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到新港区委政法委报到的那天，是 2012 年的夏天。老行政楼前的两排古榕树，叶子被夜雨洗得发亮，细碎的阳光透过叶隙落下来，在青石板路上织成斑驳的网。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健的办公室在六楼最东头，门没关严，能听见里面传来翻文件的沙沙声。王正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声浑厚的 “进”，他推门进去，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穿着中山装的中年人正坐在藤椅上，手里拿着一份《“三打两建”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小王，坐吧。杨健放下文件，指了指对面的木椅，“政法秘书这个活儿，不好干。不是写写材料、发发通知那么简单，你是政法委的‘眼睛’和‘耳朵’，基层的情况、案件的细节，都要过你的手。现在区里在搞‘三打两建’，打击欺行霸市、制假售假、商业贿赂，建设信用体系和监管体系，正是较劲的时候。基层盘根错节，熟人社会，你年轻，有学识，但记住，别被人情绑住了手脚，原则是底线，碰不得。”
王正点点头，将这话记在心里。他今年 28 岁，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当过中学语文教师，后来转行镇党委秘书，在职进修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曾经借调在新港区法院做了二年书记员，见过太多因为权力干预而偏离轨道的案件。有次一个农民工讨薪案，证据确凿，却因为老板认识法院领导，硬生生拖了半年，最后农民工只拿到一半的工资。那天农民工蹲在法院门口哭，王正看着心里堵得慌，他想做些能守住正义的事，所以在全茂东市公开选调公务员时，报考了新港区委政法委的秘书岗位。
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一个文件柜，墙上挂着 “公正司法，执法为民” 的匾额。王正的前任是个姓王的老秘书，临走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小王，在这儿干活，少说话，多点头，别太较真。基层的领导，哪个没点关系？你把人得罪光了，工作没法开展，最后还得自己走人。”
王正没接话，只是笑了笑。他以为自己做好了心理准备，可现实的复杂，比他想象的要棘手得多。
上班第三周，“三打两建” 专项行动小组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城南街道办主任谢松明勾结黑恶势力，在征地过程中暴力拆迁，压低补偿款，还将工程违规承包给一个叫赖虎的人。举报信里附了几张照片，照片上，几个穿着迷彩服的壮汉正拿着棍子砸村民的门窗，一个老太太躺在地上，额头流着血，旁边站着的正是谢松明，他背着手，脸色阴沉。
王正负责整理举报材料，他看着照片，心里发紧。城南那片地，是区里重点开发的项目，涉及两百多户村民，要是真像举报信里说的那样，后果不堪设想。他赶紧将材料整理好，送到杨健的办公室。
杨健看了材料，眉头皱了半天，手指在桌上敲了敲：“小王，谢松明是我的老部下，八十年代就跟着我在乡镇干，为人虽然急躁，但不至于勾结黑恶势力。可能是村民漫天要价，谢松明没办法，才用了点‘强硬手段’。基层工作就这样，有时候‘软的不行来硬的’，不然项目推进不了。”
“可照片里有暴力行为，而且赖虎这个人，我查了一下，有前科，2008年因为寻衅滋事被判了两年，现在还在缓刑期，怎么能承包工程？” 王正递过一份赖虎的档案，“还有，举报信里说，谢松明的儿子在赖虎的公司当经理，这中间肯定有问题。”
杨健的脸色沉了下来：“小王，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谢松明的儿子我认识，是正经大学毕业的，怎么会去黑恶势力的公司？你刚到机关，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别被一封匿名信牵着鼻子走。这样，材料先压一压，我找谢松明谈谈，问问情况。”
王正站在原地，心里像压了块石头。他知道杨健是在护着谢松明，可照片里的画面、赖虎的前科，都在告诉他，这里面绝对不简单。那天晚上，他没回家，在办公室里翻遍了城郊征地的所有档案。从 2010 年开始，城南的征地项目就断断续续，有十几户村民因为补偿款问题拒绝签字，可后来都 “自愿” 签了字，档案里附的 “自愿书”，字迹潦草，有的甚至不是村民本人签的。更可疑的是，每次征地遇到阻力，赖虎的公司都会 “恰巧” 出现，负责 “协调”，之后项目就能顺利推进。
第二天一早，王正拿着整理好的档案，再次找到了杨健。“杨书记，”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我查了近二十年的征地档案，凡是有村民拒绝签字的，最后都是赖虎的公司出面解决，之后这些村民要么搬了家，要么再也没提过补偿款的事。有个叫孟为民的村民，2011 年因为拒绝签字，家里的玻璃被人砸了三次，老伴吓得住院，最后没办法，签了字，拿到的补偿款比别人少了一半。这些事，谢松明不可能不知道。”
杨健看着档案，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轴？行，我上报区委，成立联合调查组。但你要想清楚，谢松明在基层干了三十年，认识的人多，关系网复杂，你这么做，会得罪很多人，以后在机关不好立足。”
“我不怕。” 王正说，“我来政法委，不是为了立足，是为了守住原则。如果因为怕得罪人，就放任这些事发生，那‘三打两建’还有什么意义？”
联合调查组很快成立了，由区纪委、公安、政法委组成，王正作为秘书，负责记录、协调。消息传到城南，谢松明第一时间找到了王正的办公室。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一进门就拍着桌子骂：“王正，你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敢查我的底？我在城南干了三十年，没我，那片地能有今天？你现在倒好，拿着一封破举报信，就想把我拉下水？我告诉你，识相的，赶紧把材料撤了，不然我让你在区政法委待不下去！”
王正坐在椅子上，没动，也没生气，只是平静地说：“谢主任，调查组是区委批准成立的，不是我能决定的。如果你没问题，何必怕调查？如果你有问题，就算我撤了材料，也躲不过去。”
“你！” 谢松明气得脸通红，指着王正的鼻子，“好，你有种！咱们走着瞧！” 说完，他摔门而去，门框都震得嗡嗡响。
从那以后，王正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办公室的门锁被人撬过，里面的文件被翻得乱七八糟；他起草的文件，总会被挑出各种 “错误”，要么是格式不对，要么是用词不当，来回修改了十几次还通不过；就连食堂的大师傅，给他打饭的时候，也总是少盛一勺菜，还阴阳怪气地说：“有些人啊，太狂了，不知道天高地厚。”
有次王正去区里送材料，区政法委的一个干事拉着他说：“小王，听我一句劝，别跟谢主任作对。他跟市里的几个领导都熟，你斗不过他的。之前有个记者想查城南的事，没几天就被调走了，你一个秘书，能扛得住吗？”
王正笑了笑：“谢谢关心，但我既然做了这件事，就不能半途而废。”
调查组进驻城南后，遇到的阻力比想象中还大。村民们要么闭口不谈，要么说 “没问题，补偿款都拿到了”，有的人甚至还帮谢松明说话。王正知道，村民们是怕了，赖虎的人之前放话说，谁敢乱说话，就砸谁家的门，让谁在城南待不下去。
王正没放弃，他带着两名干警，挨家挨户走访。白天没人敢开门，他们就晚上去，穿着便服，提着水果，坐在村民的客厅上，跟他们拉家常。有次去孟为民家里，孟为民的老伴一看见他们，就哭了：“王秘书，不是我们不想说，是不敢说啊。赖虎的人说了，谁敢告状，就把我们的孙子掳走。我们老两口，就这么一个孙子，不能出事啊。”
王正握着老人的手，心里发酸：“阿姨，您放心，我们会保护你们的安全。这次调查组是区委批准的，一定能把赖虎和他的保护伞揪出来，还你们一个公道。如果你们现在不说，以后赖虎和谢松明还会欺负更多的人，你们的孙子，以后也可能会遇到这种事。”
老人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拿出了一张银行卡：“这是谢松明让赖虎给我的，说只要我不告状，每个月给我一千块。可这钱，我们不敢花，心里不安啊。”
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开口，证据也越来越多。调查组查到，赖虎的公司没有任何资质，却承包了城南征地的所有拆迁工程，还强揽了附近几个楼盘的建材供应，凡是不买他建材的开发商，工地都会“恰巧”出现事故。而谢松明，每年从赖虎那里拿的好处费，就有六十多万，他儿子在赖虎公司当经理，每个月的工资是三万，却从来没去过公司上班。
更严重的是，2011 年，有个叫劳亚贵的村民，因为带头反对征地，被赖虎的人打成了重伤，至今还躺在医院里。谢松明不仅压下了这件事，还伪造了劳亚贵“醉酒闹事，自己摔伤”的证明，让赖虎的人逍遥法外。
当调查组将逮捕令送到谢松明面前时，他正在办公室里喝茶，手里拿着一个紫砂壶。看到逮捕令，他手里的壶 “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不可能，” 他喃喃自语，“杨书记不会让你们抓我的，他是我的老领导……”
王正站在旁边，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心里没有丝毫快感，只有一种沉重。谢松明在基层干了三十年，曾经也是个为民办事的好干部，可最后却因为贪念，走上了不归路。
赖虎的团伙很快就被打掉了，他手下的十多个成员，全部被逮捕。城南的征地补偿款，重新进行了核算，足额发放到了村民手里。劳亚贵的医药费，由政府全额承担，伤人的凶手，也被判处了有期徒刑。
“三打两建” 专项行动，因为城南案件的突破，取得了重大进展。区里召开了表彰大会，杨健在会上说：“这次行动能成功，离不开调查组的努力，更离不开王正同志的坚持。他作为政法秘书，守住了原则，定住了压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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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王正坐在角落里，低着头，心里很平静。他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可他没想到，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
谢松明被抓后，他的 “关系网”开始发力。区里的几个退休老干部，联名给区委写信，说王正“年轻气盛，不懂基层工作，滥用职权，破坏了干群关系”；区里的一个领导，在开会的时候说：“王正这个人，太较真，不懂得变通，这样的人，不适合在政法系统工作。”
有人找王正谈话，说只要他写一份检讨，承认自己在城南案件中 “工作方法不当”，就可以既往不咎，甚至还能给他升职。王正拒绝了：“我没做错，为什么要检讨？如果坚持原则就是工作方法不当，那我宁愿不做这个秘书。”
谈话的人叹了口气：“你啊，真是一根筋。谢松明虽然有错，但他在基层的人脉广，你得罪了他，就等于得罪了一大帮人。以后你的工作，会更难开展。”
果然，没过多久，王正就被调去了档案科，负责整理历年的案件档案。档案科在地下室，阴暗潮湿，很少有人去。有人说，这是对他的 “惩罚”，让他知难而退。
杨健找过他，语气有些愧疚：“小王，委屈你了。我向区委反映过，但上面的压力太大，我也没办法。”
“杨书记，我不委屈。” 王正说，“只要能守住原则，就算去档案科，我也愿意。”
在档案科的日子，很清闲。王正每天整理档案，将那些尘封的案件，一一分类、归档。他发现，很多旧案里，都有黑恶势力的影子，只是因为当时的条件有限，或者因为权力干预，没能侦破。他心里有了一个想法，他要把这些旧案整理出来，为以后的 “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做准备。
2018 年，全国开展 “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区里成立了扫黑除恶领导小组，杨健担任组长。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王正，将他调回了区委政法委，继续担任秘书，还让他负责整理全区的黑恶势力线索。
王正回到了熟悉的办公室，墙上的匾额还是“公正司法，执法为民”。他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线索材料，心里充满了干劲。这次，他有了杨健的支持，有了区委的重视，更有了全国扫黑除恶的大背景，他相信，这次一定能彻底清除黑恶势力，还区里一个清明的法治环境。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始后，王正牵头建立了 “线索台账”，对每一条线索都进行详细的记录、核实。他每天都加班到很晚，有时候甚至住在办公室里。有次，他收到一条线索，举报区里的一个沙场老板武虎，长期垄断沙场生意，暴力打压竞争对手，还涉嫌非法采矿。
王正赶紧对武虎进行了调查，发现他跟之前的赖虎有联系，而且他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 “保护伞”—— 区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苏明。苏明是武虎的舅舅，为武虎提供保护，帮他打通关系，让他垄断了区里的所有沙场生意。
武虎知道后，直接找到了王正的家。那天晚上，王正刚下班回家，就看见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站在他家楼下。“你就是王正？”男人问，语气很傲慢。
“我是，你是谁？” 王正警惕地看着他。
“我是武虎的人。” 男人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王正，“这里面有三十万，你把武老板的线索撤了，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如果你不撤，后果自负。”
王正推开了信封：“你告诉武虎，想要我撤线索，除非他自己去自首。不然，就算他找再多的人，我也不会放过他。”
男人脸色一变：“你别给脸不要脸！武老板说了，你要是不识相，就卸你一条胳膊！”
王正没怕，他拿出手机，打开录音：“你刚才的话，我已经录下来了。如果你敢动我一根手指头，我就把录音交给警方，让你们罪加一等。”
男人愣了一下，没想到王正这么强硬，他狠狠地瞪了王正一眼，转身走了。
第二天，苏明找到了王正的办公室。他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很斯文。“王正同志，” 他坐在王正对面，语气很和蔼，“武虎的事，我听说了。他年轻，不懂事，做了一些错事，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他愿意赔偿受害者的损失，也愿意接受处罚。你看，能不能网开一面，别把事情闹大？”
“苏主任，” 王正说，“武虎的行为，已经涉嫌黑恶势力犯罪，不是赔偿损失就能解决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不能因为他是您的外甥，就网开一面。如果这次放过他，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武虎’出现，法治环境就永远好不了。”
苏明的脸色沉了下来：“王正，你别太过分。我是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你一个小小的秘书，敢跟我这么说话？信不信我让你马上滚出区政法委？”
“我是政法秘书，我的职责是维护法治的尊严。就算您让我滚出区政法委，我也会把武虎的线索上报给省、市扫黑办。”
王正的语气很坚定，“您是领导干部，更应该以身作则，而不是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如果您继续护着武虎，那您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苏明气得浑身发抖，他站起身，指着王正：“好，好！你等着！” 说完，他摔门而去。
这次，王正没有被调走，也没有被打压。因为他早就把武虎和苏明的线索，上报给了省、市扫黑办。省、市扫黑办高度重视，成立了专案组，直接进驻区里。
专案组很快就掌握了武虎的犯罪证据：他垄断沙场生意，暴力打压竞争对手，致二人重伤；非法采矿，涉案金额高达叁千万；还向苏明行贿二百万，让苏明为他提供保护。
当苏明被带走调查时，他看着王正，眼里充满了恨意：“王正，你毁了我一辈子！”
王正平静地说：“是你自己毁了自己。如果你能坚守底线，那么，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