去，但墙还在，土地还在，人民还在。
是的，人民还在。法案可以通过，宣誓可以强迫，但人心，强迫不了。今天在议会里失去的，会在别处生长；今天被压抑的，会在明天爆发。只要人还在，希望就在。
最后，对《效忠法案》整体表决。议长声音干涩：“赞成法案通过的议员，请举手。”
亲俄派全部举手，中间派大部分举手，连一些实业派的动摇者也举手了。曼纳海姆数了数，超过四十票。
“反对的，请举手。”
曼纳海姆举手。科尔霍宁举手。实业派剩下的二十几人举手。一共二十三票。
“弃权的，请举手。”
两人举手。
“表决结果：赞成四十二票，反对二十三票，弃权两票。法案获得通过。”议长的木槌落下，声音沉闷，像棺材盖合上的声音。
大厅里一片死寂。没有人欢呼，没有人鼓掌，只有一种沉重的、令人窒息的寂静。旁听席上，有人开始哭泣，声音压抑，但清晰。记者们低头记录，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像无数细小的、绝望的叹息。
俄国副官站起身，微微点头，离开观察席。他的任务完成了。伊格纳季耶夫坐在座位上，低着头，看不清表情。亲俄派的其他议员，有些人如释重负，有些人表情复杂。
曼纳海姆坐在座位上，没有动。他看着讲台上那份法案，看着上面那些冰冷的文字，感觉它们在眼前模糊，变形，像一堵墙，一堵正在落下的、把芬兰关起来的铁墙。
但墙可以落下，也可以被推倒。今天推不倒，明天推；明天推不倒，后天推。一代人推不倒，就两代人，三代人。只要墙下的人不死心，墙就永远不是终点，只是路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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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起身，整理了下文件，转身离开座位。走过科尔霍宁身边时，老人拉住他的手，低声说：“孩子，保重。路还长。”
“您也保重，科尔霍宁议员。”曼纳海姆握了握老人的手，感觉到那只手在微微颤抖，但握得很紧。
他走出议会大厅。走廊里，人群正在散去，但走得很慢，很沉默，像参加完一场葬礼。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明亮得刺眼，但照不进心里的阴霾。
走出议会大厦，六月的阳光洒满全身。赫尔辛基的街道上车水马龙，人们忙碌，生活继续。但曼纳海姆知道，从今天起，有些事情不一样了。效忠法案通过了，芬兰的自治又少了一块。但抵抗，也开始了。在议会里，在工厂里，在每一个不甘屈服的人的心里。
他想起查尔斯的话：炉火不熄。
是的，炉火不熄。今天的议会，就是炉前的一场败仗。但炉火还在，守护炉火的人还在。只要人在，火就在；只要火在，就有光，就有热，就有希望。
他深吸一口气，朝格里彭伯格宅邸走去。他要把今天的一切告诉查尔斯，要商量下一步，要准备更艰难的战斗。
路还长，夜还深。但北极星还在天上，指引方向。芬兰在北边，在北极星下面。这片土地，寒冷，但坚韧；弱小，但顽强。
而他们，是这片土地的儿女。注定要在寒冷中取暖，在弱小中强大，在漫漫长夜里，守护那簇不灭的炉火，等待黎明。
远处的钟声传来，傍晚六点了。一天结束，但斗争，刚刚开始。
曼纳海姆加快脚步，消失在赫尔辛基的街巷中。背影坚定，像一根新发的竹，在风雨中挺立，向着天空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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