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罗夫没有打扰他，而是轻轻关上门，走到牢房中央那张唯一的木凳旁坐下，将带来的公文包放在膝盖上，静静等待。他注意到曼纳海姆比一个月前更瘦了，脸颊凹陷，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在昏暗的灯光下，像两簇不熄的火焰。他身上那件灰色囚衣还算干净，但袖口和领口已经磨得发白，肘部打了补丁——是彼得罗夫上次带给他的针线，他自己缝的，针脚歪斜但结实。
大约五分钟后，曼纳海姆刻完了一个段落。他放下牙刷柄，活动了一下僵硬的右手手指，然后转过身，看见彼得罗夫，没有任何惊讶的表情，只是微微点了点头：“彼得罗夫先生，你来了。”
“我来了。”彼得罗夫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油纸包，放在木凳上，“黑麦面包，乳酪，还有一小罐果酱。监狱食堂今天改善伙食，我多拿了一份。”
曼纳海姆没有看食物，而是盯着彼得罗夫的眼睛：“改善伙食？还是说，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需要让囚犯们保持相对良好的状态？”
彼得罗夫心里一惊。曼纳海姆的敏锐，总是超出他的预料。他沉默了几秒，然后点头：“明天，圣彼得堡的司法部巡视组要到赫尔辛基，检查特别状态下的监狱管理和司法程序。格奥尔基要求所有监狱‘整顿纪律，改善环境，展示帝国的法治和人道’。所以这几天，伙食会好一点，审讯会暂停，甚至可能允许家属探视——当然，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家属。”
曼纳海姆的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近乎嘲讽的微笑：“展示。这个词用得好。所以，我这几天能吃饱，能少受罪，不是因为帝国仁慈，是因为有观众要来看戏。”
“你可以这样理解。”彼得罗夫没有否认，“但这也是机会。巡视组里有我的老师，前莫斯科大学法学院院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教授。他是温和派，主张在法律框架内解决民族问题。如果能让他看到你的状况，听到你的声音，也许能在圣彼得堡推动一些改变。”
“我的声音？”曼纳海姆摇头，“格奥尔基不会让我见到巡视组，更不会让我说话。他会把我关在特别监禁区，告诉巡视组‘重犯不宜见客’。或者，如果我坚持要见，他会在见面时安排人‘突发疾病’或‘企图袭击’，然后把我击毙。这种把戏，他玩得出来。”
彼得罗夫从公文包里又取出一张折叠的纸，递过去：“所以，我们需要另一种方式。这是你的《论小民族在帝国压迫下的生存策略》全文，我已经整理、润色、翻译成了俄语。谢尔盖教授是法学权威，也是《法学评论》的编委。如果他看到这篇文章，以他的眼光，一定能看出其中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我可以‘无意中’将这份材料混在监狱的文书档案里，让巡视组看到。或者，通过我在圣彼得堡的熟人，直接送到教授手里。但前提是，你需要在这份俄语译文上，签上你的名字，表示你授权发表。
曼纳海姆接过那张纸，展开。纸是上好的书写纸，字迹工整，是标准的俄文印刷体，显然是彼得罗夫花了大量时间精心誊写的。他快速浏览了几个段落，点了点头：“翻译得很准确，甚至有些地方比我的原文更清晰。谢谢，彼得罗夫先生。”
“不用谢我。”彼得罗夫的声音很低，“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用法律和文字，对抗暴力和谎言。虽然微弱，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强。”
曼纳海姆看着彼得罗夫，这个俄国官员眼中那种深沉的疲惫和挣扎，他见过很多次了。这不是伪装，是真实的良心与职责的撕裂。他最终点了点头，从彼得罗夫手中接过钢笔——那也是彼得罗夫带来的，一支普通的蘸水笔——在译文的最后一页，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曼纳海姆·科伊维斯托，1880年3月15日，赫尔辛基第三厅监狱。
签名时，他的手很稳，但彼得罗夫注意到，他的手腕上有一圈深紫色的淤痕，是长期戴镣铐留下的。还有指甲，有几片已经脱落，新长出的部分参差不齐。这是在审讯中受刑的痕迹，虽然不致命，但持续的痛苦。
“还有一件事。”曼纳海姆签完名，将笔和纸递还给彼得罗夫，然后从怀里——囚衣内侧一个隐蔽的夹层——掏出一个小布包，只有拇指大小，用细绳扎紧。科尔霍宁托我交给你的。他说，如果有一天，他不能再传递消息了，请你将这个，交给该交给的人。”
！彼得罗夫的心脏猛地一跳。他接过布包，入手很轻，但能感觉到里面有个硬物。他低声问：“埃里克怎么样了？我上次见他，是两周前，在审讯室”
“他还活着。”曼纳海姆的声音平静，但彼得罗夫听出了其中的沉重，“但格奥尔基不会让他活太久。他太坚强，太象征性，活着就是对特别状态的持续反驳。格奥尔基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制造一起‘意外’，或者逼他‘自杀’。埃里克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在做准备。”
“准备？”
“准备死亡，也准备传承。”曼纳海姆重新拿起那截牙刷柄，在墙上继续刻字，仿佛在说一件平常的事，“他在整理自己知道的一切：抵抗网络的结构，安全的漏洞，人员的性格，国际联络的渠道，甚至格奥尔基的审讯手法和心理弱点。他把这些写成密文，通过同情他的狱卒，一点一点送出去。这个布包，应该是最后、最核心的部分。至于要交给谁”他顿了顿，抬起头，看着彼得罗夫，“埃里克说，你知道。”
彼得罗夫握紧了那个小布包。他知道埃里克的意思。科尔霍宁，或者“影子议会”在芬兰境内的联络人。但怎么交？彼得罗夫是帝国官员，行动受到监视，接触抵抗组织是死罪。然而，埃里克选择信任他，将最后的托付交给他。这份信任，比任何威胁或利诱都沉重。
“我”彼得罗夫的声音有些干涩，“我会想办法。”
“小心。”曼纳海姆只说了这两个字，然后继续刻字。彼得罗夫坐在那里，看着这个在绝境中依然思考、写作、传递火种的人，感到一种混合着崇敬、悲哀、和无力的复杂情绪。他收起布包和译文，重新放回公文包，然后站起身。
“巡视组明天下午到，停留三天。这三天，监狱的守卫会放松一些，审讯暂停，伙食改善。我会尽量找机会，让谢尔盖教授看到那份译文。但我也不能保证什么。你保重。”
曼纳海姆点了点头，没有抬头，只是挥了挥手，示意他可以走了。彼得罗夫走到门边，手放在门把上，又停下，回头：“曼纳海姆议员，如果如果有一天，芬兰真的自由了，你希望人们记住什么？记住这些苦难，这些牺牲，还是”
“记住希望。”曼纳海姆终于抬起头，那双深陷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像两口深井，但井底有光，“苦难和牺牲是事实，但希望是本质。人们应该记住，在看似绝望的时候，依然有人相信自由，相信尊严，相信真理不灭，芬兰永在。记住这些，不是为了仇恨，是为了将来不再让任何人经历同样的苦难。这就是我希望的。”
彼得罗夫沉默了片刻，然后用力点了点头，推门离开。牢门在身后关上，重新锁死。他站在走廊里，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在空荡的监狱中回响，握着公文包的手微微发抖。那个小布包，像一块烧红的炭，贴在他的胸口，提醒他做出的选择，和即将承担的风险。
但他没有后悔。因为有些事，即使知道危险，也必须做。有些信任，即使可能致命，也不能辜负。有些光，即使微弱如风中之烛，也必须守护，传递，直到它照亮黑暗，温暖人心，改变世界。
而地火，在监狱的牢房里，在签名的笔尖下，在传递的布包中，在每一个拒绝沉默、选择记录、选择传递、选择在绝境中依然相信希望的人心中，继续运行，燃烧，证明：石墙可以囚禁身体，但囚禁不了思想；镣铐可以锁住手脚，但锁不住灵魂；黑暗可以很深，但再深的黑暗，也吞噬不了那一点倔强的、良心的、真理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