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9月12日星期日上午十时，赫尔辛基乌斯佩斯基大教堂的穹顶下回荡着东正教礼拜的庄严合唱。两百多名信徒站在昏暗的大厅里，在摇曳的烛光中划着十字，跟随司祭的引导，用俄语吟唱赞美诗。空气中弥漫着乳香、蜡烛和旧木头的混合气味，穹顶上的圣像在烟雾中显得神秘而遥远。
礼拜进行到奉献礼环节，信徒们排队上前，将硬币和纸钞投入祭坛前的奉献箱。诺维科夫机械地为每个人祝福，划十字，用俄语说“愿主保佑你”。但当轮到第七个人——一个穿着朴素的深灰色外套的中年妇女时，他的动作有了一瞬间几乎不可察的停顿。
妇女将一张折叠的纸钞投入箱中，纸钞里隐约露出一点白色。诺维科夫为她祝福时，手指“无意”中碰到了那张纸钞，迅速而自然地将它拨到箱底，压在几枚硬币下。整个过程不到两秒，没有任何人注意到，除了妇女——她抬起头，与司祭的目光短暂交汇，眼神中有感激，有默契，有沉重。
妇女离开后，礼拜继续。但诺维科夫的心已经不在这里。他知道那张纸钞里是什么——是情报，是求助信，是某个被捕者的家属信息，或是某个安全屋需要的药品清单。这是他过去三个月建立起的秘密网络的一部分：利用教堂奉献箱传递消息，利用告解室安排会面，利用教堂地下室庇护逃亡者，利用宗教活动的掩护转移人员和物资。
礼拜在中午结束。信徒们散去后，诺维科夫回到圣器室，锁上门。他快速清点奉献款，当数到那张特殊纸钞时，他小心地展开。里面是一张小纸条，用芬兰语写着：
“卡莱维，面包店主，因欠税店铺被查封，现藏身码头区废弃仓库。妻子和两个女儿仍在寻找。请求协助转移至安全地点。联系人：安娜，电报员，暗号‘乌鸦三叫’。”
纸条底部有一个简单的标记：一朵小小的、手绘的雪花。这是埃里克网络的标志。
诺维科夫将纸条凑近蜡烛烧掉，看着它蜷曲、变黑、化为灰烬，落在陶瓷盘里。然后他走到圣器室的圣母像前，跪下，假装祈祷，实际上在观察外面。确认无人后，他走到墙边，在特定位置按了五下。一块墙板无声地滑开，露出后面的狭窄通道——这是教堂建造时就存在的秘密结构，只有历任司祭知道，用于在宗教迫害时期藏匿神父和圣物。
他进入通道，墙板在身后合上。通道里很暗，只有尽头一点微光。他摸索着前进，走下十几级台阶，来到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地下密室。这里原本是存放旧圣器和文件的储藏室，现在被他改造成了秘密网络的指挥中心。墙边放着几个木箱，里面是药品、绷带、罐头食品。一张旧桌子上摊着赫尔辛基地图，用只有他能看懂的符号标记着安全屋、联络点、监视哨的位置。墙上挂着一个十字架，下面贴着一张泛黄的、折了又折的家庭画像——那是他二十年前去世的妻子和夭折的儿子的唯一照片。
诺维科夫在桌前坐下，从怀里掏出一个皮质笔记本，用铅笔快速记录：“卡莱维，面包店主，码头区仓库。需转移。联系安娜。”
他翻到笔记本前一页，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几十条类似的信息：
9月5日：接收印刷工人佩卡，右手缺食指，安排至圣约翰教堂钟楼藏匿。提供食物三天份。
9月8日：传递消息给埃里克网络，俄军下周增加港口巡逻。来源：总督府厨房采购员（信徒）。
9月10日：协助两名大学教师逃亡，伪造受洗证明，安排乘渔船离港。状态：已确认安全抵达瑞典。
9月11日：接收萨洛宁（帕维莱宁学生）之妹，父母被捕，独自逃亡。安置在教堂孤儿院，伪装成俄国孤儿。
每一条记录，都代表一次冒险，一次对信仰和良心的考验，一次可能让他失去一切——地位、自由、生命——的行为。诺维科夫是俄国人，是东正教司祭，是帝国在芬兰宗教界的代表。按照常理，他应该忠于沙皇，支持特别状态，协助俄罗斯化。事实上，在公开场合，他正是这样做的：他主持俄语礼拜，宣讲效忠沙皇，谴责“分裂主义”，配合当局的宗教管控。在总督府和第三厅眼中，他是可靠的合作者。
但在内心深处，诺维科夫经历着撕裂。他出生在莫斯科，从小在东正教环境中长大，坚信信仰的神圣。但二十年前他被派到芬兰，在这里生活、工作、结婚（虽然妻子早逝）、埋葬了唯一的孩子。他学会了芬兰语，结交了芬兰朋友，理解了芬兰人的文化和信仰——不是东正教，而是路德宗，但同样虔诚，同样庄严。他看到了芬兰人在瑞典和俄国统治下的坚韧，看到了他们对自由的渴望，看到了他们信仰的纯洁。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特别状态实施后，他接到了莫斯科东正教事务局的明确指令：配合当局，监督路德教会，推动东正教化。他表面上执行，但内心在挣扎。当他看到路德教堂被搜查，牧师被盘问，信徒被恐吓；当他看到芬兰语圣经被没收，芬兰语赞美诗被禁止；当他看到信仰成为政治工具，教堂成为监控场所——他感到信仰被玷污，感到司祭的圣职被扭曲。
转折点发生在三个月前。一个深夜，一个芬兰老妇人敲响教堂的门，浑身湿透，瑟瑟发抖。她的儿子是印刷工人，因为印刷“非法材料”被通缉，躲在城外森林里。她来教堂，不是求庇护——她知道俄国司祭不会帮她——是求一点食物，一点药品，让她能带给儿子。诺维科夫看着她绝望而虔诚的眼睛，想起了自己早逝的妻子，想起了信仰中“爱你的邻人”的诫命。他给了她食物和药品，还给了她一个藏身之处——教堂的地下室。
从那天起，他建立了秘密网络。利用教堂的特殊地位（俄国军警通常不会粗暴搜查东正教堂），利用奉献箱、告解室、宗教活动作掩护，利用信徒中同情芬兰的人（包括一些俄国平民和下级官员）作线人，他小心翼翼地编织着一条地下通道，传递信息，转移人员，提供庇护。他不参与政治，不传播反抗思想，只做“人道援助”——但在这个特别状态下，任何帮助芬兰人的行为，本身就是政治，就是反抗。
他知道风险有多大。一旦被发现，他会被指控“叛国”“通敌”“滥用圣职”，会被剥夺教职，会被审判，会被流放西伯利亚，甚至会被处决。他的名声会扫地，会成为“叛徒司祭”，在俄国和芬兰都会被人唾弃。但他无法停止，因为每帮助一个人，每传递一条信息，每庇护一个家庭，他感到内心的撕裂在愈合，感到信仰在回归本真，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司祭、作为一个人，在行正确的事，在黑暗中点燃一盏微弱的灯。
记录完卡莱维的信息，诺维科夫从桌下取出一个小铁盒，打开。里面是几枚金币和一些银币——这是他变卖了一些个人物品筹集的资金，用于购买药品、食物、伪造证件。他数出五十马克，用纸包好，准备通过奉献箱传递给埃里克网络。
就在这时，密室的暗门被轻轻敲响，三下，两下，三下。是紧急联络暗号。诺维科夫一惊，快速收起笔记本和铁盒，走到门边，低声问：“谁？”
“迷路的羔羊。”外面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带着芬兰口音的俄语。
诺维科夫开门。一个大约二十岁的女子闪身进来，穿着普通的女仆服装，但脸色苍白，眼神惊恐，手里紧紧抓着一个布包。诺维科夫认出她——是总督府厨房的女仆玛利亚，芬兰人，也是他的秘密线人之一，提供总督府的内部信息。
“司祭，出事了。”玛利亚的声音在颤抖，“今天上午，总督府的列昂尼德上尉在厨房和厨师长说话，我偷听到他们说，第三厅怀疑教堂网络的存在。他们注意到一些被通缉的人最后消失的地点都在教堂附近。他们他们可能很快会来搜查。”
诺维科夫感到心脏一沉，但表情保持平静：“具体怀疑哪座教堂？”
“没有具体说，但提到了乌斯佩斯基大教堂，因为这是最大的东正教堂，容易藏人。还说要查奉献箱的记录，看有没有异常的大额奉献，可能是资助抵抗的。”玛利亚从布包里掏出一本小册子，“这是我从列昂尼德办公室废纸篓里找到的，是下周的搜查计划草案。我偷偷抄了一份。”
诺维科夫接过，快速浏览。计划草案列出了五座怀疑教堂，乌斯佩斯基大教堂排在第三。搜查时间定在下周四，理由是“检查消防安全”。但列出的检查人员包括第三厅的特工，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
“谢谢你，玛利亚。你冒了很大的风险。”诺维科夫从铁盒里取出二十马克给她，“拿着，找个借口离开总督府一阵，去乡下亲戚家避避。这里不安全了。”
玛利亚摇头，推开钱：“不，司祭。我父亲是码头工人，去年在罢工中被俄国兵打死了。我帮您，不是为钱，是为父亲，为芬兰。我会小心的。但您一定要做好准备，他们真的会来搜查。”
她匆匆离开后，诺维科夫在密室里来回踱步。下周四，还有六天。他必须在这六天内，清除所有痕迹，转移所有藏匿的人，销毁所有敏感文件。但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决定，是暂时关闭网络，转入更深的地下，还是冒险继续？
他想起了卡莱维一家，想起了萨洛宁的妹妹，想起了此刻可能正藏在教堂某个角落的逃亡者，想起了那些通过他的网络获得食物、药品、希望的人们。如果他现在关闭网络，这些人可能失去最后的庇护所，可能被捕，可能死亡。但如果他继续，一旦教堂被搜查，一旦网络暴露，不仅他自己会完蛋，所有与他有关的人都会受牵连，整个秘密网络可能被一网打尽。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两难。绝境。
诺维科夫走到十字架前，跪下，闭上眼睛，祈祷。不是背诵经文，不是重复仪式，而是真诚地、无助地、像迷路的孩子一样祈祷：“主啊，告诉我该怎么做。是保全自己，继续在暗中帮助？还是冒险坚持，可能失去一切？信仰告诉我爱人如己，现实告诉我明哲保身。我该听哪个声音？我该走哪条路？”
没有回答。只有密室的寂静，和远处隐约传来的、地面世界的声音——马车声，人声，城市的心跳。但在寂静中，诺维科夫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他刚成为司祭时，导师对他说的话：“伊格纳季，司祭的职责不是安全地站在祭坛上，是危险地走向需要的人。十字架不是装饰，是重量。信仰不是避难所，是道路——而且往往是最难走的道路。”
他睁开眼睛，看着十字架，看着下面妻儿的照片，看着墙上那些他帮助过的人的名字和故事。然后，他缓缓站起，回到桌前，打开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用坚定而清晰的笔迹写下：
“9月12日：收到预警，第三厅可能于下周四搜查乌斯佩斯基大教堂。决定：一、立即转移所有藏匿人员至备用安全屋。二、销毁所有敏感文件，只保留记忆。三、奉献箱暂停使用，改用新死信箱（位置：墓园第三排第五个墓碑下）。四、告解室只用于真正告解，暂停秘密会面。五、继续网络运作，但提高警戒，减少活动频率。理由：黑暗越深，光越珍贵。信仰不是无风险的安全，是有风险的仁爱。愿主保佑，愿芬兰坚韧。”
写完，他将这一页撕下，在蜡烛上点燃，看着它燃烧。然后，他开始行动：收拾文件，打包药品，安排转移。时间紧迫，每一分钟都宝贵。但他不再犹豫，不再恐惧，因为做出了选择，就只剩前行——在黑暗中，在风险中，在信仰和良心的道路上，做一个真正的司祭，一个真正的人，一盏真正的灯，在无声的战场上，在教堂的穹顶下，为那些需要庇护的灵魂，提供一个暂时的、温暖的、危险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