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8月17日上午九时，赫尔辛基总督府前广场被初秋清冷的晨光笼罩。一夜之间，广场四周竖起了十二根新安装的铸铁灯柱，每根顶端悬挂着黑底金边的双头鹰帝国旗帜，在微风中沉重地摇曳。广场中央临时搭建的木制公告栏前，已经聚集了数百名市民，他们沉默地站着，仰头看着刚贴出的巨大布告。布告用俄文和芬兰文并列书写，标题是《芬兰大公国特别状态实施细则》，底部盖着博布里科夫伯爵的深红色火漆印章和帝国双头鹰徽记。
博布里科夫站在总督府三楼办公室的窗前，双手背在身后，望着广场上那些蚂蚁般渺小的人影。从这个高度，他看不清那些芬兰人的表情，但他能想象出他们眼中的愤怒、恐惧、茫然，或是那种令人不安的沉默。这让他感到满意，也感到一丝隐约的不安——沉默有时比呐喊更危险，因为它掩盖了太多无法预知的东西。
“总督阁下，实施细则已张贴完毕，印刷厂正在加印五千份，今天下午将分发至赫尔辛基各街区、图尔库、波尔沃、哈米纳等主要城市。”副官列昂尼德上尉站在他身后，声音平静地汇报，“军警已在各公告点部署，防止骚乱。目前反应平静。”
“平静？”博布里科夫转过身，深绿色的将军制服在晨光中泛着冷硬的光泽，“上尉，你在芬兰三年了，应该知道芬兰人的平静意味着什么。他们不会像波兰人那样上街扔石头，也不会像高加索的山民那样发动突袭。他们会用更聪明、更隐蔽、更持久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他们的不满。”
他走到红木办公桌前，桌上摊着实施细则的副本，厚达二十七页，用精美的铜版纸印刷，边缘烫金，看起来像一份庄严的法律文书。但内容却是赤裸裸的统治工具：
第一条：军事管制。芬兰全境划分为六个军事管制区，由第五步兵师、边境部队、海军波罗的海舰队分段控制。驻军有权搜查任何住宅、商铺、公共场所，无需令状。宵禁时间延长为晚八点至早六点，违者可就地拘捕。
第二条：行政重组。芬兰原有自治行政机关全部暂停运作，由总督府任命的俄国专员接管。市镇议会保留形式，但所有决议需经专员批准。原芬兰官员可选择宣誓效忠帝国并留任，或解职。
第三条：司法暂停。芬兰原有司法系统暂停运作，涉及国家安全、公共秩序的案件由军事法庭审理。政治犯、破坏分子、间谍嫌犯适用特别程序，无律师会见权，无公开审判。
第四条：经济控制。所有银行、工厂、矿山、林场纳入帝国经济部统一管理。对外贸易需经圣彼得堡批准。芬兰货币马克与俄国卢布强制挂钩，汇率由帝国财政部指定。
第五条：文化同化。所有学校必须采用俄语教学，芬兰语课程每周不得超过三小时。报纸、书籍出版需经审查。公共集会超过五人需经批准。禁止任何“宣扬芬兰分离主义”的文化活动。
第六条：人口管理。实行严格户籍登记，所有人需持新发放的“帝国居民证”。迁徙、就业、婚嫁需经批准。鼓励俄国移民定居芬兰，享有土地、税收优惠。
第七条：宗教管控。路德教会活动需经东正教事务局监督。禁止在布道中涉及政治。教堂需悬挂沙皇肖像。
第八条：特别税。征收“特别状态维持税”，税率为财产价值的百分之三，用于驻军开支。抗税者财产没收。
细则洋洋洒洒二百余条，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博布里科夫的手指在纸面上缓缓划过，他能感觉到这份文件的重量——这不是普通的行政命令，这是对一个民族系统性改造的蓝图。它将用五到十年时间，将芬兰从语言、文化、经济、政治上都改造成帝国的一个普通省份，抹去七十年来积累的所有特殊性，所有那些让芬兰人产生不切实际幻想的“自治传统”。
“圣彼得堡的反应如何？”他问，没有抬头。
“外交部完全支持，陛下已御批。”列昂尼德回答，“但财政部对特别税有保留，担心影响芬兰经济稳定，进而减少对帝国的税收贡献。陆军部对长期驻军六个师的成本表示关切，建议逐步缩减兵力。”
博布里科夫冷笑。圣彼得堡那些官僚永远在算小账，不懂政治的大账。特别状态不是要维持芬兰的经济贡献，是要彻底消化芬兰，消除波罗的海侧翼的隐患。至于驻军成本，与帝国安全相比不值一提。
“回复他们：特别税是暂时的，待芬兰完全融入帝国后即可取消。驻军是必要的，目前抵抗虽转入地下，但火种未灭。至少需要两年高强度控制，才能摧毁抵抗意志。”他顿了顿，补充道，“另外，请求追加三百万卢布特别经费，用于情报网络建设和合作者收买。我们要在芬兰人内部建立支持力量，光靠刺刀不行。”
“是。”列昂尼德记录。
窗外传来钟声，上午十点。广场上的人群开始缓慢散去，像退潮的海水，留下空旷的广场和那些在晨光中沉默的公告。没有抗议，没有骚乱，没有博布里科夫预想中的任何激烈反应。这反而让他不安。
“监狱那边情况如何？”他换了个话题。
“曼纳海姆议员绝食进入第四天，今晨昏迷一次，军医强制灌入流食，现情况稳定但虚弱。他拒绝与任何人交谈，包括我们派去的牧师。”列昂尼德翻着手中的报告，“科尔霍宁议员在陆军医院，肺炎加重，医生认为存活几率不超过三成。但他意识清醒时，要求纸笔，写下了一份政治遗嘱。”
“遗嘱？”博布里科夫挑眉，“内容？”
列昂尼德从文件夹中取出一张纸，纸张粗糙，字迹潦草，是芬兰文：“我，卡尔·科尔霍宁，芬兰议会前议员，在生命最后时刻宣告：芬兰的宪法是芬兰人与帝国之间的神圣契约。撕毁契约者，必遭历史审判。我死后，请将我的骨灰撒在议会大厦前，让我永远守护芬兰的法治。芬兰万岁。”
博布里科夫接过纸，看了很久，然后缓缓撕成两半，再撕成四半，扔进废纸篓。“老糊涂的梦话。按普通囚犯处理，死了就埋到公墓无名区，不准立碑。”
“帕维莱宁教授呢？”
“第三厅的格奥尔基先生正在审讯。教授仍拒绝开口，但身体状况恶化，咳血严重。格奥尔基先生认为可能熬不过一周了。”
博布里科夫沉默。帕维莱宁的死会是个麻烦。一个在国际学术界有声望的学者死在监狱里，会引发欧洲科学界的抗议。但让他活着出去，又是抵抗的象征。两难。
“告诉格奥尔基，用一切手段让他开口，拿到数据。如果真死了处理干净，对外称病故。实验室那边呢？”
“他的学生萨洛宁今天凌晨崩溃，供出部分数据藏在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的旧书区。我们已派人搜查，找到了三个油纸包，但据瓦西里耶夫教授初步检查，只是基础实验数据，核心部分缺失。格奥尔基先生判断萨洛宁还隐瞒了关键信息，准备用刑。”
“准。”博布里科夫走到地图前，手指划过芬兰漫长的海岸线，“波尔沃港的船，有进一步消息吗？”
“瑞典海军确认‘苔原号’在领海边缘沉没，救起九人，其中一人伤重死亡。身份正在核实，但瑞典方面拒绝提供名单，称需外交程序。我们已正式照会要求引渡，瑞典外交部回复‘需研究’。”
拖延战术。博布里科夫知道瑞典人在玩什么把戏——表面上遵守国际法，暗地里保护那些芬兰人。但瑞典不敢公开对抗帝国，只能在小动作上周旋。
“继续施压。同时，通知海军增加波罗的海巡逻密度，特别是瑞典领海附近。再有船只试图闯关，可以警告射击，必要时击沉。”
“是。”列昂尼德犹豫了一下，“总督阁下，还有个消息。今晨收到圣彼得堡密电，陛下对芬兰局势表示满意，但提醒注意国际舆论。英国下议院将在下周辩论芬兰问题，德国报纸连续刊登批评文章。陛下希望避免给西方过多口实。”
博布里科夫感到一阵烦躁。这就是统治的难处——你要用铁腕控制，又要顾及体面；要摧毁抵抗，又不能让血流得太多太显眼。亚历山大二世想要一个驯服的芬兰，又不愿背负暴君的名声。哪有这么好的事？
“回复陛下：臣将严格执行特别状态，尽快恢复秩序。舆论方面，可适当释放部分非核心囚犯，展示宽大。但抵抗核心必须摧毁，此原则不可动摇。”
他走到窗前，望着赫尔辛基的天空。晨光已经完全驱散晨雾，天空是那种北欧特有的、清澈而冰冷的蓝色。这座城市在阳光下看起来很平静，很美丽，很驯服。但博布里科夫知道，这只是表象。在这表象之下，仇恨在滋生，抵抗在组织，火种在传递。
细则已经颁布，铁幕正式落下。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将是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是帝国机器与一个民族意志的漫长消耗战。他做好了准备，用五年，十年，甚至更久，将芬兰彻底消化。
而第一步，就是从今天开始，让每一个芬兰人都明白：旧时代结束了，新时代只有一条路——顺从。
“去吧，执行。”他对列昂尼德说，“我要在两周内看到特别状态全面运转。任何阻碍，任何抵抗，任何拖延，都必须用最坚决的手段清除。让芬兰人记住这一天，记住谁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是，总督阁下。”列昂尼德敬礼，转身离开。
办公室门关上后，博布里科夫独自站在窗前，望着广场上最后几个散去的身影。一个老人走得特别慢，腰背佝偻，手里拄着拐杖，在公告栏前停留了很久，仰头看着那些条文，然后缓缓转身，蹒跚离开。博布里科夫看不清他的表情，但能感觉到那种沉重的、绝望的、但又出奇平静的姿态。
他想起了很多年前，在波兰镇压起义时看到的那些农民。他们也是这样，在刺刀和绞架面前沉默，但眼神深处有一种东西，是恐惧，是仇恨，也是一种奇怪的、无法被征服的尊严。那种尊严，比任何武器都更难对付。
“但我会对付的。”博布里科夫低声自语，像是在宣誓，也像是在说服自己，“用法律，用制度，用时间，用一代人的教育，用经济利益的捆绑，用一切现代国家拥有的工具，我会将芬兰彻底消化，将芬兰人变成帝国的臣民，将这片土地，变成帝国版图上一块平静的、忠诚的、被遗忘的补丁。”
窗外的钟声再次响起，上午十一点。新的一天，新的统治，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