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多山，层峦叠嶂间尽是硌脚的碎石与贫瘠的红壤，薄田瘦土既种不出足够饱腹的粮食，深山老林里也掘不出半点值钱的矿产赖以谋生。
偏偏生齿日繁，山坳里的村落挤了又挤，茅草屋挨着茅草屋，人挨着人，连喘气都觉得局促憋闷。
这里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港口之一，昔日里帆樯林立，商贾云集，船楫往来如织，码头的吆喝声能漫过整条江岸，彻夜不息。
可时移世易，港口早已衰败冷清，码头的石阶被青苔啃噬得斑驳残破，露出坑坑洼洼的石骨，取而代之的是泉州、漳州的千帆竞渡，喧腾热闹。
这般光景下，温州县与丽水县等一众山地县城，便成了穷人流徙聚集的渊薮，连给海商当打手的资格，都要比别处的汉子矮上一头，需得抢破了头才能争得一个机会。
可那六家富可敌国的海商，偏偏最是清楚何处藏着上好的兵源。
围绕着雁荡山绵延的台州、温州与处州三地，正是藏龙卧虎之地。
此地的民众，带着几分矛盾的性子，平日里见了官吏便低眉顺眼，脚步都要放轻三分，看似怯懦畏缩，骨子里却透着一股山野间的彪悍狠厉。
穷到了极致便敢豁出性命，又因常年饱尝生计的磋磨，最是懂得俯首听命，给一口饱饭便能提着脑袋去搏命。
就在雁荡山南麓的温州汉子们，因被选中而死死攥紧了手中的杂粮布袋，指节攥得发白，嘴角挤出几分庆幸——
终于能换得一口饱饭的时刻，他们散落四方的同胞，正在水火之中苦苦挣扎。
属于温州人那股刻在骨血里的、困兽犹斗般的彪悍，已然在这片穷山恶水间，悄然上演。
蛮兵南路军的运气称得上好得出奇。
那些从嘉兴、湖州、杭州三地陈家、范家、谢家派来的家奴，显然还揣着几分士族门第的体面身段，又或是忌惮把事情闹得太大难以收场，行事之间终究留了几分余地，没敢像北路军那般明火执仗地烧杀掳掠。
嘉兴与湖州两府，果然依样学样地照搬了苏州府的做派，并未酿成江阴那般玉石俱焚的激烈抵抗。
城中的士绅耆老们尽皆袖手旁观，摇着象牙骨扇站在门楼上冷眼相看，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一个如江阴季世美那般挺身而出、振臂高呼的血性老者，更无人牵头组建乡兵，执戈护佑一方百姓。
最终，两府治下的平民百姓尽数被粗麻绳捆着劫掠而去，其间虽有零星的反抗，却如投入沸水中的雪片，转瞬便消融无踪，根本没能形成任何真正的影响力。
浙江守备将军方国安，本是宁波水师总兵。
崇祯十六年，他自宁波调任杭州府，就地募集青壮编练营兵，顺势升任守备将军一职，麾下兵马主要用以应对来自海上的倭寇与海盗滋扰。
后来，潞王朱常淓留驻余杭县期间，曾刻意遣心腹携重金登门示好，又是许官又是赠地，多方拉拢，意图将这支兵马纳入自己麾下。
只是方国安始终恪守着藩王不掌兵的祖制原则，对潞王抛来的橄榄枝，始终是虚与委蛇，未曾有过太多实质性的回应。
对于弘光朝廷颁下的圣旨，方国安倒是不敢有半分怠慢，接旨之后，当即火速点齐杭州府六千余营兵，擂响出征的战鼓，大军开拔，星夜驰援开赴德清县驻防，以抵御南洋蛮兵的汹汹锋芒。
而时任杭州知府的张印玉，于崇祯十七年二月走马上任，到了弘光元年二月，又兼任了浙江布政使一职，一手握着一省行政大权，在浙地也算是能说得上话的一号人物。
有意思的是，弘光朝廷竟没有往浙江派来守备太监与都司府巡按，倒像是刻意要给潞王留几分体面，免得落得个苛待宗室的骂名。
只可惜潞王早已病殁，生前又无子嗣侄辈相随，偌大的潞王府转瞬树倒猢狲散，门客幕僚也早已星流云散，各寻前程去了，徒留一座空荡荡的府邸，朱红漆皮剥落，铜环生了绿锈，在江南的绵绵风雨里透着几分萧索。
张印玉打心底里坚信，北直隶顺天府的大明根本未曾覆灭，却又不敢公然站出来反对偏安江南的弘光政权，只能借着一封封家信，字斟句酌地向山东故土打探消息。
他本是山东临朐人，崇祯十年的进士出身，先入翰林院磨勘文章，再转都察院历练风骨，后来才以巡抚之衔，出掌杭州府知府一职。
怎奈临朐早在崇祯十七年四月，便已遭流寇洗劫，城池残破，烟火断绝，家乡父老更是身陷水火，自顾不暇，自然没法给他捎来只言片语的回信。
那些寄往北方的信笺，就像石沉大海，连一丝回音都不曾有过。
遣返回南的御史王章曾登门拜访潞王府旧人，张印玉闻讯后特意寻了过去，屏退左右，只留两人对坐，几番旁敲侧击打探北方局势。
可王章总是顾左右而言他，要么扯些江南烟雨、风物闲情，要么叹几句时局艰难、民生凋敝，半句不肯吐露实情。
这般讳莫如深的态度，让张印玉心里堵得发慌，却也愈发坚定了他心中的念头——
北边的大明，定然还在，只是藏在重重迷雾里，未曾露出真容罢了。身为一府知府，张印玉对驻守本地的守备营兵，向来是鼎力支持的。
营中但凡缺粮少饷，他从不会坐视不理，总要捋着山羊胡在府衙里踱上半晌，或是挪借府库存银，或是向城中士绅富户软磨硬泡，想方设法周旋调剂，只为让那些扛枪的汉子能勉强混个半饱。
但对于方国安执意要执行弘光朝廷的圣旨，他心里却存着两层挥之不去的疑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其一，南洋联军既然是大明的盟军，按道理就该受大明兵部的节制调遣，如今朝廷却要地方守备军出兵抵抗，这般自相矛盾的指令，实在是于理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