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场长提出的问题，像一把淬过冰水的钥匙，“咔嗒”一声拧开了会议室里那口名为“现实”的沉重铁箱。
几乎就在余音落下的瞬间，李副场长便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装订整齐的材料。纸张边缘裁切得一丝不苟，与他此刻挺直的腰背、扶正眼镜的动作形成一种无声的宣告，他早已严阵以待。
“场长问到了关键点上。”
李副场长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精密器械运转时的平稳质感，每一个字都像经过校准，
“苏晚同志的技术分析，听起来或许有她的道理。但是——”
他刻意停顿，目光缓缓扫过每一张写满焦虑或沉思的脸，最终落在苏晚身上。那目光里没有咄咄逼人的锋芒，只有一种近乎悲悯的、替所有人算一笔“明白账”的审慎：
“我们管理一个几百号人要吃饭、要完成国家交办生产任务的牧场，不能只埋头讲技术理想，更要抬头看现实效益，算经济成本。”
他翻开材料的首页，纸张摩擦发出清脆的声响。
“既然苏晚同志提出了明确到斤两的实施方案，那我们就本着对牧场、对全体职工家属负责的态度，也按照这个方案的框架，来初步核算一下它可能带来的经济负担和资源压力。”
会议室里彻底安静下来，只剩下李副场长清晰、冷静，如同会计拨弄算盘珠子的声音：
“首先，是草木灰。”他念出第一组数字，“每亩两百公斤，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假设我们仅先对问题最突出、最紧急的一千亩核心田块进行改良，这已经是考虑到现实能力后极为保守的估计，那么总共需要二十万公斤，也就是两百吨。”
他抬起眼，目光越过镜片上方，看向几位负责后勤和运输的干部：
“这两百吨灰，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需要发动全场职工、家属，乃至附近屯落的老乡，在完成日常生产之余，去掏每一家的灶膛、炕洞，收集每一处烧荒的余烬。这需要投入多少额外工时？这些工时如果用于其他生产环节，能创造多少价值？这笔隐性的人工成本，如何计算？”
“收集来的灰，需要集中、转运。我们需要动用多少辆大车？耗费多少燃油？这些燃油如果用在春耕机播、饲料运输上，是不是更能保障基本生产？还有，灰的堆放需要场地，需要防雨防潮的简易棚子，管理过程中会有自然损耗，这些间接成本，又该如何核算？”
他每提出一个问题，就在笔记本上相应位置轻轻一点，动作轻柔，却让在座的每一位生产连长心头都随之一沉。那些问题并非刁难，而是他们日常管理中真切存在的、一块钱要掰成两半花的窘迫现实。
“其次，是骨粉。”
李副场长翻到材料的第二页，语气更加凝重，仿佛在宣读一份不容乐观的审计报告，
“每亩二十五公斤，一千亩就是两万五千公斤，二十五吨。这二十五吨骨粉从哪里来？”
他微微向前倾身，目光看向负责采购和外联的干部：
“我们牧场自己的屠宰量有限，骨头产出根本不够。必须向外收购，向周边公社、甚至更远的县镇求购。
收购需要资金，这笔钱，从哪个科目出？
是挤占今年的农机维修费，还是挪用明年的种子预留款？
骨头收来了，运输又是一大笔开销。从几十里、上百里外运回牧场，这路上的油费、车辆磨损，不是小数目。”
他顿了顿，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地投向方案中最脆弱的环节：
“但这还不是最麻烦的。最麻烦的是加工，二十五吨骨头，要变成能撒进地里的‘精细骨粉’。这需要搭建临时熬煮的土灶，需要耗费海量的燃料，柴火或者煤炭；熬煮后的骨头需要晾晒、需要粉碎。
粉碎靠什么？靠石碾？靠人力捶打？还是想办法调用那台老掉牙、动不动就故障的饲料粉碎机？无论哪种方式，燃料消耗、工具折旧、加工人工……林林总总加起来，会是一个怎样惊人的数字？”
他停下陈述，拿起面前的搪瓷缸，慢慢喝了一口水。那短暂的寂静里，只听见窗外呼啸的风声和会议室里愈发粗重的呼吸声。许多干部的脸色已经变得极其难看，交头接耳的议论声再次响起，比之前更加务实，也更加悲观。
“我根据以往类似物资调集和加工的经验，做了一个非常粗略的估算。”
李副场长放下缸子，声音恢复了平静，却带着一种最终宣判般的沉重，
“即便我们以最高效率、最低损耗来执行苏晚同志这套‘系统性土法改良’方案，并且不考虑因大规模动员人力物力而对其他春耕备耕、畜牧养护工作造成的间接影响和延误，其亩均直接现金与物资成本，也已经非常接近，甚至可能超过直接向营部申请调拨等量化肥所需支付的货款！”
“等量化肥”四个字，被他清晰而有力地吐出，仿佛在浑浊的水中投下了一颗明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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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申请国家计划内的化肥，”
他双手微微摊开，做出一个对比的姿态，语气里带着某种“理性人”的无奈与劝说，
“渠道是现成的，手续是规范的，营部统一调配，我们只需要按计划申请、按价格支付相对明确、稳定的货款。省时，省力，流程清晰，责任明确，风险可控。”
他身体靠回椅背，目光最后一次扫过全场，最后落在始终沉默倾听的马场长脸上，语气变得语重心长，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场长，同志们，既然明明有这样一条成熟、稳妥、经济上可能更划算的‘阳关道’摆在面前，我们为什么非要舍近求远，去硬闯一条成本高昂、过程繁琐复杂、结果却充满不确定性的‘独木桥’呢？
这笔经济账，这个性价比，我们做领导的，难道不应该为牧场的整体利益、为职工们的劳动付出，深思熟虑、慎重抉择吗？”
这一连串缜密如财务报表、沉重如现实枷锁的成本分析，如同一场精准实施的“经济围剿”，瞬间将苏晚那建立在土壤化学和植物生理学基础上的技术方案，拖入了充满柴米油盐、人力燃油、预算赤字的泥沼战场。
理想的光晕在算盘珠子的噼啪声中迅速黯淡。
“李副场长算得透彻啊！”有人低声感慨。
“是这个理儿，有现成的化肥渠道不用，自己瞎折腾啥？”附和声明显多了起来。
“又是灰又是骨头，听着就头疼，还得花这么多冤枉钱……”
“最关键的是，万一钱花了，力气费了，苗还是没救回来，这责任……谁背得起？”
质疑和忧虑的声浪明显占据了上风。就连之前一些被苏晚清晰逻辑说服的干部，此刻眉头也紧紧锁起，陷入艰难的权衡。技术或许正确，但牧场的家底、眼下的困境、肩上的责任，让他们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所有的目光，或明或暗，再次沉重地压回苏晚身上。
这一次，目光里的含义更加复杂：有对她“不食人间烟火”的技术狂想的惋惜，有对现实铁壁无从突破的无奈，也有等待看她如何应对这比诊断土壤更为棘手的“成本诊断”的审视。
成本的争议，如同一张用现实丝线编织的、冰冷而坚韧的大网，将她连同她的方案紧紧缠绕、拖向深水。
李副场长用他精于算计的笔和深谙牧场运行规律的头脑，几乎要将这场基于科学的“土壤抢救战”，扼杀在资源匮乏与经济效益比较的摇篮里。
苏晚站在讲台前，能清晰地感受到那无形的、由“经济理性”与“现实困境”共同浇筑的壁垒，正在她面前迅速合拢、升高。
窗外的风更急了，卷起沙粒扑打在玻璃上，发出细碎而密集的声响，仿佛在为这场无声的攻防战擂鼓。
她必须找到突破口，一个能穿透这成本迷雾、让人们看到比眼前账本更深远价值的突破口。
否则，被搁置的将不仅仅是甜菜苗，更是她试图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的科学信念，以及牧场未来可能更为健康的生长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