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倒对平定内乱兴致缺缺——
实在是因为剿平内乱不仅升迁缓慢，还极易落下口舌，被文人们摇着折扇指着鼻子骂作屠戮同胞的侩子手，污名一辈子都洗不清。
大明的文人做官，更是有着独一份的“特色”。
他们动辄在朝堂上引经据典痛骂皇帝、唾沫横飞弹劾武官，直骂得面红耳赤青筋暴起，还将这般行径视作文人风骨凛然，是青史留名的捷径。
尤其是都察院的御史们，个个练就一副铁齿铜牙，每逢朝会便扯开嗓子轮番开喷，直把皇帝喷得龙颜大怒却又无可奈何，夹着尾巴行事，更将一众武官喷得灰头土脸，见了穿圆领襕衫的文人便矮上三分，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从高迎祥聚众举旗造反，一杆闯字大旗搅动西北风云，到李自成率军攻破宣府，刀锋直指京师门户，大明官军的平叛战事打得一次比一次拉胯，败报雪片似的往朝堂上送。
可无论战局何等狼狈不堪，那套歪理总被文官们攥在嘴里——
打赢了，便被斥为屠戮民众的酷吏，笔下字字句句都是血腥戾气；
打输了，更被扣上养寇自重的罪名，唾沫星子能淹死人。
真要等流寇攻破京城夺了天下，这帮文人也只当是换了个主子，摇身一变便能继续戴乌纱帽、坐官府堂，将前朝旧事抛得一干二净。
后金铁骑一次次叩关南下，铁蹄踏碎城池，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千里沃野化作焦土，百姓流离失所易子而食，把持朝堂的文官们却半点不肯认自己的错。
他们躲在高墙深院里，捧着圣贤书，只将所有罪责一股脑推给武官，口口声声骂着武将无能、贻误战机，仿佛这场场败绩，都与他们的懦弱无能毫无干系。
方国安揣着这样的心思，只当张印玉大人不待见自己，是因自己功劳不够、本事不显。
他夜里躺在营帐里，寒星透过帐缝落进来，映着他攥得发白的指节，手中那柄薄得透光的佩刀，刀鞘都被摩挲出了一层温润的包浆。
他暗暗铆足了劲，认定只要此番对阵南洋蛮兵，能打出一场干净漂亮的胜仗，定能让张大人对自己刮目相看，也能让麾下这帮跟着自己啃糠咽菜的弟兄们，挺直腰杆做人。
南洋蛮兵一路劫掠而来，尽是顺风顺水的光景，沿途州县要么紧闭城门闷不吭声，要么干脆大开城门献城纳粮，他们哪里会料到，竟还有明军敢在半道设下埋伏。
豪商家奴们负责寻船调舟，要将这群蛮兵运到运河南岸，实在算不上什么难事——
从杭州到苏州的水道之上，商舶往来如织，白帆遮天蔽日，本就一派舟楫千里的繁盛。
苏杭运河虽比长江窄了许多，水势却平稳和顺，波平如镜，用来运兵摆渡却是再便捷不过。
相较于江阴那边的蛮兵，能有枪炮在手，实在是形势所需——
他们既要强攻坚城，驻地又离刘家港极近，火器粮草运送方便，自然能优先分得火器。
南路军既无攻城的任务，又觉得对付手无寸铁的百姓，根本犯不着动用火器，便是随军的西洋军官团，也都是这般想法，只把火枪火炮当成压箱底的摆设，懒得费功夫操练，任由炮管蒙尘、枪管生锈。
可别以为南路蛮兵的武器简陋，实则件件都是真材实料，砍刀厚重锋利，劈砍时能带着破风的锐响，一刀便能劈开厚实的木板；
长矛铁铤锃亮，枪尖寒芒慑人，迎着日光一晃，便能刺得人睁不开眼。
反观方国安麾下的营兵，装备才是真的寒酸：
佩刀薄得像一片柳叶，稍一用力便会弯折，砍在人身上不过是一道浅浅的血痕；
长矛的杆身竟是粗劣竹竿，只在顶端嵌了一块锈迹斑斑的铁片，看着便教人揪心；
盾牌也不过是竹篾草草编成，遇上大力劈砍便会四分五裂。
南方的常备军武备，素来便是这般光景。
自嘉靖后期起，兵备规制便一减再减，将旧有的精铁兵器回炉重铸，一把厚重的铁刀，竟能熔成十把这般中看不中用的薄刃；
坚实的白蜡木杆另有他用，或被贪墨倒卖换了银钱，或被挪作私用搭了屋梁，廉价的竹竿反倒成了香饽饽，性价比更高，况且江南竹林遍地，岁岁枯荣新生，取之不竭；
铁矛的矛头也不能太重，否则孱弱的竹竿根本承受不住，稍一刺击便会断裂，徒惹敌军耻笑。
明朝晚期，贪官污吏横行朝野，兵备库更是公认的肥差宝地，里头的官吏个个雁过拔毛，恨不得将库中物什刮地三尺。
别说是制式冷兵器，便是关乎战局胜败的火器，他们也敢用劣质废铁偷梁换柱，造出的火炮炮管薄脆如瓷，炮膛里稍稍填些火药，点火便极易炸膛，非但伤不了敌，反倒先把自家炮手炸得血肉模糊；
库房里囤积的火药，威力更是连街头卖的鞭炮都不如，硝石含量不足三成，硫磺里还掺杂着沙土碎石，只要能凑凑合合点燃冒烟，便被算作合格可用的军用品，堂而皇之地入库登账。
北宋末年的军备废弛，尚且是承平日久、武备松懈所致，将士们久疏战阵，兵器锈蚀也无人打理，终究是无心之失；
明末的武备崩坏，却是纯粹的贪墨作祟，满朝蛀虫只顾中饱私囊，往自己腰包里捞白花花的银子，根本不管前线将士的死活。
崇祯朝虽也曾屡屡抓获兵备系统的巨贪，可惩处的却只有那些最底层的铸器工匠，抓起来便推到刑场问斩，充作平息民愤的替罪羊，真正的幕后黑手却身居高位，依旧锦衣玉食，毫发无损。
这般荒唐处置，反倒让贪官链条越发嚣张，盘剥克扣变本加厉，工匠们更是走投无路，只能趁着夜色纷纷逃亡——
毕竟他们半点好处捞不着，还要替人背负随时掉脑袋的罪责，落得家破人亡结局，谁愿留在此地坐以待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