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日上午八时，赫尔辛基议会大厦门口已经聚集了数十人。记者、外交官、好奇的市民，在初升的阳光下翘首等待，像等待一场盛大演出的观众，或等待一场公开处决的围观者。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期待、不安的混合气息，像暴风雨前闷热的低压，压得人喘不过气。
曼纳海姆穿过人群，走向议会大厦的侧门。他穿着最正式的黑色西装，白衬衫浆洗得笔挺，领结系得一丝不苟，但眼下的乌青和眼中的血丝暴露了他彻夜未眠的事实。昨夜离开“老橡木”酒馆后，他没有回家，而是在议会附近一家小旅馆开了房间，整理了今天要用的所有材料：宪法条文、章程细则、历史先例、法律评注，还有一份他准备了整整一夜的演讲稿。
“曼纳海姆议员！”一个熟悉的声音喊住他。
曼纳海姆转身，看见帕维莱宁教授匆匆走来。老教授今天也穿了正式的深灰色西装，但领带系得有些歪，眼镜片后的眼睛布满血丝，手里紧紧抓着一个旧皮包，指节发白。
“教授，您怎么来了？”曼纳海姆快步迎上去，压低声音，“今天太危险了，您应该”
“应该躲起来？应该逃走？”帕维莱宁摇头，声音嘶哑但坚定，“不，曼纳海姆，我是芬兰的教授，是赫尔辛基大学的教师。如果今天议会真的被摧毁，如果法治真的被践踏，我应该在这里，亲眼见证，亲身经历。这是我的责任，作为学者，作为芬兰人。”
曼纳海姆看着教授苍老而疲惫的脸，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他想劝教授离开，但知道劝不动。帕维莱宁和科尔霍宁是同一代人，有着那一代芬兰知识分子特有的风骨——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生。今天议会这最后一战，他们都要在场，无论结果如何，无论代价多大。
“实验室那边”曼纳海姆犹豫地问。
“伊万和谢尔盖今天会正式接管。”帕维莱宁平静地说，但声音里有一丝难以察觉的颤抖，“我早上离开时，他们已经在了。伊万在翻最后的记录，谢尔盖在监督学生收拾个人物品。我让萨洛宁、莉萨、尤西都回家了，告诉他们今天不用来。实验室里只剩下我的一些私人物品，和一些‘安排’。”
他拍了拍皮包：“真正的核心资料，一部分已经送走了，一部分藏起来了。留给俄国人的，只有空壳和假数据。如果他们想要更多，就得付出代价。”
曼纳海姆明白“代价”的意思。他握住教授的手，用力握了握：“保重，教授。无论今天发生什么，记住，火种已经传下去了。在波尔沃的船上，在瑞典的实验室，在萨米人的苔原，在无数看不见的地方，火种还在，希望还在。芬兰，还没有完。”
帕维莱宁点头，眼睛有些湿润：“我知道。所以今天，我要站在这里，用我的方式，为芬兰，为科学，为尊严，做最后的见证。你去吧，曼纳海姆。去做你该做的事，说你该说的话。让世界听见，让历史记住，在1878年八月十四日，在赫尔辛基议会，有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议员，曾经站出来，为法治，为自由，为芬兰，发出过最后、最响亮的呐喊。”
两人对视，深深点头，然后分开。曼纳海姆走向侧门，帕维莱宁走向旁听席入口。阳光照在他们身上，在议会大厦的石阶上投下长长的影子，像两个走向战场的士兵，明知必败，依然前行，为了信念，为了尊严，为了那微弱但永不熄灭的光。
议会大厅里已经坐满了人。六十四位议员，今天到场六十一位——三人“因病请假”，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提前逃走了，躲起来了，不敢面对今天这场注定失败的表决。实业派议员们坐在左侧，脸色凝重，互相低声交谈。亲俄派坐在右侧，表情复杂，有人紧张，有人得意，有人麻木。中间派散坐在各处，眼神游移，像在寻找最后的机会，或最后的借口。
议长约翰松坐在主席台，脸色苍白如纸，手里的木槌在微微颤抖。副议长利萨宁坐在他左边，面前摊着厚厚的法律典籍，但眼睛没有看，而是望着大厅拱顶，像在思考什么遥远的问题。科尔霍宁坐在实业派最前排，老人今天特意换了最正式的黑礼服，胸前别着那枚已经有些磨损的芬兰狮子徽章，腰背挺得笔直，但双手紧握椅子的扶手，指节因用力而发白。
曼纳海姆在自己的座位坐下，第三排靠过道。他打开公文包，取出材料，整整齐齐放在桌上：宪法汇编在最左，章程细则在中间，演讲稿在右。然后他坐直身体，深呼吸，调整心跳，让纷乱的思绪沉淀，让紧张的情绪平静。他需要绝对的冷静，绝对的专注，因为今天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讲，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九点整，议长约翰松敲响木槌。声音在拱顶下回荡，沉闷，压抑，像丧钟的前奏。
“诸位尊敬的议员，根据议程，今日审议《芬兰大公国地方行政改革法案》。由于特别宪法审查委员会未能就程序合法性达成一致意见，根据章程第四十二条，现由议会全体会议直接审议。首先，请总督府代表，列昂尼德上尉发言。”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大厅侧门打开，列昂尼德上尉走进来，穿着笔挺的俄军制服，马靴锃亮，腰佩军刀，身后跟着四名全副武装的卫兵。他们径直走到观察席最前排坐下，动作整齐划一，马靴踏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在安静的大厅里格外刺耳。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几个俄国军人身上。列昂尼德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腰背挺直，面无表情，但眼睛像鹰隼般扫视全场，在几个重点人物脸上停留：曼纳海姆，科尔霍宁，利萨宁。那目光冰冷，锐利，带着毫不掩饰的威胁。
议长约翰松擦了擦额头的汗，声音发干：“列昂尼德上尉，您您要发言吗？”
列昂尼德站起身，但没有走向讲台，就站在观察席前，用生硬但清晰的芬兰语说：“我代表博布里科夫总督，提醒议会：改革法案是帝国的意志，是芬兰的福祉。总督希望，今天的审议能够高效、顺利地进行。帝国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继续无谓的争论。请各位议员，慎重投票，为芬兰的未来负责。”
每个字都像冰锥，刺进空气，刺进每个人的耳朵。赤裸裸的威胁，连最后的虚伪都懒得维持。大厅里一片死寂，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亲俄派那边，有人低下头，有人转过脸。实业派这边，所有人都握紧了拳头，咬紧了牙关。
曼纳海姆缓缓站起身。他没有立刻走向讲台，而是先整理了下西装，抚平衣襟，然后才迈步。脚步声在大厅里回响，沉稳，坚定，像战士走向战场，像殉道者走向火刑架。
他走上讲台，将演讲稿放在台上，但没有立刻看。他先抬起头，目光扫过全场，在每一位议员脸上停留片刻，在科尔霍宁疲惫但坚定的脸上，在利萨宁严肃但支持的脸上，在帕维莱宁坐在旁听席上那苍老但决绝的脸上，在列昂尼德冰冷而威胁的脸上。然后，他开口，声音不大，但清晰有力，在大厅拱顶下回荡，像钟声，像誓言，像这个国家最后的、绝望的呐喊：
“尊敬的议长，诸位同僚，列昂尼德上尉，以及在场的所有芬兰公民和外国观察员。”
他停顿了一下，让每个字都沉入寂静：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不是要审议一个普通的法案，是要决定芬兰作为一个法治国家的生死。不是要讨论行政效率，是要选择服从还是尊严。不是要投票，是要在屈膝和站立之间，做出最后的抉择。”
他从讲台上拿起宪法汇编，高高举起，让所有人都能看见那深蓝色的封面，和封面上烫金的芬兰狮子徽章：
“这本宪法，颁布于1809年，是芬兰作为自治大公国的基石。它的序言写着：‘芬兰是一个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自治大公国。’法律基础，意味着权力来自法律，受法律限制。自治，意味着芬兰人有权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这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陛下在波尔沃的庄严承诺，是七十年来芬兰与帝国关系的基础。”
他放下宪法，拿起改革法案草案，也高高举起：
“而这个法案，要废除地方自治，要赋予总督高于法律的权力，要让俄国专员控制芬兰的每一个市镇。这不是改革，是革命，是政变，是撕毁波尔沃的承诺，是践踏芬兰的宪法，是埋葬芬兰的法治传统！”
他的声音提高了，带着愤怒，带着悲痛，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列昂尼德上尉说，这是帝国的意志。那么请问，帝国的意志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吗？帝国的意志就可以撕毁庄严的承诺吗？帝国的意志就可以剥夺一个民族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宪法还有什么用？议会还有什么用？法治还有什么用？我们坐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
大厅里安静得可怕。只有曼纳海姆的声音在回荡，像风暴前的雷鸣，像海啸前的低吼。旁听席上，记者们在疯狂记录，外交官们表情严肃，帕维莱宁教授摘下眼镜，擦去眼角的泪水。列昂尼德上尉的脸色沉了下来，手按在了军刀柄上。
曼纳海姆放下法案草案，双手撑在讲台边缘，身体前倾，目光如炬：
“我知道，今天无论我们怎么投票，结果都已经注定。帝国要这个法案通过，就会让它通过。帝国要控制芬兰，就会控制芬兰。帝国要终结我们的自治，就会终结我们的自治。这是力量的逻辑，是现实的冷酷，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事实。”
他顿了顿，声音忽然低下来，但更清晰，更坚定，像在耳语，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但是，有些东西，是力量无法改变的。有些选择，是现实无法剥夺的。有些尊严，是刺刀无法夺走的。”
他直起身，挺直腰背，像一棵在风暴中挺立的树：
“今天，我站在这里，以芬兰议员的身份，以芬兰公民的身份，以一个人的身份，做出我的选择：我选择尊严。我选择法律。我选择站立，而不是屈膝。我选择说真话，而不是沉默。我选择反抗不公，而不是顺从暴政。即使这反抗注定失败，即使这站立会被打断，即使这真话会带来灾难，我依然选择，因为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底线，是芬兰之所以为芬兰的最后尊严。”
他转身，面对议长约翰松，一字一句地说：
“议长先生，我提议，根据宪法第二十八条和章程第十七条，议会应立即休会，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就总督府是否违宪、是否越权、是否破坏芬兰法治，进行全面调查。在调查结束前，暂停审议所有涉及宪政改革的法案。这是我的正式提案，请记录在案，请付诸表决。”
全场哗然。这已经不是反对法案，是直接指控总督违宪，是公开挑战帝国权威。列昂尼德上尉猛地站起来，脸色铁青：“曼纳海姆议员！你这是在挑衅！是在煽动叛乱！”
曼纳海姆转身看他，平静地说：“不，上尉，我是在行使宪法赋予议员的权利，履行法律规定的职责。如果这被称为挑衅，那只能说明，某些人已经将法律视为挑衅，将权利视为威胁。这，正是芬兰今天面临的真正危机——不是外部的压力，是内部的腐败；不是力量的悬殊，是信念的崩塌；不是帝国的意志，是我们自己的屈服。”
他走回自己的座位，坐下，腰背挺直，目视前方，像完成了神圣的仪式，像做出了无悔的选择。
大厅里一片混乱。亲俄派议员在叫嚷，实业派议员在鼓掌，中间派议员面面相觑，议长约翰松拼命敲木槌，但无人理会。列昂尼德上尉对卫兵做了个手势，卫兵们手按枪柄，向前一步。
就在这时，科尔霍宁缓缓站起身。七十三岁的老人，扶着椅背，站得很慢，很艰难，但终于站直了。他走到过道中央，面向议长，用苍老但清晰的声音说：
“议长先生，我附议曼纳海姆议员的提案。作为芬兰议会最年长的议员，作为见证了芬兰法治七十年发展的老人，我宣布：如果今天议会不就此提案进行表决，如果总督府以武力阻止议会行使宪法权利，我将在此，在议会大厅，当众焚毁这本宪法。”
他从怀里掏出那本深蓝色的宪法汇编，高高举起：
“因为如果宪法不能保护权利，不能限制权力，不能维护尊严，那它就只是一堆废纸，不如烧掉，不如忘记，不如承认，芬兰已经没有了法律，没有了法治，没有了未来。而我，一个见证了这一切的老人，不愿活在这样的芬兰。要么法治，要么死亡。这是我的选择，也是我给所有芬兰人的最后忠告。”
说完，他走回座位，坐下，将宪法抱在怀里，闭上眼睛，像一尊守护法律的雕塑，在风暴中心，沉默，但坚定。
大厅里死一般寂静。连列昂尼德上尉都僵在那里，手按着刀柄，但不知该进该退。烧宪法，当众自焚，这是最极端的抗议，是能震动欧洲的丑闻。如果真发生，如果真有一个七十三岁的老议员在议会大厅自焚，全世界的舆论会沸腾，帝国在道义上将彻底破产。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挂钟的滴答声在寂静中放大，像倒数，像心跳，像这个国家法治生命的最后搏动。
曼纳海姆看着科尔霍宁，看着老人怀里的宪法，看着那苍老但坚定的脸，眼泪终于流了下来。但他没有擦，任泪水流淌，流过脸颊，滴在西装上，留下深色的水渍。这是悲伤的泪，是感动的泪，是决绝的泪，是为芬兰，为法治，为尊严，流的最后一滴泪。
窗外，阳光正烈。但议会大厅里，寒冰刺骨。
风暴的中心，沉默在继续。而风暴，已经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