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清晨，“海鸥号”蒸汽客轮缓缓驶出汉堡港，进入易北河下游浑浊的水道。查尔斯站在甲板上，望着渐行渐远的汉堡城市轮廓。晨雾笼罩着教堂尖顶和工厂烟囱，给这座工业城市蒙上了一层柔和的灰色面纱，掩盖了它的力量和野心，只剩下一种朦胧的、近乎忧郁的美。
他乘坐的是头等舱单间，施密特安排的，宽敞，安静，有独立的舷窗。但查尔斯大部分时间待在甲板上，吹着河风，看着两岸的风景。易北河两岸是连绵的农田、牧场、小镇，偶尔有工厂的红砖建筑闯入视野，烟囱冒着黑烟，提醒着这片土地的工业本质。船是瑞典籍，乘客多是商人、学者、游客，说着瑞典语、丹麦语、德语，偶尔有英语。伯格曼”的身份，和几个瑞典商人聊了聊，谈些不痛不痒的贸易话题，打听些波罗的海的市场信息，一切都自然得体。
但他的心是紧绷的。大衣内衬里缝着协议抄本，行李箱夹层里藏着那份用德文书写的原件。还有施密特临别时给的一个小皮袋，里面是几张德国最新机床的结构简图，作为“诚意样品”。这些东西，每一件都敏感，一旦被查出，后果不堪设想。
船行驶了一天，傍晚时分抵达库克斯港，这里是易北河入海口，也是北海的重要港口。船要在这里停靠六小时，上煤，上货，部分乘客下船。查尔斯没下船，留在舱房里，锁好门，检查了行李。一切正常。
深夜，船再次启航，进入北海。风浪大了些，船身开始摇晃。查尔斯躺在床上，随着船的起伏，思考着回到芬兰后的安排。他离开了一周，这一周里，芬兰会发生什么？伊瓦洛钢厂那边，瓦西里耶夫教授有没有新动作？帕维莱宁的实验室是否安全？曼纳海姆在议会里能否顶住压力？拉普兰的马蒂，在经历了那场袭击后，是否稳住了局面？
还有家里。他走前交代汉斯，有任何紧急情况，通过瑞典的渠道发信到哥本哈根，他会在那里停留一天转船，能收到信。但至今没有消息，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思绪纷乱，难以入眠。他起身，从行李箱里取出那本密码日记，就着舱壁灯昏暗的光，开始记录。用隐形墨水，写得很简略：
“7月25日，汉堡橡木厅，见施密特（克虏伯代表）。达成初步协议：技术换镍铁，一年期，限民用，瑞士结算。施密特暗示德关切芬局势，但政治支持有限。警告俄压将增，需加快技术消化，准备后路。7月26日，汉堡港观察，德工业实力震撼，但社会矛盾隐现。工人聚居区贫陋，与工厂区辉煌对比鲜明。7月27日，离汉堡，返程。忧家中情况。炉火需添薪，亦需防风。归途漫漫，心系北地。”
写完后，他将日记本锁回箱子，重新躺下。船在黑暗中航行，只有轮机低沉的轰鸣和海浪拍打船身的声音，单调，但让人平静。他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入睡。明天还要应对哥本哈根的转船，还要警惕可能的风险。他需要休息，需要保持清醒。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中午，船抵达哥本哈根。这是丹麦首都，也是波罗的海的门户，城市建在岛屿上，水道纵横，桥梁无数。查尔斯要在这里换乘前往斯德哥尔摩的船，中间有一天停留时间。他提着行李下船，在码头附近的“北欧旅店”入住，这是索尔伯格厂长推荐的，老板可靠。
入住后，他立刻去旅店前台询问是否有给他的信件。前台是个戴眼镜的老先生，翻了翻登记簿，摇头：“伯格曼先生？没有您的信。”
查尔斯心里一沉。没有消息，意味着要么一切正常，要么出了无法传递消息的事。他回到房间，坐立不安。想了想，他换了身衣服，出门前往哥本哈根港的瑞典领事馆。他有瑞典的贸易证件，以咨询商务政策为名，可以打听消息。
领事馆是栋三层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门口挂着瑞典国旗。查尔斯进去，向接待员说明来意，被引到二楼的商务专员办公室。专员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瑞典人，叫安德森，看见查尔斯，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会意——索尔伯格应该打过招呼。
“伯格曼先生，请坐。”安德森关上门，示意查尔斯坐下，然后压低声音，“您家里有消息，但不好通过普通渠道传递。索尔伯格厂长让我转告您：芬兰那边，情况在恶化。
查尔斯心脏收紧：“具体？”
“三件事。”安德森快速说，“第一，伊瓦洛钢厂那边，俄国专家组要求接管冶炼车间，说是‘安全整改’。伊万厂长在拖延，但恐怕拖不了多久。第二，帕维莱宁教授的实验室，索罗金给了最后限期，昨天去检查了，拿走了部分数据，但似乎没发现核心设备。教授已经把关键设备转移了，但索罗金很不满，可能会采取进一步行动。第三，拉普兰那边，俄国边境部队在增兵，据说要搞‘夏季演习’，实际是向萨米部落和矿区施压。马蒂长老派人送信求助，需要武器和药品。”
，！
每一件都是坏消息。查尔斯握紧拳头，但表情保持平静：“还有吗？”
“议会那边，博布里科夫总督准备提出新的行政改革方案，要削减芬兰地方自治权力，加强总督府直接控制。曼纳海姆议员在组织抵抗，但力量悬殊。还有”安德森顿了顿，声音更低，“彼得主任的‘病逝’，在芬兰引起了暗流。有些海关官员开始消极怠工，有些商人开始秘密串联。俄国人很恼火，可能会抓几个典型镇压。总体而言，压力在全面升级。”
查尔斯沉默。情况比他离开时更糟了，而且是在短短一周内。俄国人在加速收紧控制，不再掩饰，不再耐心。他们要的不仅是技术，不仅是税收，是整个芬兰的彻底臣服。
“索尔伯格厂长还有什么话？”他问。
“他说，您从德国带回来的东西，要尽快用上，但也要小心。俄国人现在像嗅到血腥的狼，任何异常都可能引起攻击。他建议，技术消化要分散进行，不要集中在赫尔辛基。可以考虑在瑞典边境附近设点，必要时可以快速转移。另外，他已经在安排，从瑞典军队的库存里调一批淘汰的步枪，通过萨米人的通道运往拉普兰。但需要时间，至少两周。”
“替我谢谢索尔伯格厂长。”查尔斯站起身，“我会尽快回去。还有，如果可能，请转告曼纳海姆议员和伊万厂长：坚持住，我带回了好消息，但需要时间消化。炉火不熄，但需要大家添柴防风。”
“我会转达。”安德森也起身，和查尔斯握手，“保重，格里彭伯格先生。瑞典在看着你们。虽然能做的有限，但我们在看，在记，在等。”
“等什么？”
“等时机。”安德森眼神复杂，“等俄国人犯错，等欧洲局势变化，等芬兰人准备好。时机到了，种子会发芽。但在这之前，你们要活下去，要保存力量，要记住自己是谁。”
这话和施密特说的异曲同工。小国的命运，总是系于大国的博弈和自己的坚韧。查尔斯点头，转身离开。
走出领事馆，哥本哈根的阳光正好。街上行人悠闲，运河里游船缓缓，咖啡馆飘出香气。这是一个富裕、和平、自在的城市，和芬兰的紧张压抑形成鲜明对比。但查尔斯没有心情欣赏，他快步回到旅店，开始收拾行李。原计划停留一天，现在他要改签，坐最早的船回斯德哥尔摩，再从那里回赫尔辛基。越快越好，家里需要他。
下午四点，他登上前往斯德哥尔摩的“北方之星号”。这是一艘较小的客轮，乘客不多，大多是丹麦和瑞典的旅客。查尔斯要了单间，关上门，摊开欧洲地图，开始规划。
从克虏伯得到的技术，要尽快应用。但应用在哪里？伊瓦洛钢厂被俄国人盯死了，新设备进去就会被发现。帕维莱宁的实验室自身难保。那么，只有分散、隐蔽地进行。他想到了几个地方：格里彭伯格家族在芬兰湾的几个小农庄，可以改造成简易车间；波尔沃港附近有个废弃的木材加工厂，有基本的水电；还有拉普兰矿区。那里偏远，俄国控制相对弱，而且有萨米人守卫，相对安全。但那里条件艰苦，运输困难。
他决定，回去后，将技术分成三部分。最基础的、民用特征明显的，放在伊瓦洛钢厂，应付俄国人，也做幌子。中级的、有军用潜力但可解释为民用的，放在波尔沃的秘密车间。最高级的、最敏感的，送到拉普兰，在矿区建一个小型研发点，由帕维莱宁亲自负责，卡尔协助。同时，通过萨米人的通道，和瑞典保持联系，必要时可以将人员和设备快速转移。
至于克虏伯提供的两名工程师培训名额，他心中已有人选。一个是卡尔，他刚从瑞典回来，有基础，再去德国深造，回来可以成为技术核心。另一个他想到一个年轻人，是伊瓦洛钢厂的助理工程师，叫埃里克，二十四岁，聪明，踏实，父母都是芬兰人，可靠。两人去德国，不仅能学技术，还能建立和克虏伯的直接联系，为未来铺路。
而他自己，要坐镇赫尔辛基，应对政治和商业上的压力。曼纳海姆在议会前线，他在后方提供支持。两人要配合，一个在明，一个在暗，一个用法律和舆论斗争，一个用技术和经济周旋。
这是一盘大棋，每一步都要谨慎，但也不能畏缩。查尔斯收起地图，望向舷窗外。北海的海水是深灰色的，波涛起伏，船身摇晃。远处，瑞典的海岸线在暮色中隐约可见，像一道深色的剪影，沉默地守卫着斯堪的纳维亚的宁静。
而芬兰，在那道剪影的东边，在更寒冷、更黑暗的北方，正在经历又一场寒冬。但他相信，春天会来的。只要炉火不熄，只要守护者不放弃，只要这片土地上的人还记得，为什么而战，为什么而活。
船在夜色中航行。查尔斯躺在铺上，闭上眼睛。他想起离开汉堡前，施密特最后说的话：“格里彭伯格先生，您在做一件艰难但伟大的事。您在为您的国家争取时间，争取空间，争取未来。这不容易，会流血，会牺牲，会经历无数个不眠之夜。但请记住，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使命。你们的使命，就是在黑暗中守护火种，等待黎明。而黎明，总会来的。也许不是明天，也许不是明年，但总有一天，光会刺破黑暗，温暖会融化冰雪。到那时，后人会记得，在那个最冷的冬天，有一群人，没有放弃，没有屈服，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了家园，守护了尊严，守护了希望。”
是的，希望。查尔斯在黑暗中，握紧了拳头。他带回的不仅是技术，是协议，是武器。他带回的，是希望。是让芬兰的炉火继续燃烧下去的希望，是让这片土地上的人看到光亮的希望，是让后代有资格谈论“未来”这个词的希望。
这希望很小，很脆弱，像风中残烛。但他会守护它，用他的智慧，他的勇气，他的一切。格里彭伯格，是芬兰工业的守护者，是这片土地上无数普通人未来的托付者。
船在夜色中破浪前行。前方，是斯德哥尔摩，是赫尔辛基，是家园，是战场，是责任，是宿命。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