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代表团再次走进韩城县衙会议室时，彼得罗夫的表情明显收敛了许多。他的目光扫过端坐在后排的十几名中外记者——那些镜头和笔记本，此刻成了无声的制约。
长桌两侧，气氛凝重如铁。
“朱琳女士，”彼得罗夫这次先开口，声音克制，“关于此前边境发生的……不幸事件，莫斯科方面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只要贵方释放我方被俘人员，特别是科瓦廖夫上校，苏联愿意撤回所有边境部队，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误会。”
朱琳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抬眼看向对方：“误会？彼得罗夫先生，三千机械化步兵、十二辆坦克，在凌晨四点越过国境线二十公里，炮击我军哨所——这可不是‘误会’能解释的。”
“那是巡逻部队的导航失误……”彼得罗夫试图辩解。
“导航失误到把炮弹精准砸在我军阵地上？”朱琳放下茶杯，声音依然平静，却字字如钉，“代表先生，既然贵国认为这是‘误入’，那我方将士自卫反击，俘虏‘迷路’的贵国军人，也是合乎情理吧？”
彼得罗夫的脸色变了变：“朱女士，我提醒你，苏联政府已经展现了最大的诚意……”
“诚意？”朱琳忽然笑了，那笑意却未达眼底，“如果真有诚意，贵国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公开承认越境事实，向我方阵亡将士的家属道歉赔偿。而不是派代表坐在这里，用‘撤回部队’作为交换条件。”
她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苏联代表团：“庆阳镇的血还没干透，边境哨所烈士的坟头才刚立起来。彼得罗夫先生，你现在跟我谈‘交换’？”
会议室陷入死寂。记者们的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记录着每一个字。
彼得罗夫深吸一口气，压低声线：“朱琳，你要想清楚。苏联的忍耐是有限的。如果你一意孤行……”
“那就让你们的‘有限忍耐’见鬼去吧。”朱琳转过身，目光如刀，“人，我不会放。要打，我奉陪。”
谈判在二十分钟后彻底破裂。
彼得罗夫带着人离去时，甚至没有说再见。那背影里透出的寒意，让几个年轻记者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记者们散去了。会议室里只剩下韩城核心成员。
刘军第一个开口：“琳，这次苏联恐怕真的要动真格了。”
“我知道。”朱琳坐回主位，手指轻叩桌面，“但这一仗，必须打。不打，苏联会觉得我们好欺负，其他列强也会跟着伸手。打了，哪怕打不赢，也要让他们知道——咬下我们一块肉，得崩掉几颗牙。”
她看向李燕：“通知马仁义，兵工厂进入最高战备。所有火箭筒优先装备西北前线部队。”
“是！”
“陈乾，你负责组织民兵训练。西北现在人口多了，把十六到五十岁的男子都编入民兵队，发枪，教他们基本的防御战术。”
“明白！”
“秦川，加固所有防线。特别是北线，按抗住苏军一个机械化军火力的标准来修工事。”
“交给我！”
一道道命令如流水般下达。整个西北，如同一台精密的战争机器，开始全速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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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战俘营，三千多名苏军俘虏被分别关押在六个营地。
每天早上七点，营地广播准时响起。会说俄语的战士用标准的莫斯科口音朗读《战争与和平》片段，接着播放柴可夫斯基的乐曲。午饭后是“政治学习时间”——不逼他们骂苏联，只讲中国历史，讲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对华的欺凌，讲普通中国老百姓的苦难。
起初俘虏们嗤之以鼻。但一周后，变化开始出现。
一些年轻士兵在听《南京条约》的讲解时低下了头。有几个参加过中东铁路战争的老兵，在听到中国士兵伤亡数字时，别过了脸。
科瓦廖夫被单独关押。这个骄傲的上校起初绝食抗议，但三天后，当看守把一碗热腾腾的羊肉面端到他面前时，他动摇了。
“上校，”看守用俄语说，“绝食改变不了什么。吃饱了，才有力气思考——这场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
科瓦廖夫盯着那碗面，良久，端起碗，狼吞虎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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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西北紧张备战时，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迁徙正在中国腹地发生。
河南开封火车站，人山人海。
“去西北的这边排队！每户凭户口本领安置证！”
“乡亲们别挤！车有的是！到了西北有地分，有房住，孩子有书读！”
站台上，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汉拉着孙子，颤巍巍地问：“同志，真……真给十亩地？”
“大爷，千真万确！”工作人员大声说，“朱县长亲口说的，骗您是孙子！”
“好……好……”老汉老泪纵横，“俺家在黄河边那三亩地，年年淹，年年挨饿……这下好了，这下好了……”
这样的场景在全国几十个车站上演。从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无数拖家带口的百姓，揣着微薄的家当，挤上开往西北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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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组织的宣传队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不仅发传单、贴标语，还编排了简单易懂的活报剧，在集市、庙会上演，把西北的“十亩地、三年免税”政策演得活灵活现。
当然，迁徙队伍里也混进了杂鱼。
西安中转站，审查处。一个自称“河南逃荒”的中年男子正在接受盘问。
“家里几口人？”
“五口，老婆，俩孩子，还有个老娘。”
“老娘叫什么？多大年纪？”
“王秀英，六……六十二。”
工作人员翻开一本厚厚的名册——那是从各地警察局调来的户籍档案。他很快找到了对应记录：“王秀英，开封县人，光绪六年生，今年应该是……五十九岁吧？”
男子脸色微变：“我……我记错了……”
“带下去，仔细审。”
短短半个月，各中转站揪出日本特务二十三人，国民党特务四十一人。但比起潮水般涌来的普通百姓，这些只是微不足道的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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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28日，莫斯科向全世界发出明码电报：
“由于中国政府及朱琳部无理扣押苏联军事人员，拒不归还，苏联政府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尊严及公民权益。即日起，苏联红军将在中苏边境地区展开‘惩戒行动’。”
电报一出，举世哗然。
伦敦《泰晤士报》评论：“苏联此举，无异于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公然侵略。”
华盛顿，国务院发言人表态：“美国严重关切远东局势，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东京，外务省则暗中窃喜——苏联陷在西北，对日本在东北的行动大大有利。
中国国内，舆论沸腾。
北平、上海、广州……各大城市爆发大规模游行。学生们举着“誓死保卫西北”“苏联滚出去”的标语，冲击苏联领事馆。商会组织募捐，工人义务加班生产军需品，就连街头摆摊的小贩，都在摊前贴出“本日收入全部捐往西北”的纸条。
南京总统府，委员长看着满桌子的请愿书和电报，头痛欲裂。
“这个朱琳……她到底想干什么？！”他来回踱步，“跟苏联硬碰硬，她有几分胜算？”
侍从室主任小心翼翼：“委员长，现在民气可用。如果我们公开支持朱琳……”
“支持？拿什么支持？”委员长苦笑，“中央军现在什么样子，你不清楚？武器、弹药、粮饷，哪一样不缺？苏联真要大举入侵，我们挡得住？”
他最终做出决定：不公开表态，但默许各地对西北的民间支援。
这很狡猾——既不得罪民众，也不激怒苏联，把难题全推给朱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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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建设与备战同步推进。
新到的移民来不及休整，就被组织起来。男人们跟着工程队修公路、挖战壕、建防空洞；女人们进被服厂做军装，进食品厂做干粮；孩子们被送进新建的临时学校，课本第一页就写着：“国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小翠忙得脚不沾地。她不仅要统筹各工厂的生产，还要安排移民安置，协调物资调配。短短一个月，人瘦了一圈，但眼睛却亮得惊人。
“县长，”她向朱琳汇报时，语气兴奋，“这个月又到了五万移民！咱们新建的三十个定居点全住满了！开垦荒地十五万亩，播种冬小麦八万亩……”
“伤员情况呢？”朱琳问。
上一仗，西北部队虽然大胜，但也付出了代价——一百二十人伤亡，其中重伤三十七人。
“重伤员都转到韩城总院了，张大夫亲自带队救治。轻伤员留在西宁医院，恢复得很快。”小翠顿了顿，“有……有三个战士没抢救过来。”
朱琳沉默片刻：“厚葬，立碑。抚恤金加倍发放，家属优先安排工作。”
“是。”
窗外，西宁城正在进行防空演习。警报声中，百姓井然有序地进入防空洞，民兵在街头维持秩序。
这座城市，已经做好了迎接暴风雨的准备。
朱琳走到地图前，手指划过漫长的边境线。
她知道，苏联这次不会是小打小闹。斯大林要挽回颜面，必然会投入重兵。
但她也知道，这一仗，不能退。
退了，西北刚刚凝聚的人心会散。
退了，全国刚刚燃起的信心会灭。
退了，这个民族好不容易挺起的脊梁，又会弯下去。
“来吧。”她轻声说，仿佛在对远方的敌人说话，“让我们看看，到底谁的拳头更硬。”
夜色降临，西北的风更烈了。
但每座城镇、每个村庄、每顶帐篷里，都亮着灯火。
那些光，在黑暗中连成一片，仿佛在宣告：
这片土地，这些人，已经准备好了。
为生存而战。
为尊严而战。
为一个不再下跪的中国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