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10月3日午夜，波尔沃港笼罩在波罗的海深秋特有的浓雾中。能见度不足二十米，港口那些熟悉的轮廓——起重机、仓库、系缆桩、灯塔——都消失在乳白色的混沌里，只剩下远处几盏防雾灯在雾气中晕出模糊昏黄的光圈，像垂死者最后的呼吸。潮湿的寒气渗透进骨髓，即使穿着最厚的羊毛大衣，依然能感到那种从海上涌来的、无孔不入的湿冷。
栈桥下的海水是黑色的，泛着油腻的光，轻轻拍打着腐朽的木桩，发出单调的哗哗声。远处传来雾笛悠长而凄凉的鸣叫，是某艘晚归的渔船在摸索进港。但阿尔托等待的不是渔船，是“海鸥号”——一艘三十吨的瑞典籍单桅帆船，船主是个六十岁的芬兰裔瑞典老水手，叫埃里克松，年轻时在波尔沃港跑船，对这片水域了如指掌。按照约定，“海鸥号”应该在午夜十二点抵达港口外两海里的预定地点，挂三盏绿灯为信号，然后由阿尔托派小艇将人接应上船，在天亮前趁雾离开芬兰领海。
但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船还没来。
阿尔托从怀里掏出老怀表，凑到眼前。表盘在雾气中模糊不清，他擦掉表面的水汽，借着远处防雾灯的微光辨认：一点零五分。迟到了一个多小时。出事了？被俄国巡逻艇拦截了？还是埃里克松改变了主意，不敢冒险了？
他身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是米科，那个二十二岁的化学系学生，现在成了“北极星通道”的技术顾问和“乘客”之一。年轻人脸色苍白，眼镜片在雾气中蒙着一层水膜，但眼神坚定，手里紧紧抓着一个油布包，里面是他从帕维莱宁实验室抢救出的最后一批实验记录和样品。
“阿尔托先生，还要等多久？”米科压低声音问，呼出的气息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
“等到船来，或者天亮。”阿尔托没有回头，声音嘶哑，“如果船不来，我们按备用计划，从陆路走苔原线。但你们中有两个老人，一个孕妇，走不了那么远。”
米科沉默了。他们这十二个人，是在过去三天内从赫尔辛基、图尔库、波尔沃分批秘密集结到这里的。除了米科，还有：两位伊瓦洛钢厂的退休老师傅，一个五十八岁，一个六十二岁，都患有风湿，走路蹒跚；一位赫尔辛基大学的历史系讲师，因在课堂上“散布危险思想”被开除，妻子刚因难产去世，留下一个不满月的婴儿，由他妹妹抱着；一个前海关官员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丈夫因“渎职”被捕，生死不明；一个印刷工人的遗孀和十岁的儿子，丈夫上个月被吊死在议会大厦前；还有一个十九岁的女学生，因组织“非法读书会”被通缉，右腿在逃跑时摔伤，打着简陋的夹板。
十二个人，十二个破碎的家庭，十二个芬兰在特别状态下被摧毁的普通人生。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必须立刻离开芬兰，否则等待他们的就是监狱、流放或死亡。而“北极星通道”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阿尔托先生，”米科忽然说，声音很轻，“如果如果船真的不来了，您带其他人走陆路。我留下，我是单身，没有牵挂。而且，”他拍了拍油布包，“这些东西，比我的命重要。如果必须牺牲一个人吸引俄国人注意，我”
“闭嘴。”阿尔托打断他，独眼里闪着严厉的光，“这种话以后不准说。帕维莱宁教授把你们救出来，不是让你们去送死的。我们要做的，是让所有人都活着到瑞典，一个都不能少。这是‘北极星通道’的第一原则，也是我对教授的承诺。”
他顿了顿，声音缓和了些：“米科，你才二十二岁，是芬兰的未来。你的知识，你的头脑，比任何数据都珍贵。到了瑞典，你要继续研究，要把褐煤液化的路走下去，要证明芬兰人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也没有停止思考，没有停止创造。这才是对教授最好的纪念，也是对芬兰最大的贡献。明白吗？”
米科用力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忍住没流下来。
就在这时，远处的雾气中，突然出现了三点微弱的绿光，呈三角形排列，在浓雾中缓慢移动。阿尔托的心脏猛地一跳，举起单筒望远镜——那是埃里克留给他的德国货，镜片镀膜，在微光下也能看清。透过雾气，他勉强辨认出一个模糊的船影，单桅，船身低矮，正是“海鸥号”的轮廓。三盏绿灯，是约定的信号。
“船来了。”阿尔托放下望远镜，对米科说，“去叫大家准备，按顺序上小艇。记住，保持绝对安静，孩子哭就用布堵嘴，孕妇不舒服就忍着。任何声音都可能引来巡逻艇。”
米科点头，转身跑向栈桥后方那片废弃仓库的阴影。十二个人都藏在那里，在寒冷和恐惧中瑟瑟发抖地等待。阿尔托则走向栈桥另一端，那里系着一艘用深色帆布覆盖的小艇。他掀开帆布，检查船桨、缆绳、备用油布，然后解开支架，将小艇轻轻推入水中。小艇是特制的，船身涂成黑色，桨叶包着绒布以减少划水声，船底铺着稻草以缓冲脚步声。
几分钟后，十二个人在米科的引导下，蹑手蹑脚地来到栈桥边。两位老师傅互相搀扶，步履蹒跚；历史讲师抱着裹在厚毯子里的婴儿，动作僵硬；海关官员的妻子一手牵一个孩子，孩子们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印刷工人的遗孀搂着儿子的肩，男孩咬着嘴唇，不敢哭；女学生拄着拐杖，每走一步都疼得皱眉，但一声不吭。
阿尔托看着他们，这些在特别状态下被摧毁的普通人，这些即将在黑夜和浓雾中穿越边境、走向未知命运的同胞，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是责任，是悲悯，是愤怒，也是那种“必须成功”的沉重决心。他低声说：“听好。上船后，趴在船底，不要抬头，不要说话。孩子如果哭，母亲用乳房堵嘴。老人如果咳嗽，用手捂住。我们要在二十分钟内划到‘海鸥号’，任何意外都可能是致命的。明白吗？”
众人点头，眼神里有恐惧，但更多的是决绝。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除了这条命，而这命在芬兰也已经朝不保夕。逃亡，至少还有一线生机。
按照预演的顺序，他们开始上船。阿尔托和米科在两边搀扶，一个一个，小心翼翼，像搬运易碎的瓷器。小艇吃水渐渐加深，船身摇晃，有人发出压抑的惊呼，但立刻捂住嘴。当最后一个人——那位打着夹板的女学生——在搀扶下艰难地坐进船底时，小艇的船舷离水面只剩不到一掌宽。超载了，但没办法，没有时间分两批。
阿尔托和米科最后上船，一前一后，拿起包绒的船桨。阿尔托低声说：“走。”
船桨无声地划入黑沉沉的海水，小艇缓缓离开栈桥，滑进浓雾深处。世界变成一片乳白色的混沌，只有远处那三点绿灯，在雾气中微弱地闪烁，像希望的灯塔，也像死亡的诱饵。阿尔托根据记忆和罗盘判断方向，米科盯着绿灯，不时低声调整：“偏左一点好，直行小心，有漂浮物。”
划了大约十分钟，雾气中突然传来马达声——不是帆船的风帆声，是蒸汽机低沉的轰鸣。阿尔托心脏骤停，示意停桨。小艇在惯性中滑行，渐渐停下，在海面上微微起伏。所有人都屏住呼吸，连婴儿似乎都感到了危险，停止了微弱的啜泣。
马达声从右前方传来，越来越近，能看见雾气被搅动的痕迹，和隐约的灯光——不是绿灯，是探照灯的白光，在雾气中扫来扫去。是俄国巡逻艇。阿尔托计算距离，大约三百米，如果探照灯朝这个方向打来，他们无处可藏。
“趴下，全部趴下，用油布盖住。”阿尔托低声命令。米科迅速展开船底的黑色油布，众人蜷缩身体，油布覆盖上来，将小艇变成海面上一个不起眼的黑色凸起。阿尔托和米科也趴在船底，只露出眼睛，死死盯着巡逻艇的方向。
探照灯的光束在雾气中划过，最近的一次离小艇只有不到五十米，能清楚看见光束中飞舞的雾滴和远处的海面。阿尔托能听见自己心脏狂跳的声音，能感觉到身边那位历史讲师怀中的婴儿开始不安地扭动，母亲赶紧用乳头堵住他的嘴。时间像凝固的沥青，每一秒都无比漫长。
巡逻艇似乎没有发现异常，马达声渐渐远去，探照灯的光束消失在雾气另一头。又等了五分钟，确认危险过去，阿尔托才示意掀开油布。众人如释重负地喘息，那位海关官员的妻子低声抽泣起来，被丈夫捂住嘴。
“继续。”阿尔托简短地说，重新拿起船桨。
又划了十分钟，三点绿灯越来越近，已经能看清“海鸥号”的轮廓了。那是一艘保养得很好的单桅帆船，船身漆成深蓝色，在雾气中几乎与海水融为一体。船头站着一个身影，手里提着一盏绿灯，正是老水手埃里克松。
小艇靠拢，缆绳抛下。阿尔托和米科先将两位老师傅扶上船，然后是孕妇和婴儿，接着是其他人。埃里克松在船上接应，动作敏捷，完全不像六十岁的老人。当最后一个人——那位女学生——被拉上甲板时，东方天际已经透出一线微弱的鱼肚白。雾开始散了。
“快，开船。”阿尔托对埃里克松说，自己则留在小艇上，准备将其凿沉——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你不走？”埃里克松惊讶。
“我是向导，要回去接下一批。”阿尔托平静地说，“开船，全速，在雾完全散开前离开芬兰领海。到哈帕兰达港，找索尔伯格厂长，暗号‘北极星带来了火种’。他会安排一切。”
埃里克松看着他，这个独眼的老水手，在波罗的海的风浪中跑了一辈子船，见过无数生死离别，但此刻还是感到喉咙发紧。“保重，兄弟。愿海神保佑你。”
“愿芬兰保佑你们。”阿尔托点头，然后举起船桨，用力在小艇船底凿了一个洞。海水涌入，小艇开始下沉。他跳进冰冷的海水，向岸边游去。
“海鸥号”升起风帆，蒸汽辅机全开，船身轻轻一震，向西南方向，向瑞典领海，向自由，驶去。甲板上，十二个人挤在一起，望着渐渐远去的芬兰海岸线，望着那片在晨雾中模糊的、再也回不去的故土，没有人说话，只有压抑的哭泣声，和那位历史讲师怀中婴儿微弱的啼哭，在波罗的海的晨风中，飘散，像这个民族无声的告别，和微弱的希望。
阿尔托游回岸边，爬上岩石，浑身湿透，在寒冷的晨风中瑟瑟发抖。他望着“海鸥号”消失在渐散的雾气和渐亮的天光中，望着那面深蓝色的帆，像一片倔强的叶子，在黑暗和光明的交界处，执着地漂向彼岸，漂向生路，漂向那个可能永远看不到、但必须相信的未来。
第一次行动，成功了。十二个人，十二个火种，送出去了。但还有更多的人在等待，更多的通道要建立，更多的危险要面对。而他，要继续，在这黑暗的边境线上，在危险的海域中，用生命和智慧，为同胞开辟生路，为芬兰保存火种，直到最后一刻，直到最后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