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八时，赫尔辛基老城区一栋不起眼的砖石建筑地下室里，空气污浊而压抑。这是埃里克新的藏身地——一个废弃的酿酒作坊的地窖，深埋在地下五米，只有一条隐蔽的通风管道通向地面，入口伪装成坍塌的砖墙。地窖不大，约三十平方米，堆着破损的木桶和生锈的器械，空气中还残留着多年前麦芽发酵的酸腐气味，混合着潮湿的霉味和人体散发的汗味、血味、绝望的味道。
埃里克靠坐在一个倒扣的木桶上，独眼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中闪着疲惫而锐利的光。他面前摊着一张手绘的赫尔辛基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记着各种符号，但现在，许多红点已经被打上了黑色的叉——代表被摧毁的安全屋、被捕的成员、中断的联络点。仅仅三天，特别状态实施的这三天，他的网络就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一。
地窖里还有五个人。拉西躺在角落的破毯子上，左腿缠着厚厚的、渗血的绷带，脸色苍白，但眼睛依然睁着，盯着低矮的天花板，像在思考什么遥远的问题。另外四个人坐在周围，都是埃里克网络的核心成员：印刷工人佩卡，五十岁，缺了右手食指；电报员安娜，三十二岁，寡妇，丈夫死在克里米亚；前海关官员利波，四十五岁，因拒绝合作被解职；大学生托米，二十一岁，因组织抗议被开除。人人脸上写着疲惫、恐惧，但还有一种奇怪的、不肯熄灭的东西——是决心，是愤怒，是那种“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了”的豁出去。
“情况。”埃里克开口，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
佩卡第一个说话，用他那缺了食指的右手比划着：“印刷点全毁了。第三厅突袭了我在工人区的作坊，缴走了所有设备，抓走了我的助手杨内。我提前收到预警，从后窗跳河逃走，但杨内”他顿了顿，“杨内今天下午被吊死在议会大厦前，和他一起的还有四个，包括老水手尤西。”
地窖里一片死寂。只有通风管道传来隐约的、不知是风声还是什么的呜咽声。尤西，那个瘸腿老兵，昨天还在“老橡木”酒馆里说“用这条废腿，再为芬兰跑一次”。现在，他死了，被吊死在路灯杆上，像牲畜一样示众。
“安娜。”埃里克转向电报员。
安娜理了理额前散乱的灰发，声音平静但透着压抑的颤抖：“电报局被全面接管，所有报务员换成俄国人。但我截获了最后一份明码电报，是总督府发给圣彼得堡的，汇报特别状态实施情况。里面提到曼纳海姆议员绝食第四天昏迷，被强制灌食；科尔霍宁议员病危；帕维莱宁教授在审讯中受刑，可能撑不过一周；伊万厂长被判流放西伯利亚，明天押送。”
每一个名字，都像一把锤子，敲在每个人的心上。曼纳海姆，那个年轻的议员，在议会里为法治呐喊，在牢房里用绝食抗争。科尔霍宁，那个七十三岁的老人，用生命守护宪法。帕维莱宁，那个教授，在审讯中沉默。伊万厂长，那个为芬兰工业奋斗一生的工程师，要去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度过余生。这些人，是芬兰的脊梁，是抵抗的象征。现在，他们倒了，或即将倒下。
“利波。”埃里克的声音更低沉了。
前海关官员利波是个矮胖的中年人，脸圆圆的，平时总是带着商人式的精明笑容，但现在，那笑容消失了，只剩下沉重和恐惧：“海关全面换人，所有芬兰籍官员被解职，由俄国人接替。港口封锁加强，每艘船出港都要开箱检查。‘苔原号’的消息确认了，在瑞典领海边缘沉没，救起九人，但瑞典拒绝提供名单。阿尔托确认死亡，遗体被瑞典海军交还给索尔伯格。”
阿尔托。那个沉默寡言的老水手，跑了三十年船，为芬兰地下运输网络运送了无数人员和物资，最后用生命吸引追兵，为“苔原号”争取了时间。现在，他死了，葬在异国的海边，永远看着那片他再也回不去的故土。
埃里克闭上眼睛。他能感觉到心里有什么东西在裂开，是悲伤，是愤怒，是那种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却无能为力的绝望。但他不能表现出来，因为他是领导者，是这五个人、是外面那些还在坚持的网络成员的精神支柱。他必须坚强，必须冷静，必须想出下一步该怎么走。
“托米。”他最后看向大学生。
托米很年轻，脸上还带着学生的稚气，但眼睛里有一种早熟的锐利和坚定：“大学停课了，所有芬兰籍教授被‘邀请’去协助调查。但地下学校网络还在运行，我们转移到了更隐蔽的地方——墓穴、教堂地下室、废弃工厂。教材在重编，用帕维莱宁教授从狱中传出的《基础化学讲义》做理科教材，用曼纳海姆议员以前的演讲做公民教材。学生学生很害怕，但也在问：我们能做什么？”
埃里克睁开独眼，看着托米，看着这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看着他眼中那种混合着恐惧和渴望的光芒。是啊，年轻人能做什么？在这个特别状态下，在这个铁幕落下的时刻，在这个连呼吸都要小心的城市里，一个二十一岁的学生能做什么？
！“活着。”埃里克最终说，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重如千钧，“学习，成长，记住。记住芬兰的历史，记住芬兰的语言，记住芬兰的法治传统。记住曼纳海姆、科尔霍宁、帕维莱宁、伊万、阿尔托、尤西、奥拉夫记住所有死去的人，记住他们为什么而死。然后，等时机，等有一天，时机到来时，用你们学到的知识，用你们记住的历史，用你们心中的火，重建芬兰，重建法治，重建尊严。这就是你们能做的，也是你们必须做的。”
托米用力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忍住没流下来。
埃里克转向所有人：“听好。特别状态已经实施，铁幕已经落下。接下来的日子，会更难，更危险，更黑暗。会有更多人被捕，更多人死去，更多安全屋被摧毁。但抵抗不能停止，火种不能熄灭。我们必须改变策略，从正面抵抗转为地下生存，从集中行动转为分散网络，从短期斗争转为长期准备。”
他拿起地图，用红笔在上面画出几个新的标记：“新结构：蜂窝制。我们五个人是核心蜂窝，每人发展三个单线联络的下线，下线再发展下线，但上下线之间、平级之间互不知情。这样，一个被抓，最多暴露三个人。通信用死信箱，不用面对面。行动用密语，不用明说。安全屋随时准备转移，不长期使用。”
他看向每个人：“佩卡，你负责重建印刷网络，但不用固定地点，用流动印刷——小油印机，分散在各处，印完即拆。安娜，你负责情报收集，利用你还在电报局的熟人，获取内部消息。利波，你负责物资供应，利用你海关时期的关系，搞到食品、药品、日用品。托米，你负责青年网络，在大学、中学发展可靠成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绝不过早行动。”
最后，他看向拉西：“你，养伤。伤好了，负责军事训练——不是现在，是将来。我们要秘密培训一批骨干，学习使用武器、爆破、侦察、游击战术。但记住，现在是保存阶段，不是行动阶段。除非自卫，绝不开枪。”
五人点头，眼神重新燃起光。那是一种在绝境中找到了方向、找到了使命的光。虽然微弱，但坚定。
“但我们没有资金了。”利波提醒，“之前的积蓄用完了，查尔斯先生的秘密资金点可能已经暴露。没有钱，什么都做不了。”
埃里克沉默。这是现实问题。地下网络需要钱：购买物资，租赁安全屋，支付交通费，援助被捕者家属。没有钱，网络运转不起来。他想起查尔斯留给他的最后一个联络方式：在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的某本特定书籍里，夹着一张瑞士银行的汇票，面值五万马克。但那个联络点可能已经暴露，去取就是自投罗网。
“我去取。”拉西忽然说，挣扎着想坐起来，但腿伤让他痛苦地皱眉，“我知道地方，我去过。而且我腿伤了，更容易伪装成残疾人，不容易被怀疑。”
“不行，你伤太重。”埃里克摇头，“而且那个点可能已经暴露。我们必须想别的办法。”
“我有办法。”安娜忽然说，声音很轻，“我丈夫他死在克里米亚，有一笔抚恤金，我一直没取，存在邮政储蓄所，有三千马克。我可以取出来。”
“我也有点积蓄。”佩卡说，“印刷作坊虽然毁了，但我还有些私房钱，大概五百马克。”
“我我可以找我姐姐借。”托米犹豫地说，“她在瑞典嫁人了，应该能借到一些。”
埃里克看着他们，这些普通的芬兰人，这些印刷工人、电报员、前公务员、大学生，在绝境中，拿出自己微薄的积蓄，甚至去借钱，来支持一个可能没有胜利、没有回报、甚至可能丢掉性命的抵抗事业。这让他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是感动，是沉重，是责任，是那种“不能让这些人失望”的誓言。
“好。”他最终说，“但这些钱是借的，我写欠条，等芬兰自由了，一定还。现在，我们来制定详细计划”
地窖里，煤油灯的光在五人脸上跳动，在斑驳的墙壁上投下巨大而晃动的影子。他们低声讨论，制定计划，分配任务，像在策划一场看不见的战争，一场用生命、智慧、信念、和微薄资源进行的，对抗庞大帝国的，漫长而绝望，但必须进行的抵抗。
而在他们头顶五米，赫尔辛基的街道在宵禁中死寂。俄国巡逻兵的马靴声在石板路上回荡，像这座城市的丧钟，也像这座城市的脉搏，在帝国的铁腕下，被迫跳动着服从和恐惧的节奏。
但在这地下五米，在黑暗和绝望中，地火在运行。在埃里克的独眼里，在拉西的沉默中，在安娜的镇定中，在佩卡的残缺手中，在托米的年轻眼眸中，地火在运行，聚集，等待着，等待着有一天，破土而出，燃烧成燎原之势，照亮黑暗，温暖寒冷，解放这片土地，这个民族，这个在绝境中依然不屈、依然相信、依然战斗的国家。
因为炉火不熄。
因为芬兰不死。
因为守护者，即使在最深的黑暗里，即使失去了几乎一切，依然在燃烧，依然在照亮，依然在等待，那个必须到来的黎明。
窗外，赫尔辛基的夜色深沉。但地窖里，光还在，微弱，但坚定，永不熄灭，永不放弃，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