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冬，天冷得伸不出手。
可家属院里热气腾腾——年底了，“芳草露”洗发水要分红了。
这一年，洗发水卖得好。
从春天做到冬天，从最开始的三大罐，到后来的十几大罐，再到现在的几十罐。
李家庄的草药源源不断运来，服务社的货架上，“芳草露”从来没断过货。
王大姐的箱子里，那个红布包越来越鼓。
她隔三差五就拿出来数数，数完了又放回去，上了锁。
“年底了，该分了。”这天，王大姐把大家召集到家里。
女人们都来了，围坐在炕上。王大姐把红布包拿出来，放在炕桌上。
解开，里面是一沓沓毛票，有零有整，码得整整齐齐。
“来，咱们算算账。”王大姐拿出个小本子，上面记着每一笔收支。
大家凑过来看。本子上密密麻麻，记得仔细：某月某日，收草药多少钱；某月某日，卖洗发水多少钱；某月某日，买瓶子、买布、买油毡花了多少钱……
一笔笔算下来，刨去成本，净赚了一百二十八块七毛三分。
“这么多？”刘嫂子惊讶。
“可不，”王大姐笑，“咱们做得好，买的人多。”
钱怎么分？大家又商量。王大姐主张按劳分配，可女人们都推让。
“我就采了点草药，不值什么。”陈嫂子说。
“我就熬了几锅，应该的。”刘嫂子说。
“我写的标签，不算什么。”孙嫂子轻声说。
林晚晴也说：“大姐您操心最多，该多分。”
王大姐摆摆手：“这样，咱们不分了。这钱，留着当‘公基金’。谁家有个急用，就从这里出。剩下的，年底给大家扯布做新衣裳，买年货。”
这主意大家都赞成。可光扯布做衣裳，花不了这么多钱。
“要不，咱们添置点东西？”秀梅提议，“院里那口井，辘轳老了，该换个新的。”
“还有晾衣绳，也该换粗点的。”杨小娟说。
“孩子们玩的秋千，绳子磨细了，不安全。”陈嫂子补充。
王大姐点头：“行，那就添置东西。剩下的，还是存着，以防万一。”
于是，第二天，男人们就忙活开了。陆建军和张大山去镇上买了新辘轳，回来换上。井台修得结结实实，打水省力多了。
刘嫂子的男人换了晾衣绳，粗粗的麻绳，晒再多衣服也不怕断。
陈嫂子的男人修了秋千，换了新绳子，还加了两个扶手，孩子们玩得更安全。
剩下的钱，王大姐拿去扯布。扯的是灯芯绒，厚实，暖和。深蓝的给男人做裤子，碎花的给女人做罩衫，红格的给孩子们做棉袄面子。
布分到各家，女人们又忙开了。剪裁的剪裁，缝制的缝制。没几天，院里的人都穿上了新衣裳。
陆建军的新裤子合身，张大山的新棉袄暖和。
林晚晴的碎花罩衫鲜亮，秀梅的红棉袄喜庆。孩子们的新衣裳更是一道风景，闹闹的蓝棉袄，铁蛋的绿裤子，秀秀的红裙子，盼盼的小花袄。
穿上新衣裳，大家互相看，都说好。王大姐看着这一院子的新衣裳，心里满足：“咱们自己挣的钱，买的布，做的衣裳，穿着就是舒服。”
大黄狗也有份——王大姐用剩下的布头，给它做了个新项圈。
红布做的，上面缝了个小铃铛。戴在大黄狗脖子上，它走起路来叮当响，神气得很。
年关近了，家家户户开始准备年货。
有了“公基金”，大家手头宽裕了些。
王大姐做主，从基金里拿出一些钱，买了糖、花生、瓜子，分给各家。
“今年过个肥年。”刘嫂子高兴地说。
“可不是，”陈嫂子点头，“咱们自己挣的，吃着香。”
孙嫂子轻声说：“还能给老家寄点。”
林晚晴想起婆婆，又包了一包糖、一包花生，让陆建军寄去。信里写：“娘，这是咱们院自己做洗发水挣的钱买的。您尝尝，甜。”
分红的事，让女人们腰杆更直了。
她们不只是军嫂，不只是母亲、妻子，更是能挣钱、能干事的新女性。
这份自信，让她们的笑容更亮，脚步更稳。
而从今往后，每年年底，都会有一次分红。
钱可能不多，可那份成就感，那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喜悦，比什么都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