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穗去县里跑证照，比预想的还要艰难。
她先去了工商所。接待的办事员是个年轻姑娘，听说是合作社来咨询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和可能的商标注册，翻了翻眼皮：“合作社？什么性质的？集体还是合伙？有注册资金吗？经营场所是固定的吗？”
一连串问题把林穗问住了。她只能尽量解释：是农民自愿组织的合作社，在民政局备过案（拿出那份简陋的备案回执），主要经营自产的山货和农产品，目前没有固定门市，主要想解决销售资质问题。
“自产自销初级农产品，按规定在一定范围内不需要办食品经营许可。”办事员语气公事公办，“但如果你们要包装、要分级、要往远了卖，尤其是进商场、超市，或者涉及加工，那就必须要了。办证需要提供场地证明、卫生条件、从业人员健康证等一系列材料。你们有吗？”
林穗的心沉了下去。场地证明？他们只有打了一半的土坯库和各家各户的院子。卫生条件？如何界定？健康证倒可以办，但其他的
“那商标呢？”
“商标注册更复杂。需要清晰的logo、类别、查询有没有重复，委托代理或者自己跑北京费用也不低。你们合作社确定需要吗？”办事员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对“农民异想天开”的淡淡嘲讽。
从工商所出来，林穗又硬着头皮去了卫生防疫站和质监局，得到的答复大同小异：想法是好的，但要求是明确的，条件是目前不具备的。一圈跑下来，她得到的唯一清晰信息是：如果他们只是像以前那样，把采收的山货简单晾晒后卖给收购站或零星换钱，问题不大；但一旦想要“正规化”、“商品化”，面前立刻竖起一道道高高的门槛，每一道都需要资金、场地、以及他们几乎完全陌生的“标准化”投入。
傍晚，林穗拖着灌了铅似的腿回到靠山屯，脸上写满了疲惫和沮丧。她把了解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大家。
“这就是说，咱们想自己把东西卖得像样点，连‘门票’都买不起？”二楞子听完，愤愤道。
“不是买不起，是根本不知道‘售票处’在哪儿，要什么手续。”林穗苦笑，“就算知道了，咱们现在也拿不出来。场地、设备、那些证明哪一样不要钱？哪一样是咱们土坯房能解决的？”
屋里一片沉默。刚刚因为列席会议而升起的那点微弱光亮，仿佛又被现实的厚墙挡住了。政策的风向再好，落到具体办事的条条框框上，依然冰冷坚硬。
“那就没办法了？”春来爹闷声道。
铁柱一直没说话，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林穗带回来的消息确实令人沮丧，但也验证了他之前的某种预感——自力更生，绝不仅仅是生产环节的“自己干”，更涉及整个市场链条的规则适应。他们现在就像想参加正规比赛的野路子选手，连报名资格都没有。
“办法”铁柱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决断，“有两个。第一，最笨的办法，咱们就按最低标准来。不是自产自销初级农产品在一定范围不用许可吗？那咱们就先在这个‘范围’里，把能做到的做到最好！”
他看向林穗：“卫生条件，咱们可以立规矩！采收、晾晒、存放，定下最干净的章程，大伙互相监督。健康证，该办的都去办！包装，买不起机器、搞不了真空，咱们就用最干净的白棉布做布袋，手工装，上面绣上‘靠山屯’三个字！东西好坏，先让人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
“第二，”他目光扫过众人，“会上不是有人提到‘电商’吗？虽然咱不懂，但我琢磨，那是不是就是通过电线（他理解成电话线）卖东西？不用直接进商场超市？林穗，你记不记得，镇上邮局是不是能寄包裹？外地能收到？”
林穗一愣：“能是能可谁买啊？怎么让人知道？”
“这就是‘特色’和‘口碑’了。零点看书 更辛醉哙”铁柱眼中闪着光，“咱们先不想大卖，就想办法，让第一批能卖出去的东西，好到让买的人忍不住告诉别人！会上那个邻县合作社，一开始也是靠熟人带熟人。咱们也可以！在外工作的靠山屯人，嫁出去的姑娘，在外当兵的后生，都是路子！先把咱们的东西，用最实在的方式，送到能信任咱的人手里，或者他们认识的人手里！”
这个思路，一下子把大家从“高大上证照”的困境中拉了出来，回到了他们更熟悉、也更可控的领域：人情网络和产品质量。
“对呀！”王麻子一拍大腿，“我闺女嫁到临县，她婆家那边就好吃个山蘑！咱给她寄点最好的去，让她分给邻居尝尝！”
“我外甥在省城念书，说他们同学有来自南方的，稀罕咱这榛子！”春来也来了精神。
“分级！”陈卫国补充道，“铁柱说得对，就算用布袋，咱们也得分！榛子，按大小、饱满程度，分三六九等。蘑菇，按品相完整度、香气，也分开。最好的那一等，就用绣字的布袋，当‘礼’送，当‘样品’卖！便宜些的，散着卖。这不就是‘特色’和‘品牌’最土的办法吗？”
思路一打开，沮丧的气氛立刻被一种务实的兴奋取代。他们不再纠结于暂时无法逾越的规则高墙，转而开始挖掘自身能够着、能做到的潜力。
说干就干。第二天，合作社开了个全体会，立下了几条简单的“规矩”：山货采收，必须去掉杂质、坏果；晾晒必须在专门清理过的席子上，严防虫鼠；存放必须用干净陶缸或新编的柳条筐，定期检查。所有参与采收、分拣、包装的社员，必须去卫生院检查，办理健康证（费用先从集体资金里垫，以后从个人分成里扣）。
同时，大家分头行动，列出所有在外地的亲戚朋友关系网。铁柱让林穗统一登记，并试着给这些潜在的第一批“客户”写信（口述，林穗执笔），介绍合作社和产品，并附上简单的“订购”办法——通过邮局汇款，合作社收款后按地址邮寄。
绣字的布袋，成了难题。屯里会刺绣的只有几位上了年纪的婆婆，眼睛花了，绣得慢。最后，大家想了个办法：去镇上买最便宜的白细布，裁剪成大小合适的布袋，然后请小学老师用毛笔写上“靠山屯”和产品名称（如“山珍”、“老种米”），再用不易褪色的染料描一遍。虽然简陋，却别有一番质朴的手工气息。
分级工作也热火朝天地开始了。在打坯场旁边清理出一块地方，铺上苇席，榛子、蘑菇、挑出来的最好的“胭脂米”干谷，被细细地分拣。最好的，颗粒饱满均匀、色泽油亮的榛子，被单独放进一个个手写标签的小布袋里；品相完整、香气浓郁的蘑菇，也被精心捆扎；甚至“胭脂米”，也试着用小布袋装了少量，准备作为“样品”赠送。
这个过程繁琐、耗时，但大家干得异常认真。每一颗被选入“特等”布袋的榛子，都仿佛承载着合作社沉甸甸的希望。这不是简单的分拣，而是他们对“品质”和“信誉”最原始、也最郑重的承诺。
就在他们热火朝天地搞“土法分级”和“人情销售”时，之前县里“多种经营办公室”的人，又一次“顺路”来到了靠山屯。他们看到了分拣现场，看到了那些写着字的布袋，看到了社员们新办的、挂在墙上的健康证，也看到了更加规范清晰的台账记录。
这一次，他们的态度有些微妙。检查依然仔细，但挑剔的话少了。临走时，其中一人似乎无意地说了一句：“嗯，这样弄，像点样子了。不过，要长久，还是得正规化。”
这句话，再没有引起之前的恐慌或愤怒。铁柱只是平静地回应：“我们正在学习，一步步来。”
对方点点头，没再说什么，走了。
压力并未消失，信用社的贷款依旧无望，砖瓦厂的加价事实存在，收购站的渠道依然卡着。但靠山屯合作社，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节奏。他们不再试图正面撞墙，也不再仅仅被动承受，而是像藤蔓一样，贴着墙根，寻找一切可能的缝隙，向上攀援，同时，将自己的根系，在脚下的泥土里，扎得更深更密。
那些简陋的、手写标签的布袋，即将载着靠山屯最好的山货和最深切的希望，通过绿色的邮车，驶向未知的远方。这是一场微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商业”尝试，却是他们从“生产自救”迈向“市场求生”的关键一步。
自力更生的道路，在证照的高墙外，蜿蜒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充满泥土气息的蹊径。能否走通，尚未可知。但至少，他们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回应这个时代的规则，并试图在其中，刻下属于自己的、粗糙而坚韧的印记。
夜风中，土坯墙巍然不动。墙内，分拣好的山货散发着干燥的清香。墙外，邮递员自行车铃铛的声音，似乎已隐隐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