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振的供应链 vs 励民的艺术品
励民，出于对技术稳定性的极致追求，坚持要采购ar公司原厂的、经过完整验证的pll（锁相环）ip核。
而俞振，在对比了十几个供应商的报价后，却选择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台湾小厂的ip核。
“你疯了？”励民在ip选型评审会上，直接拍了桌子，“pll是整个芯片的时钟心脏！它的稳定性，决定了整个芯片的生死！你为了省那三万美金的授权费，去用一个连流片验证报告都拿不出来的野鸡厂的东西？出了问题，谁负责？”
俞振扶了扶眼镜，平静地回答道：“我负责。这家厂的创始人，我认识。他们的技术，脱胎于联电的内部团队，稳定性没问题。我已经跟他们签了对赌协议，如果因为他们的ip导致流片失败，他们将三倍赔偿我们的所有损失。”
“而且，”他看了一眼励民，“我查过了，ar原厂的那个ip核，最小起订量是三份授权。我们这个项目，只需要一份。为了你所谓的‘保险’，去付出三倍的成本，并且浪费掉两份授权，这不符合公司的利益。”
“你你这是在赌博！”
“做生意，本来就是一场精密的赌博。我只做，我算得清赔率的赌局。”
两人再次争执不下，官司打到了顾舟那里。
顾舟听完两人的陈述，沉思了片刻，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
“俞振的方案，照常执行。”
俞振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胜利的微笑。
“但是，”顾舟紧接着说道，“励总的担忧，也有道理。这样，我们增加一笔预算，同时激活两个版图设计。一个，用中国台湾厂的ip；另一个，用ar的ip。两个版本，一起送去流片。”
“老板！”俞振急了，“这要增加至少一百万的流片费用！完全没有必要！”
“有必要。”顾舟的眼神，变得深邃起来，“这一百万，不是费用，是学费。我需要让我的技术团队，亲眼看到，一个经过精密成本优化的方案，和一个绝对安全可靠的方案，在最终结果上，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也需要让他们知道，在这家公司，我们既要追求极致的成本，也永远要为风险，准备一个b计划。”
这个决定，让俞振陷入了沉思，也让励民，第一次，对俞振之外的“妥协”，产生了除愤怒之外的，更复杂的情绪。
顾舟的“粘合剂”。在这样不断的冲突与磨合中，顾舟的角色，显得至关重要。
他不象一个高高在上的老板，而更象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粘合剂”和“润滑油”。
他会陪着励民的团队，在实验室里，啃一个星期只吃泡面的硬骨头，为他们一个微小的算法优化而真心喝彩。
他也会跟着俞振，飞到中国台湾，坐在晶圆厂的会议室里，帮他对付那些难缠的销售总监，为零点几个点的价格优惠，而争得面红耳赤。
他甚至会和赵立功，蹲在华强北大排档的塑料凳子上，喝着廉价的啤酒，听他吐槽哪个山寨厂老板又拖欠了货款，哪个新出的方案又抄袭了他的创意。
他从不偏袒任何一方，也从不轻易否定任何一方的价值。他做的，只是在三者之间，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创建一个共同的“话语体系”。
他强迫励民的技术团队，每周必须去读一份由赵立功整理的“华强北市场一线战报”。
他也要求俞振的成本模型里，必须增加一个叫做“市场机会成本”的变量，用来量化赵立功那些看似“感性”的须求，可能带来的超额利润。
他还鼓励赵立功，去学习最基础的芯片知识，至少要能看懂最简单的电路图，以便他能用更“专业”的语言，去向励民，提出那些“粗鄙”的须求。
渐渐地，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开始在这支“三头怪”团队中，悄然发生。
励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赵立功，为了推广他们未来的芯片，喝到胃出血，躺在医院里还在打电话联系渠道商时，他把自己实验室门口那块“赵立功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悄悄地摘了下来。
俞振，在看到励民团队，为了实现一个低功耗的特性，连续熬了三个通宵，最终拿出了一个既不增加成本，又能显著提升续航时间的绝妙方案时，他第一次，主动地，为励民的实验室，订了一次丰盛的下午茶。
而赵立功，在一次产品讨论会上，竟然磕磕巴巴地，说出了一个专业的芯片术语“gpio”（通用输入输出接口），来描述他那个“跑马灯”的须求时，整个会议室，都爆发出了一阵善意的哄堂大笑。
时间进入深秋，杭州西溪湿地的芦花，开得象一片片雪白的海洋。
但对于方舟半导体的所有人来说，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看过窗外的风景了。自“伏羲一号”项目激活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五个月。这五个月，对于这支刚刚拼凑起来的“怪胎”团队而言，如同经历了一场炼狱般的淬炼。
项目已经进入了最关键，也最痛苦的攻坚阶段。
【励民的“算法地狱”：一个比特的战争】
凌晨三点，方舟半导体研发大楼a座，依旧灯火通明。
励民的音频算法实验室内，空气凝重得仿佛能滴出水来。烟灰缸里堆满了小山一样的烟头，空咖啡杯和红牛罐子，散落在每一个角落。
励民，这位技术偏执狂，已经连续72个小时没有合眼了。他的双眼布满了血丝，脸色苍白得象一张纸，嘴唇干裂起皮。但他那双深陷的眼睛，却燃烧着一种近乎癫狂的、灼热的光芒。
他死死地盯着面前屏幕上，两段不断滚动的音频波形图和下方密密麻麻的二进位数据流。
他正在打一场，属于他一个人的战争。
战争的起因，源于三天前，赵立功从华强北发来的一封“鸡毛信”。信里，赵立功用他那标志性的、充满了错别字的口吻写道：“老励，出大事了！现在市面上，流行一种新的‘玩法’，叫‘音质修复’。就是把那些从网上下载的，码率很低的‘垃圾’p3，通过软件处理，让它听起来，好象变得清淅一点。这玩意儿，那些木耳朵用户，最吃这一套！我们的芯片，能不能也加之这个功能？不用太牛逼，只要听起来，比没处理的强就行！这个功能，能让我们多卖五毛钱！”
这个在赵立功看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市场须求”，但在励民这里，却引发了一场技术上的海啸。
用算法，去修复被有损压缩破坏掉的音频信号，这在学术上，被称为“音频带宽扩展”（audio bandwidth extension）。这是一个世界级的技术难题。要在“伏羲一号”那颗计算能力极其有限的、成本被压缩到极致的芯片上，去实时实现这个功能，这无异于，要求一个小学生，去徒手计算黎曼猜想。
励民的第一反应，是回一封邮件，告诉赵立功，两个字——“做梦”。
但是，当他冷静下来后，他那该死的、作为技术偏执狂的骄傲和好胜心，却被点燃了。
做不到？在他的技术世界里，就没有“做不到”这三个字！
于是，他把自己，关进了这个“算法地狱”。
他抛弃了所有复杂的学术模型，因为他知道，那些东西，根本无法在“伏羲一号”那可怜的硬件资源上运行。他必须从最底层的、最原始的音频编码原理入手，去查找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捷径”。
他将一段128kbps的p3音频，分解成了最基础的dct（改进的离散馀弦变换）系数。他象一个最耐心的侦探，在数以百万计的0和1组成的数据海洋里，查找着信息丢失的规律。
他的团队成员，都被他这种近乎自虐的工作状态，给吓到了。他们轮番上阵，劝他去休息，去睡觉。但都被他用一种梦呓般的、不容置疑的语气，给赶了出去。
“别烦我我好象抓到一点东西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72小时不眠不休的极限思考，让他的大脑，进入了一种奇妙的、介于清醒与幻觉之间的状态。那些枯燥的二进位数据，在他的眼中，仿佛变成了一个个跳动的音符。那些复杂的数学公式，也开始分解、重组，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和谐的美感。
就在他的身体，即将被压垮的那个临界点，一道灵光，如同闪电般，划破了他混沌的脑海！
“哈夫曼编码！是哈夫曼编码的冗馀！”他猛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发出一声如同野兽般的嘶吼。
他发现了一个被所有人都忽略的“漏洞”。p3在进行哈夫曼编码时，为了提高效率，会使用一些固定的码表。而这些码表，在对高频信号进行量化时，会产生一种特定的、有规律的“信息截断”模式。
那么，反过来！是不是可以通过识别这种“截断模式”，去反向推演、或者说“猜测”出，那些丢失的高频信号，大概是什么样子？
这不需要复杂的计算！只需要创建一个足够聪明的“猜测”模型，用一种“以假乱真”的方式，去“伪造”出那些丢失的细节！
这在学术上，是彻头彻尾的“歪理邪说”。但在工程上，这却是一条天才般的、通往胜利的捷径！
他双手颤斗着，在键盘上飞快地敲下了一段全新的、基于他这个疯狂想法的验证代码。
当他按下回车键，将那段处理过的、被“修复”的音频，通过耳机播放出来时
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
那段原本听起来有些沉闷、模糊的音乐，此刻，仿佛被揭开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高音部分，变得更加清淅、明亮，虽然仔细听，还能感觉到一丝不自然的“毛刺感”。但对于普通用户的“木耳朵”来说，这种变化，无疑是翻天复地的！
成功了！
他真的，在螺蛳壳里，做出了一个奇迹般的道场！
励民缓缓地摘下耳机，靠在椅背上。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疲惫感和满足感，如同潮水般，将他淹没。他看着窗外，那片已经泛起了鱼肚白的东方天空，脸上，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伏羲一号”，将拥有一个，连那些国际巨头，都未曾拥有过的，独门绝技。
【俞振的“新竹囧途”：一美分的尊严】
与此同时，距离杭州一千多公里外的中国台湾，新竹科技园。
俞振，这位精明的成本控制大师，正经历着他职业生涯中，最憋屈，也最狼狈的一天。
他站在台积电那座宏伟的晶圆厂大楼门口，看着门口那块巨大的、闪着蓝色光芒的“tsc”标志，感觉自己就象一个站在巨人脚下的蝼蚁。
他的身后，跟着他从沪上带来的两位最得力的供应链专家。三个人，西装革履，在炎热的亚热带阳光下，站得笔直，但脸上，却都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尴尬和焦急。
他们已经在这里，站了整整一个上午了。
事情的起因，是关于“伏羲一号”的流片费用。
作为一家全新的、没有任何流片记录的芯片设计公司，方舟半导体在台积电这样的晶圆代工巨头面前，没有任何议价能力。对方给出的报价是标准的、一分钱都不能少的“新人价”。
这对于将成本控制，视为毕生信仰的俞振来说，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他通过邮件、电话，和台积电的销售部门，进行了十几轮的拉锯战。他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甚至通过红杉资本的关系，找到了台积电的高层。但对方的态度，始终是礼貌而坚决——“规定就是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