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认知像一枚植入他脑中的冰核，不断散发着冻结一切的冷气。
塞缪尔坐在书桌前，面前摊开着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的推理、线索和那令人窒息的结论。但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个足以撼动世界的秘密。
就在他对着空白的信纸发呆，笔尖悬停，不知该向何处倾诉这恐怖的发现时，一阵极其轻微、却富有特定节奏的敲门声响起。不是梅尔那种故作礼貌的轻叩，也不是老板娘随意的拍打，而是一种清晰的、带着某种识别信号的敲击：三下，停顿，再两下。
塞缪尔浑身一僵，警惕地站起身。他小心地走到门后，没有出声。
“戈德曼博士，”门外传来一个压低的声音，冷静，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用的是英语，“我是克劳斯·霍夫曼。戴维。我们需要谈谈。关于我们共同关注的那位邻居。”
霍夫曼。那个幸存的“艺术商”。
塞缪尔犹豫了一下，“共同关注的邻居”，以及那个清晰的敲门暗号，让他意识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拜访。他慢慢打开了门。
霍夫曼——或者现在应该称他为阿里——迅速闪身进屋，反手轻轻关上门，动作流畅而专业。
他看起来比前几天憔悴了许多，眼窝深陷，胡茬凌乱，昂贵的亚麻西装换成了朴素的卡其布裤和深色棉质衬衫，但那双眼睛依旧锐利如鹰，此刻正迅速扫视着房间的每个角落，确认安全。他的腰间有一个不明显的突起。
“你还活着。”塞缪尔陈述道，语气平静，内心却波涛汹涌。
“勉强。”阿里扯了扯嘴角，那算不上一个笑容，“韦伯没那么幸运。” 提到同伴的名字时，他的眼神黯淡了一瞬，但立刻恢复了冷静。“我看到他去找你了，”他朝梅尔离去的方向偏了偏头，“在那个雨夜。看来他感受到了压力，试图寻找新的……庇护所。”
塞缪尔没有否认，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你是谁，霍夫曼先生？或者说，你到底为谁工作？”
阿里深吸一口气，直视着塞缪尔的眼睛，仿佛要判断他是否值得信任。戴维。我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工作。”他停顿了一下，观察着塞缪尔的表情，看到的是警惕而非惊讶。“我们追踪这条线索……追踪他……已经很多年了。”
“他？”塞缪尔的心脏猛地一跳，但脸上依旧保持着镇定，“你指的是赫里伯特·梅尔？”
“别再使用那个可笑的名字了，博士，”阿里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压抑的怒火和讽刺，“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我们都知道。”
尽管自己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听到这个名号从一个摩萨德特工口中如此直接地说出，塞缪尔还是感到一阵灵魂的战栗。房间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你们……一直都知道？”塞缪尔的声音有些干涩。
“怀疑。推测。但缺乏确凿的、能被摆在台面上的证据。”阿里走到窗边，撩开窗帘一角，警惕地望向外面，“地堡里的尸体被苏联人处理得太干净，后来又随着时间流逝，很多关键证物和证人都消失了。我们掌握的情报碎片显示，有一个极其隐秘的元首级人物通过‘鼠蹊路线’逃到了南美，受到了某些势力的庇护。阿根廷、巴拉圭、巴西……我们像在干草堆里找一根被刻意伪装过的针。直到近几年，一些解密档案和零星线索才逐渐指向圣伊格纳西奥，指向这位‘梅尔先生’。”
他转过身，眼神锐利地看着塞缪尔：“但追捕他，远比想象中复杂，博士。这不仅仅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更是一场深陷于冷战泥沼的地缘政治游戏。”
阿里压低了声音，语气中充满了愤懑与无奈：“你以为只有我们在找他吗？美国人，苏联人，他们都知道一些内情，或者说，他们选择性地‘不知道’。战后初期，特别是进入五十年代，为了对抗共产主义在拉美的蔓延，某些西方情报机构——我不便指名道姓——认为这些纳粹余孽，这些‘反共老手’，具有‘利用价值’。他们掌握着情报网络、渗透技巧，以及对苏联的极端仇恨。于是，肮脏的交易开始了：提供庇护，交换情报，甚至在某些隐蔽行动中合作。”
他看到塞缪尔眼中难以置信的神情，冷笑了一下：“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像克劳斯·巴比这样的屠夫能在玻利维亚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为什么那么多前纳粹分子在南美军政府中担任顾问？梅尔能在这里安然隐居这么多年，你以为仅仅靠他自己那些掠夺来的黄金和几个忠诚的党卫军护卫吗？不！他，或者说他们这个网络，是一笔黑暗的资产，在冷战的棋盘上，被某些人视为可以使用的棋子。我们摩萨德，成立时间短，资源有限，每一步都要在这些巨人的夹缝中艰难前行。公开行动？可能会触怒我们的‘盟友’，引发不可控的外交风波，甚至被扣上破坏‘反共大局’的帽子。”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塞缪尔感到一阵恶心。他理解了阿里的意思。希特勒，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极恶的象征，竟然因为冷战的权宜之计，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庇护！正义因为更大的地缘政治博弈而被搁置、被交易！
“所以你们就放任他……继续活着？”塞缪尔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放任？”阿里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和怒火，“我们从未放弃！但我们必须在暗处行动，像影子一样，寻找一击必杀的机会，并且要确保行动不会引发更大的政治灾难。艾希曼的抓捕我们筹划了多久？每一步都如履薄冰！而他，比艾希曼要棘手十倍、百倍！牵扯的利益网络更深，保护伞更厚。韦伯的死……”他的声音哽咽了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太接近核心，触动了他们最敏感的神经。他们不惜动用……那些超出常理的手段来保护他。” 他意指那些被改造的杜宾犬和韦伯尸体上诡异的痕迹。
阿里走向塞缪尔，目光灼灼：“但现在，博士，你在这里。你以一个中立学者的身份，接触到了我们无法轻易触及的领域——档案、他本人。你发现了什么？告诉我。我们需要证据，任何能最终确认他身份、并能部分公开的证据。这不仅仅是关于过去的审判，更是关于现在和未来！只要他还活着，那个意识形态的幽灵就没有消散，他就像一座黑暗的灯塔，吸引着那些残存的、以及新生的恶魔。必须终结这一切。”
塞缪尔陷入了更深的、几乎要将他撕裂的两难境地。阿里，摩萨德，代表着一种近乎绝对的正义诉求，代表着数百万犹太亡魂的无声呐喊。将真相交给他们，似乎是天经地义的选择。他们有能力，也有决心去执行最终的审判。
但是，阿里也揭示了背后残酷的政治现实。一旦摩萨德采取行动，无论成功与否，都可能掀起巨大的波澜。可能破坏微妙的东西方平衡，可能让以色列陷入外交困境，甚至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连锁反应。这个真相太巨大，太具爆炸性，它不仅仅关乎一个战犯，更关乎主要大国在冷战中的灰色道德。将它交给一个情报机构，即使是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是否真的是最负责任的做法？
另一方面，如果他选择保持沉默，将秘密带入坟墓，那将是对历史、对真理、对无数死难者、对他自己良知最彻底的背叛。他将成为这个世纪最大谎言的同谋，眼睁睁看着那个恶魔在阳光下继续呼吸，亵渎着生命的尊严。
两种选择，都通往未知的、可能充满灾难的道路。
“我需要时间，”塞缪尔最终对阿里说，他的声音疲惫不堪，“我需要……独自思考。”
阿里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似乎理解他内心的挣扎。“我明白这很困难，博士。但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了。我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他们的网络正在收紧。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你、对我都越危险。”他递给塞缪尔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址和一个名字，一个看似普通的犹太会堂拉比的名字。“如果你想通了，或者需要紧急联系，可以通过这个渠道。但记住，决定要快。”
说完，阿里像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房间，留下塞缪尔独自面对那令人窒息的抉择。
塞缪尔重新坐回书桌前，看着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又看向自己那本记录着惊天秘密的笔记本。他拿起笔，摊开一叠新的信纸。他决定先将一切写下来，将所有发现、推理、证据（包括他拍下的《遗忘之书》照片的隐藏处）详尽地记录下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报告。
笔尖在纸面上飞速移动，字迹时而工整，时而潦草，反映着他内心的激荡。他写下了对梅尔就是希特勒的最终推断，列出了所有支撑线索：地堡幻象、玛利亚的谵语、档案密码、梅尔的习惯口吻、朗基努斯之枪与生命仪式的关联……他写下了一切。
但是，当他在信封上准备填写收件人时，他的手停住了。
寄给谁？
摩萨德？（通过阿里给的渠道？）这意味着将决定权交给一个情报机构，可能引发不可控的政治风暴。
寄给某家国际大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这会立刻将秘密公之于众，但证据是否足够确凿？会不会被当成疯子的臆想？甚至可能给他和知情者带来杀身之祸。
寄给某个中立国的学术界或人权组织？他们有能力处理如此重磅的真相吗？
还是……将它深深埋藏，让历史的尘埃再次将其覆盖？
每一个选项都显得如此沉重，如此充满不确定性。他写下了真相，却不知该寄往何方，不知该由谁来承担揭开这最后幕布的责任。那封装着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秘密之一的信，静静地躺在桌面上，像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而塞缪尔·戈德曼，这个孤独的学者，手握引信，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