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中旬的北京，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未名湖畔的柳树已经绿成一片烟，玉兰花开得正盛，洁白的花瓣在阳光下几乎透明。
沈知秋逐渐适应了大学生活。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晨跑，晨读，上课，泡图书馆，晚上在宿舍复习或参加活动。她像一块海绵，贪婪地吸收着这个时代的知识和信息。
206宿舍的六个女生也日益熟络。一个月的时间，足以让天南海北的姑娘们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三月的第三个星期三，沈知秋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来到了三教204教室。推开门，里面已经坐了七八个人，张明轩正在黑板上写讨论主题：“价格双轨制的利弊分析”。
“沈知秋同学，欢迎！”张明轩看到她，热情地招呼，“大家，这是我们新成员，78级经济系的沈知秋，河北省高考状元。”
教室里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沈知秋扫视一圈，四男三女，都是经济系和法律系的学生。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讨论很快开始。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率先发言：“我认为价格双轨制是过渡时期的必要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严重扭曲，但一下子放开会导致市场混乱。双轨制既能保证基本物资供应，又能逐步引入市场机制。”
“我不同意。”一个短发女生反驳，“双轨制必然导致寻租和腐败。同样的商品，计划内价格和计划外价格差好几倍，中间就会产生权力寻租空间。我父亲在物资局工作，他说现在批条子已经成为某些人的生财之道。”
讨论激烈起来。沈知秋安静地听着，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录。这些同学的见解，有些稚嫩，但已经触及了改革中的核心矛盾。在1979年春天，能有这样的讨论，本身就说明了思想的解放。
“沈知秋同学，你怎么看？”张明轩突然点名。
所有人的目光投过来。沈知秋放下笔，平静地说：“我赞同双轨制是过渡选择的观点。但关键不在于是否实行双轨制，而在于如何设计过渡路径，以及如何防止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固化。”
她顿了顿，继续道：“比如，可以设定明确的时间表，哪些商品先放开，哪些后放开；建立公开透明的配额分配机制，减少人为操作空间；更重要的是，在放开价格的同时，要配套推进企业改革，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而不是被动接受价格信号的行政单位。”
教室里安静了几秒。一个男生惊讶地问：“这些观点……你是从哪里看到的？”
“自己想的。”沈知秋微笑，“其实道理不难。改革就像治病，不能下猛药，但也不能只治标不治本。价格问题背后是整个经济体制问题。”
张明轩眼睛发亮：“说得太好了！沈同学，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的课题研究？我们正在准备一篇关于价格改革的论文，想投稿到《经济研究》。”
“我可以参与讨论，但投稿要谨慎。”沈知秋提醒，“有些观点现在还比较超前。”
“我明白。”张明轩点头，“但我们总得有人先思考，先探索。”
讨论持续到晚上九点。散会后，张明轩追上沈知秋：“沈同学，你家是农村的，对吧？”
“是。”
“那你对农村改革有什么看法？”张明轩与她并肩走在校园小路上，“我暑假想去安徽农村调研，听说那边在搞包产到户的试点。”
沈知秋心中一动。她知道，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就发生在1978年底，现在消息应该已经传到北京了。这是一个敏感但关键的话题。
“我认为农村改革的核心是理顺分配关系。”沈知秋谨慎措辞，“集体劳动效率低，不是因为农民懒惰，而是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如果能建立劳动成果与个人收益的直接联系，农民的积极性自然就起来了。”
“但这是不是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张明轩追问。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沈知秋说，“如果一种体制让大家都穷，那就需要反思和调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农村改革。”
张明轩停下脚步，深深看了她一眼：“沈知秋，你真的是新生吗？你的见解比很多老师都深刻。”
“我只是喜欢思考。”沈知秋岔开话题，“对了，你们调研需要经费吗？我可以提供一些。”
“你？”张明轩惊讶，“农村来的学生，哪来的钱？”
沈知秋笑了：“我家做点小生意，还算宽裕。如果调研有意义，我愿意支持。”
她不是盲目慷慨。投资一个有思想、有行动力的年轻人，长远回报可能远超金钱本身。更何况，农村改革的研究对她未来的商业布局也有参考价值。
张明轩犹豫了一下：“那……我先谢谢你。等我做好计划再跟你商量。”
回到宿舍时已经快十点了。206室还亮着灯——学校规定十点熄灯，但允许用台灯。
苏婉清正对着镜子试新衣服，林悦然在写家信，陈晓芸在看书，王招娣在补袜子，周敏在整理课堂笔记。这就是1979年北大女生宿舍的寻常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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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秋回来了！”苏婉清转身，“快看我新买的衬衫，王府井百货买的，的确良的，才八块钱。”
淡蓝色的衬衫确实好看，衬得苏婉清皮肤更白。沈知秋由衷赞叹：“很适合你。”
“周末舞会我就穿这个去。”苏婉清开心地说，“对了知秋，明天下午没课，咱们去西单逛逛？听说那边有新开的书店，还有小吃店。”
沈知秋想了想：“好，正好我要买几本参考书。”
“我也去。”王招娣小声说，“我想买本英语词典。”
“行，那咱们一起去。”林悦然合上信纸，“我请你们吃冰糖葫芦。”
熄灯后，夜谈会照例开始。今晚的话题是“理想”。
“我的理想是当法官。”周敏第一个说，“下乡时，我见过太多因为不懂法而吃亏的老乡。农村需要懂法律的人。”
林悦然说：“我想进外交部，当外交官。我从小就喜欢学外语，现在英语专业八级已经过了。”
“我想当作家。”陈晓芸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写普通人的故事，写这个时代的变化。”
苏婉清咯咯笑：“我没那么远大的理想，就想留北京，进文化单位，每天看看书，听听戏，偶尔写写文章。”
“招娣呢？”沈知秋问。
王招娣沉默了很久，才小声说：“我想……想挣钱，让爹娘过上好日子，让弟弟妹妹都能上学。”很朴实的愿望，却让宿舍安静下来。
“知秋，你的理想是什么？”苏婉清问。
沈知秋望着黑暗中隐约可见的天花板，缓缓说：“我想让更多人富起来。不是我自己富，是让普通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农村人能在土地上收获希望，工人能在工厂里实现价值，商人能堂堂正正地做生意。我想看到这个国家摆脱贫困，看到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
她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是从心底掏出来的。这是她重生以来的真实想法——前世的财富帝国换不来家人的幸福，这一世她要探索一条不同的路。
“这个理想……好大。”陈晓芸轻声说。
“所以才要一步一步走。”沈知秋微笑，“先从学好经济学开始，从了解这个国家开始。”
窗外有月光，静静地照进房间。六个姑娘各自想着心事，慢慢沉入梦乡。
第二天下午，206宿舍集体出动去西单。这是沈知秋重生后第一次逛1979年的北京商业区。
西单大街比想象中热闹。百货商场里人头攒动，商品比前两年丰富了不少——上海产的永久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海鸥相机，甚至还有进口的日立电视机，当然价格不菲。
书店里，沈知秋找到了想要的参考书：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稿》、于光远的《关于规律客观性质的几个问题》，还有最新一期的《经济研究》杂志。她一口气买了二十多块钱的书，让室友们咋舌。
“知秋，你买这么多书看得完吗？”王招娣看着那厚厚一摞。
“慢慢看。”沈知秋付了钱，又帮王招娣选了本《新英汉词典》，“这本不错，释义准确。”
从书店出来，她们找到一家小吃店。店面很小，只卖炸酱面和北冰洋汽水。六个人挤在一张桌子上，吃得满头大汗。
“真香！”苏婉清吸溜着面条，“比学校食堂好吃多了。”
“五毛钱一碗呢。”王招娣小声说，她只点了最便宜的面，没要汽水。
沈知秋注意到，不动声色地多要了一瓶汽水，推到王招娣面前：“招娣，帮我喝点，我喝不完。”
王招娣脸一红：“知秋，你……”
“真的，我胃不好，不能喝太多凉的。”沈知秋微笑。
林悦然看在眼里，也把自己的汽水分给陈晓芸一半：“晓芸，你也帮我。”
六个人说说笑笑，一顿简单的午饭吃出了过年的气氛。邻桌几个男生频频看过来——六个女大学生，青春洋溢，在1979年的西单街头确实是一道风景。
回去的路上，她们路过邮局。沈知秋突然想起什么：“你们等我一下，我去看看有没有我的信。”
果然，柜台里有三封信等着她。一封是二哥的，一封是大哥的，还有一封是陌生的地址——河北省某部队。
沈知秋迫不及待地拆开。三封信的内容让她一个月来的思念和牵挂都有了着落。
沈卫国的信：
“知秋：
在学校一切都好。师范课程很多，但我跟得上。老师夸我踏实，就是英语差些，我在努力补。
我参加了学校的勤工俭学，在图书馆整理书籍，每月有八块钱补贴。我都存着，等放假给爹娘买礼物。
前几天见到晓梅了，她来省城上学，瘦了些，但精神很好。她说建军常给她写信，鼓励她好好学习。我看他俩有戏。
你在北京别太省，该花的钱要花。大哥现在也能挣钱了，虽然不多，但能帮衬家里。咱爹来信说，家里现在一个月能挣三百多，我都不敢相信。
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大哥：卫国
1979年3月10日”
沈建军的信更长，满满四页：
“知秋：
生意越来越好了！现在咱们有七个代销点，分布在三个公社。我按你说的，搞了个‘订货会’，把各个点的负责人都请来，现场下单，现场发货。上个月营业额突破了一千元！净赚三百二。
陈老板介绍的广州朋友又来了，这次带了电子计算器，日本产的，一个要五十元。我咬牙进了十个，三天就卖光了。这东西利润高，一个能赚二十元。
我还发现一个新路子——省城有些单位发福利，需要采购。我通过陈老板的关系，接了两个单位的订单，虽然利润低些，但量大稳定。
家里盖新房了！咱爹说老房子太破，现在有钱了，盖个砖瓦房。正在打地基，等你暑假回来，就能住新房子了。
苏晓梅来信说，她卫校毕业想来北京进修。我支持她，你说得对，人要有追求。我现在每天都看书，你留下的经营手册快翻烂了，有些问题等你回来解答。
随信寄去一百元，你在北京该用就用。别舍不得，二哥现在真的能挣钱了。
建军
1979年3月12日”
信里果然夹着一张一百元的汇款单。沈知秋捏着汇款单，眼眶发热。前世她给过二哥无数张支票，但从没有这一刻的感动——这是一百元在1979年的价值，是一个农村青年起早贪黑、一点一点攒下的心意。
第三封信来自部队，是三哥沈建设寄来的：
“知秋妹：
见信好！我在部队一切都好，勿念。
上个月全师大比武，我得了射击第一名、投弹第二名、五公里越野第三名。团长亲自给我戴大红花，说我是‘兵王’。我们班长说，照这个势头，年底就能入党，明年有可能提干。
训练很苦，但我不怕。每当累的时候，我就想起你说的话——三哥，你是咱们家的骄傲。我不能给咱家丢人。
我们部队在山区，条件艰苦，但伙食比家里好，每天都能吃上肉。我把津贴省下来，寄了三十元回家，咱爹来信说收到了。
你在北京好好学习，别担心家里。二哥现在本事大得很，爹娘身体也好。大哥在师范，将来当老师，咱们家要出文化人了。
等我探亲假，去北京看你。听说天安门很大，我想去看看。
保重身体，常来信。
三哥：建设
1979年3月8日”
信纸最后，还用铅笔画了个简单的图案——一个军人敬礼的剪影。虽然画技稚嫩，但那份心意跃然纸上。
沈知秋把三封信小心收好，心里充满了力量。她的家人，正在各自的轨道上奋力前行。大哥的踏实，二哥的机灵，三哥的坚毅，父母的坚韧，这一切都证明了她的重生没有白费。
“家里来信了？看你笑得这么开心。”林悦然凑过来。
“嗯，哥哥们的信。”沈知秋把信收进包里，“他们都很好。”
“真羡慕你有这么多哥哥。”苏婉清说，“我是独生女，从小一个人。”
“以后我们就是你的姐妹。”周敏拍拍苏婉清的肩。
六个人说说笑笑回到学校。未名湖边的柳枝在春风中摇曳，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沈知秋走在最后，看着前面五个室友的背影，心里涌起温暖。
这一世，她不仅守护了家人，还遇到了这些可爱的同伴。大学的第一个月，比她想象中更充实，更有意义。
晚饭后，沈知秋开始写回信。给大哥的信里，她详细介绍了英语学习方法，鼓励他不要怕开口；给二哥的信里，她肯定了生意上的进展，同时提醒要注意政策风险，还附上了一些新的经营思路；给三哥的信里，她写了北京的见闻，鼓励他在部队好好干。
最后，她给父母写了一封长信：
“爹，娘：
见信好。我到北京已经一个月了，一切都好。
学校很大，老师很好，同学很友善。我每天六点起床，跑步，读书，上课，很充实。北京比家里冷，但我带了厚衣服，不冷。食堂饭菜不错，我每顿都吃饱，还胖了两斤。
收到了哥哥们的信，知道家里一切都好，盖新房了，二哥生意做大了，大哥在学校适应了，三哥在部队立功了。我真高兴，为咱们家高兴。
爹，您腰疼的老毛病，记得按时敷药。娘，您别太劳累，现在家里条件好了，该歇就歇。
我在北京会好好学习，不辜负你们的期望。等暑假回来，我带北京特产给你们。
女儿：知秋
1979年3月22日”
写完信，已经晚上十点。宿舍熄灯了，沈知秋打开台灯，在橘黄色的灯光下又看了一遍家书。信纸上的字迹各不相同，但那份亲情是一样的厚重。
她把信小心收进抽屉，那里已经攒了厚厚一叠家书。这是她的力量源泉，是她重生以来最珍贵的收获。
窗外，夜色深沉，但远处图书馆的灯光还亮着——那是熬夜苦读的学生。1979年的北大校园，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
沈知秋推开窗，让夜风吹进来。春风已经不那么刺骨，带着泥土解冻的气息，带着花草萌发的生机。
她想起今天在西单书店看到的一本书的序言：“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历史的书写。”
是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而她，沈知秋，重活一世，不仅要守护家人，还要参与到这个时代的浪潮中。从农村到北京，从1975到1979，她已经走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下一步呢？她望向窗外深沉的夜空。星星很亮，像远方的家人注视着她的眼睛。
暑假要回家，要看看家里的新房子，要帮二哥把生意做得更规范，要了解农村的变化，要为下一步的商业布局做准备。还有，要开始关注深圳特区的消息，那里将是下一个十年的机遇所在。
路还很长，但她不急。这一世，她要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不仅要登上浪潮之巅，还要带着家人、带着更多人一起，迎接那个正在到来的、充满希望的年代。
台灯的光晕中，沈知秋摊开笔记本，开始规划接下来的学习计划、商业思考和家庭安排。钢笔在纸页上沙沙作响，如同春蚕食叶，那是生长的声音。
而在同一片星空下，河北农村的沈家小院里，新房的地基已经打好。沈建军在煤油灯下算账，李秀兰在缝新被褥，沈建国抽着旱烟，看着墙上新贴的中国地图——那是沈知秋寄回来的，上面用红笔圈出了北京的位置。
“知秋信里说，暑假带北京特产回来。”李秀兰说。
“嗯。”沈建国吐出一口烟，“咱闺女，出息了。”
一只夜鸟飞过村庄，翅膀划破夜色，朝着北方的方向。
春天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