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12月10日上午十时，斯德哥尔摩瑞典外交部大楼的会议室里，壁炉烧得很旺，松木在火焰中噼啪作响，散发着温暖而干燥的气息，与窗外斯德哥尔摩湾灰蒙蒙的、飘着细雪的寒冷天气形成鲜明对比。长条桃花心木会议桌两旁，坐着六个人。格尔伯爵，芬兰事务专员安德斯·林德，国防部代表卡尔·古斯塔夫松上校。大使亚历山大·伊格纳季耶夫伯爵，武官米哈伊尔·奥尔洛夫上校，三等秘书彼得·索科洛夫。
气氛礼貌而冰冷，像窗外结冰的海湾表面。桌面上摆着精致的瓷质咖啡杯，但没有人碰。伯爵双手交叠放在桌上，表情平静，但眼中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过去两个月，他一直在芬兰问题上走钢丝：既要应对国内日益高涨的同情芬兰的舆论压力，又要避免与俄国这个强大邻国关系恶化。而今天这场闭门会议，是钢丝上最危险的一段。
“伯爵阁下，”伊格纳季耶夫大使开口，声音圆润，带着圣彼得堡贵族特有的慵懒腔调，但每个字都像精心打磨过的冰锥，“我国政府注意到，过去两个月，有超过三百名芬兰‘难民’非法越过瑞芬边境，进入贵国领土。其中许多人是被我国通缉的刑事犯，包括破坏分子、煽动者、甚至恐怖分子。我国政府正式要求贵国，依据1881年《引渡条约》，将这些人员遣返，以维护两国法律和边境安全。”
“政治行为？”奥尔洛夫上校，那个身材粗壮、留着浓密络腮胡的俄国武官，忍不住插话，声音洪亮，“在芬兰煽动叛乱、破坏工厂、袭击军警，这也是政治行为？这是战争行为！是恐怖主义！”
古斯塔夫松上校，瑞典国防部代表，一个五十岁、表情严肃的职业军人，平静回应：“上校，根据我方掌握的情报，绝大多数越境者是普通平民，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学者、工人。他们逃离芬兰，是因为贵国在芬兰实施的‘特别状态’导致生存环境恶化，而非因为参与了任何暴力活动。至于少数被指控参与暴力活动的人，贵国需要提供确凿证据，而非单方面指控，我国才能依法审理。”
索科洛夫，那个年轻的三等秘书，快速记录着双方的每一句话。他知道，这场谈判的关键不是法律条文，而是背后的政治角力：俄国要通过施压迫使瑞典放弃对芬兰难民的庇护，从而孤立芬兰抵抗力量；瑞典要利用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保护这些难民，同时避免与俄国正面冲突。
“证据？”伊格纳季耶夫大使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推过桌面，“这是我国第三厅提供的部分证据，包括被捕人员的供述、查获的武器照片、破坏现场的照片。其中明确提到，一些逃亡者在瑞典境内继续从事反俄活动，甚至得到了瑞典某些‘民间组织’的资助。这已经超出了人道主义援助的范围，涉及支持叛乱，破坏两国关系。”
“这些材料，我国需要时间核实。”伯爵合上文件，语气不变，“但即使属实，根据瑞典法律，民间组织的活动，只要不违反瑞典法律，政府无权干涉。至于瑞典公民个人对芬兰难民的同情和帮助，只要不涉及武器走私或暴力策划，也属于言论和结社自由范畴。我国是法治国家，不能因为外国政府的要求，就随意侵犯本国公民的合法权利。”
伊格纳季耶夫大使笑了，那是一种冰冷的、居高临下的笑：“伯爵阁下，法治当然重要。但国家利益更重要。我想提醒您，柏林会议后，欧洲的均势很微妙。德国在巴尔干问题上对我国咄咄逼人，英国在亚洲与我国竞争。瑞典作为小国，在这个微妙时刻，选择站在哪一边，需要慎重。庇护几百个芬兰难民，而得罪一个强大的邻国，这是否符合瑞典的国家利益？”
赤裸裸的威胁。会议室里的温度似乎骤降了几度。古斯塔夫松上校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这是军人不耐烦的表现。林德专员低头看着自己的笔记，额角有细汗。伯爵的表情依然平静，但手指微微收紧。
“瑞典的国家利益，”伯爵缓缓说，“在于维护自身的独立、安全和国际信誉。我们与所有国家，包括俄国，都希望保持友好关系。但友好关系是相互的，建立在尊重彼此主权和法律的基础上。瑞典不会主动挑衅任何国家，但也不会在外来压力下，放弃自己的法律原则和道德立场。”
他顿了顿，直视伊格纳季耶夫大使：“至于柏林会议后的欧洲局势，瑞典很清楚自己的位置。我们不是任何大国的附庸，也不是棋盘上的棋子。我们是中立国，希望与所有邻国和平共处。但如果这种和平，要以牺牲无辜者的生命、放弃基本的道义为代价，那么瑞典人民不会同意，瑞典政府也无法接受。”
谈判陷入僵局。壁炉里的火继续燃烧，但温暖似乎无法驱散空气中的寒意。伊格纳季耶夫大使靠回椅背，手指轻轻敲击扶手，像在计算什么。奥尔洛夫上校脸色阴沉。瑞典方面三人表情严肃，等待着对方的下一步。
最终，伊格纳季耶夫大使开口，语气缓和了些，但内容更危险：“伯爵阁下，我理解贵国的立场。也许我们可以找一个折中方案。我国不要求引渡所有难民，只要求引渡名单上的三十七人，这些都是证据确凿的‘首恶’。作为交换，我国可以：第一，暂停在芬兰边境的军事演习，减少对瑞典的军事压力；第二，在波罗的海渔业谈判中，给予瑞典更优惠的配额；第三，支持瑞典加入国际电报联盟。这对双方都有利。”
贿赂。用三十七个人的生命，换取政治和经济利益。伯爵感到一阵恶心，但他克制着。这就是大国政治，小国生存的现实。拒绝，可能面临俄国的经济制裁、军事威胁、甚至边境摩擦。接受，能获得实际利益，但会牺牲道义，失去国内民心，在国际上留下“出卖难民”的恶名。
他需要时间思考，需要与内阁商议，需要权衡利弊。但谈判桌上，他必须立即回应。
“大使阁下的提议，我国会认真考虑。”伯爵最终说，语气谨慎，“但涉及引渡和外交承诺，我需要向国王和内阁汇报。同时，我国需要时间核实贵国提供的证据，确保引渡对象确实是刑事犯，而非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在此期间，希望贵国保持克制，不要采取单边行动，激化边境局势。”
伊格纳季耶夫大使点头，露出满意的微笑——他已经达到了部分目的：迫使瑞典在道义和利益之间纠结，为俄国争取了时间和主动权。“当然，我们可以等。但请理解，我国政府在芬兰问题上的耐心是有限的。特别状态是为了恢复秩序，而那些逃亡者在国外的活动，破坏了这种努力。我们希望贵国能做出明智的选择，为了我们两国的长远友谊。”
会议在礼貌而冰冷的氛围中结束。双方起身，握手，告别。俄国人离开后，会议室里只剩下瑞典三人。壁炉的火依然旺，但无人感到温暖。
“他们给了我们多久？”古斯塔夫松上校问，声音低沉。
“不会超过一个月。”伯爵走到窗前，望着窗外飘落的雪，“圣诞节前，他们必须看到结果，否则可能真的会在边境制造摩擦，甚至以‘追捕逃犯’为名，越境行动。那时我们就更被动了。”
“那我们怎么办？”林德专员忧虑地说，“三十七人，很多是抵抗运动的核心人物，包括那个埃里克·科尔霍宁，独眼老兵，蜂巢网络的核心；马蒂·哈洛宁，萨米长老；还有几个技术专家，是芬兰未来的希望。交给俄国人，他们必死无疑。但不交，俄国人不会罢休。”
“那其他人呢？那三百多普通难民？”
“继续以人道主义理由收容，但加强管理，分散安置，避免集中。同时，通过红十字会，向芬兰境内提供更多食品和药品援助，减轻难民外逃的压力。这是道义，也是现实——减少新难民，就是减少新问题。”伯爵叹了口气，这个六十岁的外交家脸上显出深深的疲惫，“告诉媒体，适当报道芬兰难民的困境，但不要煽情，不要指责俄国，保持平衡。我们需要舆论同情，但不需要舆论狂热。”
古斯塔夫松上校和林德专员点头，记录。他们知道，这是小国在强邻阴影下的生存之道：在道义和现实之间走钢丝，在妥协和坚持之间找平衡，在黑暗和光明之间，保存一点微弱的、但真实的良心和希望。
“还有，”伯爵最后说，声音很轻，像自言自语，“告诉那些还在芬兰坚持的人瑞典不会忘记他们，但能做的有限。愿上帝保佑芬兰，也愿上帝原谅我们的软弱。”
窗外，斯德哥尔摩的雪越下越大，覆盖了街道、屋顶、海湾。城市在寒冬中显得宁静而美丽，但在这宁静之下，是无数人的命运在谈判桌上被权衡、被交易、被决定。而瑞典，这个小而骄傲的国家，在这个寒冷的十二月，在道义和生存之间，在良心和利益之间，走着最危险的钢丝，点着最微弱的灯，为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邻人，提供一点有限的庇护，一点有限的温暖，一点有限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