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那日，国子监举行经筵辩论。
这是每年春、秋两季的大典，由当世大儒主持，监生可就经义发表见解，若言论出众，甚至可能直达天听。
今年主持经筵的，是翰林院学士、太子太傅宋濂。而令所有人意外的是，首辅张巨鹿竟也亲临观礼，坐在屏风之后。
辩题由宋濂提出：“《盐铁论》中，大夫与贤良文学之争，于今治国，孰者为要？”
此题涉及国策根本——盐铁专卖乃离阳重要财源，但民间多有非议，认为与民争利。
监生们踊跃发言。有支持大夫者，言：“盐铁之利，关乎国用。无此财源，边疆军费何出？灾荒赈济何来？”
有支持贤良文学者，则引孔孟之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治国当以仁义为本，岂可汲汲于财货？”
辩论渐趋激烈，但多流于空谈，引经据典有馀，结合实际不足。
屏风后，张巨鹿微微摇头。
就在这时，一个清冷声音响起：
“学生以为，大夫与贤良文学之争，本非对立。”
众人望去，只见徐梓安从后排站起。他今日未穿裘衣，只着青色监生服，身形更显单薄，但站得笔直。
宋濂抬了抬手：“请详述。”
徐梓安行礼，缓缓道：“盐铁之议，表面争利，实则争道。大夫主官营，是见当时民间豪强拢断盐铁，欺压百姓，朝廷收归官营，可平物价、抑豪强。贤良文学主民营，是见官吏腐败，官营之后，质次价高，反害百姓。”
他顿了顿：“故二者之争，不在‘该不该营’，而在‘如何营’。若官吏清廉，监管得力，官营可利国利民；若吏治腐败，则不如民营，至少民间尚有竞争。”
这番话鞭辟入里，不少监生陷入沉思。
宋濂追问：“依你之见，当今盐铁之策，当如何改进？”
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涉及朝廷现行政策。
徐梓安沉默片刻，道：“学生浅见，可分三步：其一，清查盐铁帐目，严惩贪腐，此为先决；其二，在吏治清明之地，维持官营，但引入民间监督；其三，在偏远或腐败严重之地，试行牌照制，允许民营，但课以重税，充实国库。”
他声音平静，却字字如锤：“归根结底，盐铁之争，实为吏治之争。吏治清，则百策通；吏治浊，则良策亦成恶政。”
全场寂静。
屏风后，张巨鹿手中的茶盏微微一颤。
这少年不过十岁，竟能跳出“官营vs民营”的窠臼，直指吏治内核。更可怕的是，他提出的“牌照制”“民间监督”等想法，虽显稚嫩，却已触及改革的关键。
宋濂也震惊了，但他毕竟是老成之人，很快恢复平静：“见解独到。不过治国之道，千头万绪，非纸上谈兵可尽。”
这便是委婉批评他过于理想化。
徐梓安躬身：“学生受教。”
他坐下后，辩论继续，但所有人的心思都已不在场上。无数目光偷偷投向那个角落里的瘦弱身影——有惊讶，有敬佩，也有深深的忌惮。
经筵结束，众监生散去。
张巨鹿从屏风后走出，对宋濂道：“那北凉世子，平日表现如何？”
宋濂斟酌道：“勤奋好学，寡言少语，与同窗交往不多。但每有言论，必中要害。”
“他的课业呢？”
“经史子集，皆通读，尤擅《春秋》《史记》。文章……老辣得不似孩童。”宋濂顿了顿，低声道，“张相，此子若长成，恐非池中之物。”
张巨鹿望向窗外，徐梓安正与几个寒门学子边走边谈，神情温和，全无方才辩论时的锋芒。
“岂止非池中之物。”张巨鹿喃喃，“此子若回北凉，必是离阳心腹大患。”
他心中已生警剔。徐骁勇猛，不过是匹夫之勇；徐梓安这种，才是真正的祸患——懂权谋，通经史，知人心，更可怕的是，他还如此年轻。
“多留意他。”张巨鹿对宋濂道，“但不要打草惊蛇。”
“是。”
另一边，徐梓安与陆诩等人分别后，独自走向藏书阁。他知道，今日之言必会传入某些人耳中。
但他必须说。
在太安城，低调是生存之道，但若过于低调，反会被人轻视欺辱。他需在“不露锋芒”与“展现价值”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
今日经筵，就是他的一次试探——试探离阳朝堂对他的态度，试探那些潜在盟友的反应，也试探自己的言论能引起多大波澜。
结果比他预想的更好。
至少，那位一直暗中观察他的首辅大人，应该已经记住“徐梓安”这个名字了。
至于这记是好事还是坏事……
徐梓安推开藏书阁的门，心中冷笑。
本就是敌人，何惧再多一分忌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