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惊蛰。
沈知秋提着沉重的樟木箱子走下公交车时，北京大学那熟悉的校门映入眼帘。不同于前世以企业家身份受邀演讲时的匆匆一瞥，这一次，她是真正以十八岁新生的身份走进这座中国最高学府。
校门口熙熙攘攘，各地口音混杂着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横幅上“欢迎1978级新生”的字样在晨光中格外醒目——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学生，带着时代的烙印走进校园。
“同学，需要帮忙吗？”一个戴眼镜的男生主动上前。
沈知秋微笑着摇头：“谢谢，我自己可以。”她提起箱子——里面除了衣物，还有母亲硬塞进来的二十斤炒花生、大哥编的竹篮、二哥买的笔记本、三哥从部队寄来的军用水壶。每一件都承载着家人的心意。
经济系报到处在文史楼前。队伍排得很长，沈知秋安静地站在队尾，观察着这些未来的同窗。有人穿着崭新的中山装，有人裤子上还打着补丁，但眼神里都闪烁着同样的光芒——那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
“姓名？”负责登记的老师抬头。
“沈知秋，河北省清河县红旗公社。”
老师翻开花名册，笔尖在某处停顿，抬眼仔细看了看她：“省状元沈知秋？”
周围几道目光投来。沈知秋平静地点头。
“宿舍在32号楼206室，这是钥匙、饭票、学生证。”老师递过一叠东西，语气温和了些，“好好学，你们这代人不容易。”
“谢谢老师。”
沈知秋提着行李穿过校园。未名湖还结着薄冰，博雅塔在早春的天空下静立。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踏在真实的历史里——这不是前世那些经过修缮的景观，而是1979年最原初的北大。水泥路面上有裂缝，墙壁上标语新旧叠加，梧桐树刚抽出嫩芽。
32号楼是栋红砖老楼，木质楼梯踩上去吱呀作响。206室在走廊尽头，门虚掩着。
沈知秋推门而入时，房间里已经有人了。
四张上下铺靠墙摆放，中间是两张长桌。靠近窗户的下铺，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正在铺床单，听到动静转过头来。
“你好！你也是206的吧？”姑娘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我叫林悦然，北京本地人，法律系的。”
“沈知秋，河北，经济系。”沈知秋放下箱子，打量这个未来要共处四年的空间。房间大约十五平米，虽然简陋却收拾得整洁。墙上贴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标语，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萝——这在1979年的学生宿舍堪称奢侈。
“你是第一个到的经济系同学！”林悦然热情地帮忙抬箱子，“咱们宿舍六个人，两个法律系，两个中文系，两个经济系。对了，你睡哪张床？我先到的，选了靠窗这个下铺，你要是想睡下铺的话，对面那个还空着。”
沈知秋选了林悦然的上铺：“我睡上面就好。”她习惯在高处，视野开阔。
两人正说着话，门外传来清脆的上海话：“哎哟，这楼梯真够陡的。”
一个穿着格呢外套、烫着卷发的女生拖着两个大皮箱进来，身后跟着一对中年夫妇。女生容貌秀丽，皮肤白皙，一看就是城市姑娘。
“爸，妈，你们回去吧，我自己能行。”女生用普通话对父母说，转头看到室友，立刻换上灿烂笑容，“你们好呀！我是苏婉清，上海来的，中文系。”
苏母打量着宿舍，眉头微皱：“清清，这条件比家里差远了，八个人一间……”
“妈，大家都是这样的。”苏婉清撒娇般推着父母出门，“放心啦，我都十九岁了。”
送走父母，苏婉清长舒一口气，对沈知秋和林悦然吐吐舌头：“总算自由了！”她打开皮箱，里面整齐叠放着的确良衬衫、毛线裙，甚至还有一条牛仔裤——这在前世很普通，但在1979年绝对是时髦货。
“你这裙子真好看。”林悦然由衷赞叹。
“上海时装公司买的，今年最新款式。”苏婉清大方地说，“回头我带你们逛街，北京也有好些好地方呢。”
第三个到的是个瘦小的姑娘，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背着个打补丁的军绿色书包，手里拎着网兜，里面装着搪瓷盆和暖水瓶。
“你们好，我……我叫王招娣，河南商丘的，经济系。”她声音很轻，低着头不敢看人。
沈知秋注意到她手指关节粗大，手心有厚茧，是常年干农活的手。军绿色书包上绣着红色的“为人民服务”，针脚细密。
“招娣，快来，你睡我对面吧。”沈知秋主动接过她的网兜，“我是沈知秋，也是经济系的，以后咱们一起上课。”
王招娣抬起头，眼里闪过一丝光亮，随即又低下头去：“谢谢。”
中午时分，宿舍六人到齐了。
另外两人分别是陈晓芸，江西赣州人，中文系，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说话轻声细语，行李里大半是书；周敏，四川成都人，法律系，齐耳短发，行动利落，是知青返城考的大学，比大家都大两岁，已经二十三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六个人围着长桌坐下，开始了第一次宿舍会议。
“按年龄排个序吧。”周敏提议，她自然而然地担当起组织者的角色，“我最大，23岁，1966年高中毕业，下乡七年，去年考上的。”
“我20岁，1976年高中毕业，在街道厂干了两年。”林悦然说。
苏婉清19岁，应届生。陈晓芸也是19岁，但月份小。王招娣18岁，和沈知秋同岁，但生日在年底。
“那我最小了。”沈知秋微笑，“不过咱们宿舍不兴叫姐啊妹的，都叫名字吧。”
“同意！”苏婉清举手，“咱们206要成为整层楼最团结的宿舍！”
周敏从包里掏出一包水果糖——大白兔奶糖，这在当时是稀罕物。“来，庆祝咱们相遇。”
六颗糖纸在桌上展开，甜味在空气中弥漫。沈知秋含着糖，看着这五张年轻的脸庞，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前世她也读过大学，但那是在九十年代，条件好得多，同学关系也更功利。如今这1979年的大学宿舍，有着这个时代特有的质朴与真诚。
“咱们定个值日表吧。”周敏拿出笔记本，“轮流打扫卫生，打开水。另外，晚上十点熄灯，大家尽量保持安静，要熬夜看书的可以用台灯，但别影响别人。”
“我带了台灯。”苏婉清指着床头的折叠台灯，“我爸从友谊商店买的，进口货。”
王招娣羡慕地看着那盏台灯，小声说：“我……我晚上不打灯，早点睡。”
沈知秋注意到这个细节，心里记下了。
下午，六人一起去领课本、熟悉校园。经济系和法学院的楼挨着，中文系在另一头。未名湖畔，随处可见捧着书朗读的学生。图书馆前排着长队，大家都在抢着办借书证。
“听说图书馆有外文原版书，要副教授以上开证明才能借。”林悦然消息灵通。
“咱们先把教材吃透吧。”周敏务实地说，“我下乡这些年，很多知识都忘了，得从头补。”
走到学三食堂时，正值晚饭时间。空气中飘着白菜炖粉条和窝窝头的味道。学生们拿着铝制饭盒排队，窗口上贴着本周菜谱：周一白菜豆腐，周二土豆丝，周三萝卜汤……周五改善伙食，有红烧肉，但每份要二两肉票加三毛钱。
“好多人啊。”王招娣看着长长的队伍，有些怯步。
“排着吧，以后每天都要这样。”沈知秋自然地站到队尾。前世她吃过米其林三星，也吃过路边摊，但此刻这食堂的大锅饭，却让她感到无比真实——这就是1979年中国大学生的日常。
打好饭，六人找了一张空桌。沈知秋的饭盒里是窝窝头、白菜豆腐和一小碟咸菜。王招娣只要了窝窝头和免费的菜汤。苏婉清打了份红烧肉，分给每人一块。
“别客气，以后咱们有福同享！”苏婉清笑着说。
林悦然也从包里拿出家里带的酱菜：“我妈做的，大家尝尝。”
一顿简单的晚饭，在分享中变得温暖。沈知秋慢慢嚼着窝窝头，玉米面的粗糙口感提醒着她：这是真实的人生，不是梦。
晚上，宿舍第一次夜谈。
熄灯后，六人躺在各自的床上，月光从窗户洒进来。不知谁先开了头，大家聊起了各自的考学经历。
周敏的故事最曲折：“我是1966年高中毕业，本来要考大学的，结果运动开始了。下乡到凉山七年，种玉米、修梯田。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地里干活，听到广播，锄头都掉了。白天干活，晚上点煤油灯复习，眼睛差点熬坏。”
“我比你幸运点。”林悦然说，“我在街道服装厂当会计，晚上去夜校补习。我们厂领导特别好，知道我要高考，给我调了轻省活儿。”
苏婉清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我是应届生，但我们学校老师都被下放过，刚平反回来。数学老师右手受过伤，写字发抖，但他还是一笔一划给我们写板书。”
陈晓芸轻声说：“我们县去年只有一个考上北大的，就是我。走的时候，全村人送到村口，公社书记给了五十块钱，说我是全公社的骄傲。”
王招娣沉默了很久，才小声说：“我……我爹不让我考，说女娃读书没用。我偷了家里五个鸡蛋，卖了当报名费。考试那天，走了三十里山路到县城。”
“那你现在家里支持了吗？”苏婉清问。
“通知书到的时候，我爹把通知书看了又看，然后蹲在门口抽了一晚上烟。第二天，他把家里的老母鸡卖了，给我凑了路费。”王招娣的声音有些哽咽，“他说，到了北京，好好学，别给王家丢人。”
宿舍里安静下来。沈知秋望着上铺的床板，缓缓开口：“我家在河北农村，三个哥哥，我是老幺。去年复习的时候，全家五个人挤在煤油灯下学习。我二哥为了给我省纸，用木棍在地上演算。三哥去当兵前说，妹妹你一定要考上。”
“你们都考上了，真好。”周敏轻声说，“咱们这代人，赶上了好时候。”
月光移动着，照在每个人的脸上。1979年的春夜，北京大学的某个女生宿舍里，六个来自天南海北的姑娘，各自怀着对命运的感激和对未来的憧憬，渐渐进入梦乡。
沈知秋是最后一个睡着的。她听着室友们均匀的呼吸声，想起前世自己孤独的商学院生涯，那时她住单间公寓，室友只是名义上的存在。而现在，这拥挤的十五平米里，有着前世不曾体会过的温度。
窗外传来隐约的读书声——那是熬夜用功的学生在路灯下背书。沈知秋闭上眼睛，在心里对远方的家人说：爹，娘，哥哥们，我到北大了。你们放心，这一世，我会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
第二天清晨六点，起床号响彻校园。
沈知秋第一个醒来，轻手轻脚下床。王招娣也醒了，两人相视一笑，一起拿着洗漱用品去水房。水泥砌成的水槽边已经挤满了人，大家都睡眼惺忪地刷牙洗脸。
“知秋，你起得真早。”王招娣小声说。
“习惯了，在农村都是天不亮就起床。”沈知秋拧干毛巾，“招娣，咱们经济系今天上午有新生教育，别忘了。”
“嗯，我记得。”
早餐后，沈知秋和王招娣走进经济系教学楼。教室里已经坐满了人，黑板上写着“欢迎1978级经济学新生”。沈知秋扫视一圈，六十多个学生中，女生不到十人。
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教授走上讲台：“同学们好，我是系主任孙振华。首先恭喜你们通过激烈竞争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你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学生，肩负着为国家培养经济管理人才的重任……”
孙教授讲话时，沈知秋认真做着笔记。她注意到教授的措辞很谨慎，但透露出的信息很明确：国家工作重心已经转向经济建设，经济学将越来越重要。
“我们这学期的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微积分、英语、会计学原理……”孙教授介绍着课程安排，“教材有些是重新编写的，可能还不完善，希望同学们多提意见。”
课间休息时，沈知秋主动走到讲台前：“孙教授，我想请问，图书馆有没有改革开放方面的资料可以借阅？”
孙教授打量着她：“你是沈知秋同学吧？省状元。”见她点头，教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书目，“这些是内部参考，需要申请。你有兴趣的话，写个申请，我签字。”
“谢谢教授！”沈知秋接过书目，快速浏览——里面有不少关于国外经济发展、特区建设的前沿资料。这正是她需要的。
第一堂课是政治经济学，讲课的是位老教授，板书工整，引经据典。沈知秋一边听一边对照前世的认知。1979年的经济学教育还带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但已经能看到变化的苗头——教授在讲到价值规律时，特意补充了一句：“这个问题学界还有讨论，同学们可以独立思考。”
下课后，王招娣追上沈知秋：“知秋，有些地方我没太听懂……”
“哪里？咱们回宿舍我讲给你听。”沈知秋自然地挽起她的胳膊。这个瘦小的河南姑娘让她想起前世的自己——刚进城时的那种惶恐与渴望。
午饭时间，206宿舍六人又聚在一起。大家交流着各自系里的见闻。
“我们法学院今天讲的是宪法修订。”周敏说，“听说要恢复律师制度了。”
“中文系让我们写篇《我为什么学中文》。”苏婉清嘟着嘴，“这题目好老套。”
林悦然神秘兮兮地说：“你们知道吗？咱们学校有舞会！”
“舞会？”陈晓芸推了推眼镜，“那不是资产阶级……”
“现在开放了！”林悦然压低声音，“周末在活动中心，可以跳交谊舞。我听说好多同学都去。”
沈知秋记得这段历史。1979年，交谊舞在大学校园悄然复苏，从最初的偷偷摸摸到后来的公开活动，成为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
“咱们去看看？”苏婉清跃跃欲试。
“我……我不会跳。”王招娣小声说。
“我也不会，但可以学啊。”沈知秋微笑，“咱们周末一起去，就当体验生活。”
下午没课，沈知秋去了图书馆。凭借孙教授的批条，她借到了几本内部参考资料，坐在阅览室角落仔细阅读。这些资料虽然简略，但已经透露出国家在深圳、珠海试办出口加工区的构想。
她一边看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1979年，蛇口工业区创立；1980年，四个经济特区正式设立；1984年，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每一个时间点都是商机。
“同学，你也对这些感兴趣？”一个男声在旁边响起。
沈知秋抬头，是个戴眼镜的男生，手里拿着同样的内部资料。
“随便看看。”沈知秋淡淡回应，继续低头看书。
男生却在她对面坐下：“我是79级经济系的张明轩，北京人。我看你笔记做得很详细，是不是对特区经济有研究？”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沈知秋这才正视对方。男生大约二十出头，气质斯文，但眼神里有种超越年龄的敏锐。她前世见过太多这样的人——要么是真正的天才，要么是背景深厚。
“只是感兴趣。”沈知秋合上笔记本，“张同学有什么事吗？”
“我们几个同学组了个学习小组，研究改革开放的前沿问题。”张明轩递过一张纸条，“每周三晚上在三教204活动，欢迎你来参加。”
沈知秋接过纸条，上面写着时间和地点。“谢谢，有时间我会去。”
张明轩离开后，沈知秋看着那张纸条，若有所思。大学不仅是学知识的地方，更是积累人脉的平台。这个学习小组，或许是个不错的起点。
傍晚回到宿舍，沈知秋发现桌上放着一封信。牛皮纸信封，熟悉的字迹——是二哥沈建军的信！
她迫不及待地拆开，信纸有三页，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知秋：
见信如面。你到学校一切可好？北京冷不冷？吃饭习惯吗？咱娘天天念叨，怕你吃不饱穿不暖。
家里一切都好。你走后，我按你教的方法，又开了两个代销点，现在一共五个点，每个月净收入能到三百元。上个月我去省城进货，遇到了陈老板说的那个广州朋友，进了些电子手表，特别好卖。
大哥在学校适应了，来信说食堂饭菜比家里好，就是学习紧，天天熬夜。他舍不得花钱，把省下来的饭票换了粮票，说要寄回家。我跟他说不用，家里现在不缺粮。
三哥在部队立功了！打靶比赛得了全团第一，班长说要推荐他当标兵。他寄回来一张照片，穿着军装，可精神了。
咱爹咱娘身体都好。分了家后，大伯那边没再来闹。咱爹现在腰杆直了，上回村里开会，他还提了建议，说应该搞副业增加收入，书记都认真听了。
知秋，你在北京好好学习，别担心家里。二哥现在能撑起这个家了。你走时留下的经营手册，我天天看，有些地方不太懂，做了记号，等你放假回来教我。
对了，苏晓梅考上省卫校了，我们通过两封信。她说等毕业了，想来北京看看。我说好啊，到时候你带我们逛北京城。
随信寄去五十块钱，你买点好吃的，别亏待自己。钱不够就来信，二哥现在能挣钱了。
盼回信。
二哥：建军
1979年3月2日”
信里还夹着一张照片——沈家全家福，是在她离家前一天照的。照片上，父母坐在中间，三个哥哥站在后面，她站在父母身边。每个人都笑着，那是发自内心的、充满希望的笑容。
沈知秋摩挲着照片，眼眶发热。前世她收到过无数商业文件、合同协议，但没有一封信像这样让她感动。这一世，她守护的家人正在各自的轨道上稳步前进。
“家里来信了？”周敏走过来，看到她红着眼眶，“想家了？”
“嗯。”沈知秋把照片收好，“我二哥说家里一切都好。”
“有家里人支持真好。”周敏在她旁边坐下，沉默片刻，“我父母都在运动中去世了，我是跟叔叔长大的。考上大学，最想告诉的人已经不在了。”
沈知秋握住她的手：“周敏姐，以后我们就是你的家人。”
周敏笑了笑，拍拍她的手：“行了，快去给你二哥回信吧。对了，明天咱们宿舍一起去颐和园怎么样？苏婉清提议的，说开学第一周，该放松放松。”
“好。”沈知秋点头。
晚上，她在台灯下写回信。信很长，详细问了每个家人的情况，给二哥的经营建议，给大哥的学习方法，叮嘱三哥注意安全，嘱咐父母保重身体。最后，她写道：
“二哥，家里生意稳扎稳打就好，不要贪多。政策会有变化，多看报纸，特别是《人民日报》的经济版。北京这边我已经开始了解情况，有好的机会会及时告诉家里。
告诉爹娘，我一切都好，宿舍同学很友善，老师很负责。北京很大，机会很多，我会好好学习，不辜负家人的期望。
随信寄去我在北大门口拍的照片，让爹娘放心。
妹：知秋
1979年3月6日”
她把今天刚取的一寸照片夹进信封，贴上八分钱邮票。明天一早，这封信就会踏上南下的旅程，把她在北京的见闻和思念，带回那个正在悄然改变的小村庄。
窗外，未名湖畔的柳树已经抽出新芽。沈知秋推开窗，春夜的风带着寒意，却也带着生机。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感受着这个时代特有的气息——那是冰冻解封、万物复苏的气息，是一个国家从沉睡中醒来的气息。
而在遥远的河北农村，沈家的小院里，煤油灯还亮着。沈建军正在灯下看妹妹留下的经营手册，李秀兰在纳鞋底，沈建国抽着旱烟，看着墙上的中国地图，目光落在北京的位置上。
“知秋到北京七天了。”李秀兰说。
“嗯。”沈建国吐出一口烟，“咱闺女，出息了。”
一只信鸽飞过夜空，翅膀划破黑暗，朝着春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