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柱带回来的消息，像一颗石子投入深潭，在合作社社员心中激起圈圈涟漪。没有立刻的成功，但也没有彻底的失败。“东西是好东西”——这句话，成了支撑大家继续坚持下去的一丝底气。
第二天晚上，合作社在打坯场旁边的空地上开了个会。煤油灯的光晕昏黄，照着围坐的几十张黝黑而专注的脸。
铁柱把在市里了解到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情况就是这样。咱们的山货、药材，人家认可是好东西，但光东西好不够。人家要的是‘商品’——得是能稳定供应、手续齐全、有来有去的东西。咱们现在，还只是‘好东西’，没变成‘商品’。”
“那咋办？咱上哪儿去弄那些‘手续’？”春来爹问。
“两条腿走路。”铁柱斩钉截铁，“第一条腿，就是咱们现在干的：把东西弄到最好，然后不停地去问，去跑，去跟人家磨。一次不行两次，两家不行三家。市里不行，只要东西真的好，咱们攒点路费，去省城问！这条路，叫‘趟路’，没有别的巧，就得靠咱们这双脚板，靠咱们这股子死磕的劲儿。”
“第二条腿，”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得想办法‘借光’。那个中药厂的老师傅说了，要是能有农科部门或者药材公司的推荐、认证，事情就好办。咱们保护老种子，这事说到哪里，都是站得住脚的正事。咱们不能光埋头苦干，也得学会抬头，看看哪边有能照到咱们的光，借一点过来。”
“农科站？”陈卫国沉吟，“县农科站的周技术员，前年下来指导过防治稻瘟病，人看着还实在。可咱们这老种子他们能支持吗？他们不都推广高产的新品种吗？”
“不试试怎么知道？”林穗接口，她眼里的疲惫被一种新的光亮取代，“咱们不提跟高产新品种比，咱们就说，这些老种子是宝贵的种质资源，是老祖宗留下的财富，眼看就要绝了，咱们合作社是在做抢救保护的工作。这是科学，也是功德。周技术员是搞农业科学的，这个道理，他应该能懂。”
“就算他个人认可，农科站能出推荐信？”王麻子还是觉得悬。
“推荐信难，但哪怕他能来咱们这儿看看，给咱们的提纯复壮工作提点建议，或者说句公道话，那也是‘光’。”铁柱说，“咱们现在就像在黑屋子里摸路，有一点光，就能看清一点。有一点光，外面那些想卡咱们的人，下手的时候也得掂量掂量。”
这个思路，让众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对抗，不一定要硬碰硬，也可以寻找盟友，争取话语权，让自己做的事情，在更大的道理上站住脚。
“那咱就先‘趟路’，再‘借光’！”二楞子挥了挥拳头，“山货这边，铁柱哥和林穗跑了市里，下次，我和春来去！咱也学学咋跟那些单位打交道。农科站那边，卫国叔，你和林穗去趟县里，找周技术员说道说道？”
分工就这样定了下来。一种更为清晰、也更坚韧的战斗节奏在靠山屯形成：一部分劳力，继续专注“内功”——侍弄种子，打土坯，夯实合作社最基础的生产；另一部分人，则开始尝试“外联”——用最质朴也最执着的方式，去叩响外部世界的大门，寻找任何一丝可能的缝隙和光亮。
第二天，陈卫国和林穗带着一小包精心挑选的、不同生长阶段的“胭脂米”植株标本（连根带土用湿布包好），以及详细的观察记录本，坐车去了县农科站。
农科站是一座朴素的三层小楼。周技术员是个戴着眼镜、面容和善的中年人，正在办公室整理资料。见到两个农民打扮的人进来，他有些意外。
陈卫国说明来意，把“胭脂米”的植株小心拿出来，又把记录本递上。周技术员起初有些疑惑，但当他看清那色泽独特的稻穗，又翻开记录本，看到里面密密麻麻、却工整清晰的数据记录（株高、分蘖数、穗长、抗病性观察等）时，神色渐渐变得严肃和专注。
“这是地方老品种？”他推了推眼镜，仔细端详着稻穗，“这个颜色和粒型，很少见了。你们在做提纯复壮？”
“是，周技术员。”林穗赶紧把合作社成立的目的、目前遇到的困难，以及希望得到一些技术指导的来意说了一遍。她没有抱怨信用社和收购站，只是强调合作社想保护好这些种子，但缺乏科学方法，希望能得到指点。
周技术员听得很认真，不时提问。他搞农业技术多年，深知地方种质资源的重要性，也明白在高产浪潮下，这些“不起眼”的老品种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眼前这两个农民，做的事情或许粗糙，但那份用心和坚持，却让他动容。
“你们做的事情，很有意义。”周技术员合上记录本，肯定地说，“种质资源是农业的‘家底’，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你们这个记录，做得也很仔细，不容易。”
他沉吟了一下：“正式的推荐或认证，农科站有规定，需要立项、评估，流程比较复杂。而且，你们合作社的性质可能暂时还达不到一些项目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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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国和林穗的心微微一沉。
“不过，”周技术员话锋一转，“我可以以个人名义，给你们提供一些技术上的建议。比如你们这个隔离圃的设置，还可以更规范一些；提纯时选择单穗的标准，可以再明确几点；病虫害的预防，也有一些土办法可以试试。另外”
他走到书架前，翻找了一下，拿出两本薄薄的、有些旧的油印小册子：“这是我以前收集整理的一些地方品种资料，还有基本的田间试验方法，你们拿回去看看，或许有点用。以后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也可以来问我。”
虽然没有得到正式的“光”，但这两本小册子和周技术员“可以来问我”的承诺，就像一缕微光，照进了合作社前行的路上。更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来自专业领域的认可——这件事，是有价值的，是站得住脚的。
与此同时，二楞子和春来也开始了他们的“趟路”之旅。他们没有去市里，而是瞄准了县城和邻近几个较大乡镇的供销社、食品加工点，甚至是一些厂矿的食堂。带着样品，说着有些笨拙却无比真诚的介绍，一家一家地问。
碰壁是家常便饭，冷眼也看了不少。但他们记着铁柱的话：一次不行，就两次；这家不要，就问下一家。他们不像铁柱那样能说清大道理，就反复强调：“东西绝对好，您先尝尝，不买没关系。”
有些单位被他们的执着打动，留下了样品；有些则直接挥手赶人。一次，在县城一家糕点厂，采购的人甚至讥讽道：“合作社？不就是生产队换了个名头？能有什么好东西？走走走，别耽误事。”
二楞子气得满脸通红，拳头攥得咯咯响，春来死死拉着他。两人走出厂门，二楞子狠狠朝地上啐了一口：“狗眼看人低！”
“别气，楞子哥。”春来虽然也沮丧，却劝道，“铁柱哥说了，咱们是来趟路的，不是来怄气的。这条路不通，咱就换一条。”
他们的“趟路”同样没有立刻换来订单，但却像蚂蚁啃骨头一样，一点点地扩大着合作社那点山货的“知名度”，也磨练着他们与外界打交道的耐性和方法。
而在靠山屯，打土坯的工程在继续。那堵粗糙的土墙，在以缓慢但可见的速度增高。县里后来果真又来了两次“检查”，但面对码放整齐的土坯、清晰的材料使用记录（虽然大部分是土和人力）、以及合作社社员不卑不亢的态度，他们最终也没说出什么，只是例行公事地看了看，走了。
信用社的贷款，似乎已被遗忘。砖瓦厂的加价，合作社用土坯默默回应。收购站的刁难，被向外“趟路”的策略所绕过。那张无形的网，依然存在，但靠山屯的人们，不再仅仅感到被束缚的窒息，他们开始用各自的方式——或扎实生产，或外出叩门，或寻求认可——在这张网的经纬之间，寻找着活动的空间，拓展着生存的缝隙。
压力并未减轻，甚至随着时间推移，合作社那点微薄的集体资金在迅速消耗，秋收后土地流转的问题也日益逼近。但一种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最初的慌乱和愤怒，沉淀为一种更持久的坚韧；单纯依赖外部“输血”的幻想彻底破灭后，“自我造血”的意识，伴随着痛苦的实践，正在每一个社员的心里扎根。
他们开始明白，自力更生，不仅仅是不求人，更是要建立起一套哪怕再简陋、再初级，却完全属于自己、能循环起来的生存系统。从种子到土坯，从山货到可能的技术认可，每一个环节，都在试图构建这个系统的部件。
夜更深了。煤油灯下，铁柱翻看着周技术员给的那两本小册子，上面有很多他看不懂的名词和图表，但他看得很认真。林穗在一旁整理着近期外出“趟路”的记录，哪些单位留了样品，哪些人态度好些，一一备注。
打坯场那边已经安静，月光洒在粗粝的土墙上，泛着清冷的光。远处黑黢黢的山峦轮廓沉默着。
前路依然漫漫，黑暗浓重。但靠山屯的人们，已经学会了在黑暗中，摸索着墙壁，用自己的方式，敲打出前进的节奏。那节奏很慢，很重，并不悦耳，却透着一种让任何试图阻挡它的事物，都不得不侧目的、原始而顽强的力量。
“借”来的微光，或许不足以照亮整个前程，但足以让他们看清脚下这一步，该往哪里踩下去。而每一步踩实，那光，似乎就会更亮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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