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初三，距离沈知秋给的最后期限只剩一天。
沈家沟的清晨被浓雾笼罩，十步之外不见人影。沈知秋起得很早，她站在院门口，看着白茫茫的雾气，像在看一盘等待落子的棋局。
“都准备好了？”沈建军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布包，里面是他这几天跑遍附近五个村子收来的鸡蛋——一共八十七个，用麦秸仔细垫着。
沈知秋点点头：“二哥，鸡蛋你先收好。今天的关键不在这个。”
“我知道。”沈建军压低声音，“王富贵爷爷、赵老栓叔、李老根爷，我都私下打过招呼了。他们答应今天会去大队部。”
“村支书和大队长呢？”
“支书去公社开会了，要下午才回来。大队长在家，我昨天送去了两斤红糖，说是感谢他这些年对咱们家的照顾。”沈建军嘴角勾起一丝笑，“他没要红糖，但说了句话：‘沈家的事，大队会公正处理’。”
沈知秋眼里闪过光。很好，第一步棋走对了。
大队长赵满仓是个明白人。在这个节骨眼上，沈家出了四个可能的大学生，其中还有一个全县第一。他不可能为了沈建业，得罪一个即将飞黄腾达的家庭——更何况，沈建业这些年仗着在公社有点关系，在村里没少得罪人。
“爹和娘呢？”沈知秋问。
“爹一早就去请人了。”沈建军说，“按你说的，请了村里三个最德高望重的老人：九十岁的陈太公，他是村里唯一见过光绪年秀才的人；七十五岁的王会计，六二年分地时他就是会计，账目最清楚；还有李木匠，他爹当年是土改积极分子，家里还存着当年的土地证样板。”
沈知秋露出满意的神色。这三个老人，是她在记忆库里精心筛选的。陈太公年纪最大，说话最有分量；王会计管过账，对数字敏感；李木匠耿直，最看不惯不公平的事。
更重要的是，这三个人，都和沈建业没什么交情，甚至有些过节——陈太公的孙子当年想进农机站，被沈建业卡了；王会计的儿子和沈国富打过架；李木匠则一直看不惯沈建业家显摆的样子。
“大哥呢？”
“大哥在编最后一个竹篮。”沈建军说，“他说今天要带着去，让大伙看看，沈家是靠手艺吃饭的，不是靠占别人便宜。”
沈知秋笑了。大哥这个老实人，也开始懂得用行动说话了。
“你准备得怎么样？”沈建军看着她手里的布包。
沈知秋打开布包，里面是几样东西：一本手抄的《农村土地政策汇编》——她根据前世记忆整理的；几张泛黄的纸，是她在档案室找到的分地记录复印件；还有一个小本子，上面是她这些天做的调查笔记，包括大伯家这些年盖房、买车的具体时间，以及村里人的证言记录。
最下面，是一份用毛笔工整抄写的“申诉书”。
“这东西，”沈知秋拿起申诉书，“希望今天用不上。”
“用不上最好。”沈建军说，“但如果要用，咱们也不怕。”
两人正说着，沈建国回来了，身后跟着三位老人。
陈太公拄着拐杖，须发皆白，但眼睛很亮。王会计背着手，一副老知识分子的模样。李木匠则大步流星，嗓门洪亮：“建国啊，你闺女真说今天能把事情说清楚？”
“李爷爷，您放心。”沈知秋迎上去，挨个打招呼，“陈太公，王爷爷，李爷爷，麻烦你们跑这一趟。实在是因为这事关系到我们沈家的根本，也关系到咱们村的公道，不得不请你们这些长辈做主。”
话说得漂亮，三个老人的脸色都好看了些。
“闺女，”陈太公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但吐字清晰，“你爹把事情大概说了。六二年分地的事，我还记得。那年我五十四岁，是村里的评议委员。”
沈知秋心里一喜，面上却恭敬道：“那太好了！有您老作证，事情就清楚了一半。”
“先进屋说吧。”李秀兰从灶房出来，手里端着热茶，“外头冷，进屋暖暖。”
一行人进了堂屋。屋里已经收拾干净，长凳摆好，煤油灯点着——虽然天亮了，但雾大，屋里还是暗。
众人坐下后，沈知秋没有急着说地的事，而是先让沈建军把收来的鸡蛋拿出来。
“各位爷爷，这是我们这几天收的鸡蛋。”沈知秋说，“我二哥跑了五个村子，按比供销社高一分钱的价格收的。我们打算做成茶叶蛋，过年时去集市上卖。”
王会计拿起一个鸡蛋看了看：“品相不错。你们这是要做小买卖？”
“没办法。”沈知秋苦笑，“家里四个孩子要上学，光靠种地那点收入，连路费都凑不齐。我们想着，能挣一点是一点。”
这话说得实在，三个老人都点头。
李木匠直接说：“这是正路！靠自己的手艺和本事吃饭，不丢人！比那些占别人便宜的人强多了！”
这话明显有所指，屋里气氛微妙起来。
沈知秋顺势接话：“说到占便宜……李爷爷，各位长辈，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请你们帮忙评评理，主持公道。”
她拿出那份分地记录的复印件，摊在桌上。
“这是一九六二年生产队的土地分配记录。”沈知秋指着其中一行，“这里写着：沈建国户，河滩地一亩二分，东至河堤，西至杨树林，南至赵家地界，北至生产路。长期使用，不得随意变更。”
三个老人凑过去看。王会计拿出老花镜，仔细看了半晌，点头：“没错，这是当年的笔迹。这纸……是后来复写的副本，但内容是真的。”
“那地现在是谁在种？”陈太公问。
沈建国低着头，小声说：“是我大哥沈建业家在种。从六五年开始，他说我们家劳力少，他帮着种，收成了分我们一些。”
“分了什么？”李木匠追问。
沈建国沉默了。
沈知秋接话：“头两年给了些玉米和红薯，后来就说收成不好，再后来……就没再给了。到现在，十三年了。”
“十三年！”李木匠一拍桌子，“一亩二分好地，十三年！沈建国，你是傻啊还是憨啊？”
沈建国涨红了脸，说不出话。
“李爷爷，别怪我爹。”沈知秋平静地说，“我爹是顾念兄弟情分。但我现在算了一笔账，发现这事不能再这么糊涂下去了。”
她拿出那个小本子，翻开：“河滩地一亩二分，按咱们这儿的中等年景，一年两季，保守估计年产原粮八百四十斤。十三年，就是一万零九百二十斤。按国家统购价每斤一角算，价值一千零九十二元。”
数字报出来，三个老人都倒抽一口冷气。
“这么多？”陈太公的拐杖顿了顿地。
“这还是保守估计。”沈知秋说，“实际可能更多。而且，这还没算细粮和粗粮的差价——河滩地种小麦多，小麦价更高。”
王会计已经拿出随身带的算盘，噼里啪啦打起来。半晌，他抬头：“闺女算得没错，只少不多。”
“那你们想要多少？”李木匠直截了当。
沈知秋拿出那张被撕碎又粘好的账目单：“我们扣除了工钱和人情。工钱按三成算，人情再算三成。最后得出，大伯家应还我们七百六十四元四角。”
她把单子推过去：“三天前，我们去了大伯家，把这个账算给他听。他当场撕了单子，说一分钱不给，一寸地不还。”
“岂有此理！”李木匠大怒，“沈建业这是要当土霸王啊！”
陈太公比较冷静：“知秋，你说这些，有证据吗？除了这张分地记录，还有别的吗？”
“有。”沈知秋从布包最底下，拿出一沓纸，“这是我这些天做的调查。第一份，是大伯家这些年的财产变化。”
她一张张展开：“一九七三年，盖三间青砖瓦房。当时砖价每块三分五，三间房至少需要一万五千块砖，光砖钱就是五百二十五元。工钱、木料、瓦片还没算。”
“一九七五年，买永久牌自行车一辆，价格一百六十八元，需要工业券。”
“一九七六年，大伯娘戴上了银镯子，一副至少二十元。”
“去年，买了收音机，上海产的，一百二十元。”
她每报一样，三个老人的脸色就沉一分。
“沈建业家四个劳力。”王会计说话了，“按生产队最好的年景，一年分红一百二十元算，四年才四百八十元。他这些钱，从哪里来的？”
答案不言而喻。
“还有这些。”沈知秋又拿出几张纸，“这是我找村里人做的证言记录。赵婶子说，七五年秋天，看见大伯家从河滩地拉回来两板车红薯。钱大爷说，去年麦收时，大伯家的小麦堆得像小山，都是河滩地种出来的好麦子。”
她把证言记录递给三位老人：“按规矩，这些证言应该本人到场作证。但如果需要，我可以请他们来。”
陈太公看完，长长叹了口气：“建国啊，你大哥这事……做得不地道。”
一直沉默的沈建国，忽然抬起头，眼睛红了：“陈太公，我不是想要钱。我是……我是觉得心寒。亲兄弟，怎么能这样……”
这个老实人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屋里安静下来。
半晌，李木匠说：“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知秋，你说怎么办？”
沈知秋等的就是这句话。
“各位长辈，我年轻，不懂规矩。”她语气诚恳，“按咱们农村的老理，这种事该怎么处理？”
三个老人对视一眼。
陈太公先开口：“老理？老理是兄弟分家，长兄如父，要照顾弟弟。沈建业这是反过来了。”
王会计说：“按政策，侵占他人自留地收益，应该退还。但这事过去这么多年，要算清楚不容易。”
李木匠最干脆：“要我说，就开个会！把沈建业叫来，把村里有头有脸的人都叫来，当面锣对面鼓，把事情说清楚！”
沈知秋心里叫好，面上却犹豫：“这……会不会太伤和气？”
“和气？”李木匠哼了一声，“他都这样对你们了，还讲什么和气！再说了，这事不解决，你们家四个孩子上学的钱怎么办？眼睁睁看着孩子们的前程被耽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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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说到了点子上。
沈建国终于下了决心：“好！开就开！我去请大队长。”
“等等。”沈知秋拦住父亲，“爹，既然要开会，咱们就得准备充分。各位爷爷，能不能请你们帮忙，再多找几个知情的老人？还有，能不能请大队长出面，以大队的名义召集？”
她顿了顿，补充道：“时间就定在今天下午，地点在大队部。理由嘛……就说讨论‘农村土地历史遗留问题’，响应中央拨乱反正的号召。”
这个理由冠冕堂皇，谁也挑不出错。
三个老人都点头。
“我去找大队长。”王会计站起身，“满仓那小子，我得教教他怎么做这个主。”
“我去联系人。”李木匠也站起来，“村里还有几个老家伙，当年分地时都在场。”
陈太公最后起身，看着沈知秋：“闺女，你今天可要想好了。这会一开，你们两家的脸皮可就彻底撕破了。”
沈知秋深深鞠躬：“陈太公，脸皮早就撕破了。我们现在要的，是公道。”
老人点点头，拄着拐杖走了。
等三位老人离开，沈家人才松了口气。
“知秋，”李秀兰担心地问，“这样行吗？万一你大伯在会上闹起来……”
“娘，他一定会闹。”沈知秋冷静地说，“但越闹，越显得他没理。咱们要做的，就是把所有证据摆出来，让所有人看明白。”
她看向家人：“爹，娘，大哥，二哥，今天下午，你们什么都不要说，我来处理。你们只需要做一件事——”
“什么？”沈卫国问。
“挺直腰杆，看着。”沈知秋一字一句，“让全村人看看，沈家不是软柿子，不是谁都能捏的。”
午饭吃得很快。
吃完饭，沈知秋让家人换上最干净的衣服——虽然都有补丁，但洗得发白，熨得平整。
她自己还是那件旧棉袄，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洗净，露出清秀的眉眼。
下午一点，雾散了，冬日的阳光苍白地照在雪地上。
沈家人出发去大队部。
路上遇到了不少村民，都好奇地看着他们。显然，下午要开会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大队部在村子中央，是个三间房的土坯院子。平时开会，院里能站下百十号人。
沈家人到的时候，院子里已经聚了二三十人。三位请来的老人坐在前排长凳上，大队长赵满仓站在台阶上，脸色严肃。
沈建业一家还没到。
沈知秋扫了一眼人群，看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有当年分地时的老人，有和沈建业有过节的，也有纯粹来看热闹的。
她找了个不起眼的位置，让家人坐下。
几分钟后，沈建业一家来了。
沈建业还是披着那件军大衣，脸色阴沉。王翠花跟在他身后，眼睛红肿，显然哭过。沈国富吊儿郎当地走在最后，嘴里还叼着烟。
他们一出现，院子里顿时安静下来。
“满仓，啥事啊非得今天开会？”沈建业走到台阶下，语气很不客气，“我下午还得去公社呢。”
赵满仓看了他一眼，语气平淡：“建业叔，今天开这个会，是几位老人家提议的。说有些土地历史遗留问题，得弄清楚。您既然来了，就坐吧。”
沈建业这才注意到前排的三位老人，脸色变了变。
但他还是强作镇定：“啥土地问题？咱们村的土地不都清清楚楚吗？”
“清不清楚，今天正好说说。”陈太公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全场都能听见，“建业，你坐下。今天咱们就说说河滩那一亩二分地的事。”
沈建业的脸色彻底变了。
“河滩地？那有啥好说的？”他勉强笑道，“那地不是一直我们种着吗？”
“为什么是你们种？”李木匠直接问，“那地是谁的？”
院子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
沈建业眼神闪烁：“那……那是生产队的集体土地，我们种了就是我们的。”
“不对吧。”王会计慢条斯理地开口，“我查了大队的台账。河滩地一亩二分，从六二年分地开始，就一直登记在沈建国名下。这十几年，从来没改过。”
这话一出，院子里嗡嗡声起。
“真的假的？”
“建业家种的是建国的地？”
“怪不得他家那么富……”
议论声不大，但足够让沈建业听见。
他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你……你们胡说！那地是我们开荒开出来的！”
“开荒？”沈知秋这时站了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这个十八岁的姑娘身上。
她走到院子中央，面对沈建业，声音清晰：“大伯，你说那地是你开荒开出来的。那我问你，你什么时候开的荒？”
“六……六五年！”沈建业硬着头皮说。
“六五年？”沈知秋笑了，“那为什么六二年的分地记录上，那地就已经被列为‘熟地’，注明‘土质肥沃，宜种小麦蔬菜’？”
她从布包里拿出那份复印件，高高举起：“各位乡亲，这是我从大队档案室找到的，一九六二年土地分配记录的原件复印件。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河滩地一亩二分，分给我爹沈建国。后面还有当年评议委员的签字——陈太公，您看看，这是不是您的签字？”
她把复印件递给陈太公。
老人戴上老花镜，看了半晌，点头：“是我的签字。当年分地，是我主持抓的阄。建国手气好，抓到了最好的河滩地。这事我记得。”
院子里哗然。
“还有这些。”沈知秋又拿出那沓证言记录，“这是村里几位长辈的证言。赵婶子，您能说说，七五年秋天，您看见什么了吗？”
人群里，一个中年妇女犹豫了一下，还是站了出来：“我……我看见建业家从河滩地拉回来两板车红薯，个个这么大。”她比划着，“我当时还说，这地真肥。”
“钱大爷，您去年麦收时看见什么了？”
一个老头咳了一声：“我看见建业家的小麦，堆得跟小山似的。都是好麦子，粒大饱满。我问了一句，建业说是河滩地种的。”
证言一个接一个。
沈建业的额头开始冒汗。
王翠花突然跳起来，指着沈知秋的鼻子骂：“你这个没良心的！我们白养你们这么多年！现在倒打一耙！你忘了你小时候，是谁给你糖吃？是谁给你做新衣服？”
沈知秋看着她，眼神平静：“大伯娘，您给我的糖，是偷拿我娘藏在罐子里的红糖捏的吧？您给我做的新衣服，是用我娘攒了三年才攒够的布票扯的布吧？而且那衣服，您先给了国富哥穿，他穿小了才给我。”
这话太具体，太真实。
王翠花张着嘴，一时说不出话来。
沈国富这时冲了上来，一把抓住沈知秋的衣领：“沈知秋！你找死！”
沈建军和沈卫国立刻冲上去，把沈国富推开。
“干什么！”赵满仓厉声喝道，“沈国富，你想打人？”
院子里乱成一团。
沈建业忽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拍大腿：“没天理啊！亲侄女逼死亲大伯啊！我不活了啊！”
他开始打滚，在地上滚来滚去，军大衣沾满了土。
王翠花也顺势坐倒，嚎啕大哭：“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养了一群白眼狼啊！”
撒泼打滚。
农村解决不了问题时，最常见的伎俩。
院子里的人都皱起了眉。有些人露出鄙夷的神色。
沈知秋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心里一片冰凉。
前世，她见过太多这样的场面。每次父亲想要争取什么，大伯家就这样闹，最后父亲总是妥协。
但这一世，不会了。
她走到赵满仓面前，深深鞠躬：“大队长，各位长辈，各位乡亲。今天这个会，不是我们想闹事。是我们家实在没办法了。”
她转过身，面对所有人，声音忽然哽咽了：“我爹我娘，老实了一辈子，吃了多少亏，受了多少委屈，从没跟人红过脸。可是现在，我们家四个孩子要上学，大哥要去省城，我要去北京，路费、学费、生活费，加起来要多少钱？”
“我们算过了，至少需要三百元。三百元！我爹我娘就是把骨头砸碎了卖，也凑不出这个钱！”
她的眼泪流下来，不是装的，是真的心酸：“我们去找大伯，不是要讹他。我们是算了账，河滩地十三年，按最厚道的算法，他应该还我们七百六十四元四角。我们说了，只要一半，三百八十二元二角，够我们兄妹上学的就行。剩下的，我们不要了。”
“可是大伯怎么说？”沈知秋指着还在打滚的沈建业，“他撕了我们的账，说一分不给！还威胁我们，说政审在他手里，要让我们上不了学！”
这话像一颗炸弹。
院子里彻底炸了。
“政审拿来威胁人？这也太毒了！”
“建业怎么这样？”
“人家孩子考大学多不容易……”
舆论彻底倒向沈家。
沈建业也不打滚了，他爬起来，脸色铁青：“你……你胡说！”
“我是不是胡说，大家心里有数。”沈知秋擦干眼泪，声音重新变得冷静，“今天请大家来，不是要看我们两家吵架。我是想请大家做个见证。”
她拿出那份申诉书：“这是我写的申诉书。上面写清楚了河滩地的前因后果，附上了所有证据。如果今天，在大队的主持下，在各位长辈的见证下，这件事还得不到公正解决——”
她顿了顿，一字一句：“我就把这份申诉书，连同所有证据，寄到县里，寄到地区，寄到省里。我要问问上级领导，一个农民家庭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是不是就该被亲戚欺压？是不是就该被卡住政审？是不是就该因为没钱而放弃前程？”
这话说得铿锵有力。
院子里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赵满仓深吸一口气，走到沈建业面前：“建业叔，今天这事，大家都看见了。你说说吧，到底怎么办？”
沈建业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
王翠花还在哭，但声音小了很多。
沈国富想说什么，被沈建业一把拉住。
陈太公这时拄着拐杖站起来：“建国，建业，你们都是我看着长大的。兄弟一场，闹成这样，难看。”
他看向沈建业：“建业，那地到底是谁的，你心里清楚。占了这么多年，该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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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看向沈建国：“建国，你大哥这些年对你们家，也不是全没照顾。兄弟之间，不能只算钱。”
最后，他说：“我的意见是：地，还给建国家。钱，建业家该给，但不能按七百多算。按三百算吧，够孩子们上学就行。你们看怎么样？”
这个折中方案，其实偏向了沈家——地拿回来了，还得了三百元。
沈建国想说什么，沈知秋轻轻拉了他一下。
她上前一步：“陈太公，各位长辈，大队长。我同意这个方案。三百元，我们接受。但是——”
她看向沈建业：“钱必须三天内给清。地，开春我们就收回。另外，政审的事，必须公事公办，不能有任何刁难。”
沈建业的脸色铁青，但看着满院子的人，他知道自己今天输了，输得彻底。
“好……”他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三百就三百。”
“空口无凭。”沈知秋拿出纸笔，“请大队长做主，写个和解书，双方签字按手印。再请三位长辈做见证人。”
赵满仓点点头，接过纸笔。
很快，和解书写好，一式三份。
沈建国颤抖着手，按下手印。
沈建业咬着牙，也按了。
三位老人都签了字。
当最后一个手印按下时，沈知秋忽然觉得，心里那块压了两世的石头，松动了一些。
院子里的村民开始散去，议论纷纷。
沈建业一家低着头，匆匆离开，背影狼狈。
沈家人还站在原地。
夕阳西下，金色的光洒在雪地上。
沈建国看着手里的和解书，忽然老泪纵横。
“爹，”沈知秋握住父亲的手，“没事了。都过去了。”
李秀兰也哭了，但这次是释然的哭。
沈卫国和沈建军相视一笑，眼里都有光。
回家的路上，沈知秋走在最后。
她回头看了一眼大队部，那个她前世从未敢走进的地方。
这一世，她不仅走进了，还在这里，为家人赢回了公道。
虽然只是三百元，虽然只是开始。
但她知道，从今天起，沈家沟再也没人敢随便欺负沈家了。
因为所有人都看到了，沈家的幺女，是个有胆识、有智慧、有手段的人。
而这样的人，注定不会困在这片土地。
腊月的风吹在脸上，很冷。
但沈知秋的心，是热的。
明天就是腊月初四了。
三天后，三百元会到账。
然后，就是新的征程。
她抬头看向远方，那里有省城，有北京，有更广阔的世界。
而她，终于可以放心地，带着家人一起，走向那个世界了。
夜幕降临。
沈家的小院里，煤油灯亮了一夜。
这一夜，沈家人睡得格外踏实。
因为他们知道，最难的坎，已经迈过去了。
前方，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