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的北京已是酷暑，但火车南下时，窗外的景色逐渐染上更浓的绿意。沈知秋靠在硬座车厢的窗边，看着田野、村庄、山峦缓缓后退，心里充满了对深圳之行的期待。
同行的除了张明轩的学习小组五人，还有顾怀远——清华的调研小组也在同一趟列车上，两个团队决定结伴而行。
“从北京到广州要三十多个小时，大家做好吃苦的准备。”张明轩在车厢里宣布。这趟列车没有空调，只有头顶的摇头风扇吱呀作响，吹出的风都是热的。
但年轻人有的是热情。大家挤在车厢里，讨论着调研计划，分享着各自收集的资料，时间倒也不难熬。
沈知秋和顾怀远的座位相邻。白天，他们一起看资料、讨论问题；晚上，车厢熄灯后，两人就着走廊昏暗的灯光，低声交谈。
“你看这份数据，”顾怀远指着手中的材料，“深圳去年工农业总产值才19亿元，不到北京的百分之一。但今年上半年，引进外资已经超过一千万美元。”
“增长速度惊人。”沈知秋点头，“但基数太小，说明潜力巨大。”
顾怀远收起资料，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夜色：“我导师说，深圳可能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缩影。如果我们能看懂深圳，就能看懂中国的未来。”
沈知秋心中一动。前世她见证过深圳的崛起，但那是结果。这一世，她有机会见证过程，见证那个小渔村如何蜕变为现代化大都市。
“怀远，”她第一次这样称呼他，“你毕业后有什么打算？”
顾怀远沉默片刻：“可能会出国深造，也可能直接参与改革实践。还没想好。你呢？”
“我想做实业。”沈知秋说得很坚定，“不是小打小闹的‘春晓’，而是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产业。”
“实业救国，这个想法很好。”顾怀远眼中闪过欣赏，“但做实业需要资本、技术、人才，困难很多。”
“所以要从现在开始准备。”沈知秋微笑，“这次去深圳，我想找找机会。”
两人聊到深夜，直到乘务员来催促休息。回到各自铺位时，沈知秋看到顾怀远细心地把靠窗的位置让给了一位带孩子的妇女——他自己则坐在过道的小凳上，就着灯光继续看书。
这个细节让沈知秋心里一暖。前世她认识的顾怀远是商场精英，雷厉风行，但也冷酷理性。而眼前这个年轻人，有着同样的智慧和远见，却多了份人情味。
也许，这一世的相遇，真的会不一样。
第三天清晨，火车抵达广州站。一出车厢，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带着南方特有的植物气息。一行人转乘长途汽车，颠簸了四个小时，终于在七月十七日下午，踏上了深圳的土地。
1979年的深圳，还只是宝安县的一个小镇。汽车站简陋破旧，街道狭窄，两旁多是低矮的平房。但仔细看，已经能看到变化的痕迹：新建的工地，挂着粤港牌照的货车，穿着喇叭裤、花衬衫的年轻人
“这里就是深圳？”学习小组里有人失望，“还不如我们县城呢。”
张明轩却眼睛发亮：“你们看那边——”他指着远处，“那是正在建设的深圳水库。还有那边，是罗湖口岸，听说要扩建。”
顾怀远也说：“不要只看表面。这里离香港最近，政策最灵活，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试验田开始的时候，总是看起来不起眼的。”
他们在深圳中学的招待所住下——这是当时为数不多能接待外来人员的住所。房间简陋，八人间，上下铺，但还算干净。
安顿好后，张明轩召集开会：“明天开始正式调研。我们分三组：一组去蛇口工业区，一组去罗湖口岸，一组在市区走访。每组都要详细记录，晚上回来分享。”
沈知秋和顾怀远分到了一组，负责市区走访。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北大经济系的一个男生李伟。
七月十八日，调研正式开始。
走在深圳的街道上，沈知秋用笔记录着所见所闻：小商店里开始出现香港来的商品——电子表、录音机、尼龙袜；路边有农民摆摊卖自家种的荔枝、龙眼；偶尔能看到穿着西装的香港商人，操着生硬的普通话跟当地人讨价还价
最让沈知秋印象深刻的是人们的眼神。不同于内地普遍的小心翼翼，这里的很多人眼里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光芒，那是看到机会、想要改变现状的渴望。
中午，三人在一家小餐馆吃饭。老板娘四十多岁，很健谈：“你们是大学生？来调研？好啊，多看看，我们深圳现在一天一个样！”
“大姐，您觉得变化大吗？”沈知秋问。
“大！怎么不大！”老板娘一边炒菜一边说，“去年这时候，街上哪有什么生意？现在你看看，卖啥的都有！我这个小店，一个月能赚以前半年的钱！”
顾怀远问：“政策上有什么支持吗？”
“有啊！”老板娘压低声音，“现在允许个体经营了，我这就是领了执照的。就是手续还有点麻烦，要跑好几个部门”
正说着，门外走进来两个年轻人，穿着花衬衫、喇叭裤，戴着墨镜，一副“港客”打扮。他们一坐下就喊：“老板娘，两份叉烧饭！”
老板娘应了一声，小声对沈知秋他们说：“这是‘水客’，从香港带东西过来卖的。现在可挣钱了。”
沈知秋心中一动。等那两人吃完饭离开，她跟了出去。
“同志，请等一下。”沈知秋叫住他们。
两个年轻人警惕地回头：“什么事？”
“我想问问，你们从香港带什么货最好卖？”
两人对视一眼，笑了：“小姑娘，你也想干这行？”
“我是大学生，来调研的。”沈知秋拿出学生证，“想了解市场需求。”
看到学生证，两人放松了警惕。其中一个说：“现在最好卖的是电子表、计算器、录音机这些小东西。香港便宜，带过来能翻倍卖。”
“质量有保证吗？”顾怀远问。
“一分钱一分货。”另一个说，“有日本原装的，贵但耐用；也有台湾组装的，便宜但容易坏。看客户要什么。”
沈知秋想了想：“如果要大批量进货，有什么渠道？”
两人又对视一眼：“大批量？那可就不是我们这种小打小闹了。你得找有门路的贸易公司，或者”他压低声音，“去沙头角那边看看，现在有‘前店后厂’的模式。”
沙头角，中英街。沈知秋知道这个地方，是深圳和香港交界处，当时有很多特殊的贸易政策。
谢过两人后，沈知秋和顾怀远回到餐馆。李伟已经吃完饭，正认真记笔记。
“有什么发现？”李伟问。
沈知秋和顾怀远交换了一个眼神。顾怀远说：“我们发现，深圳的市场需求很强，但供应不足。特别是电子产品，有很大的利润空间。”
李伟皱眉：“可是，倒卖商品这不合法吧？”
“要看怎么定义。”沈知秋说，“如果是正规贸易，有合法手续，就是合法的。而且，满足市场需求，促进商品流通，本身就是改革开放要鼓励的。”
下午，三人继续走访。他们去了刚刚成立的深圳市百货公司——虽然还很小，但商品种类明显比内地丰富；去了农贸市场，看到鲜活的海产品和各种南方水果；还去了新华书店，发现这里居然有香港出版的英文书和科技杂志。
在一家新开的“友谊商店”里，沈知秋看到了标价令人咋舌的进口商品：日本产的计算器，一个要两百元；香港来的录音机，三百元；瑞士手表更贵，要五百元以上
“这么贵，有人买吗？”李伟咂舌。
店员是个年轻姑娘，普通话说得不太好：“有有香港客买，也有内地干部买单位报销”
沈知秋仔细观察着顾客。确实，来这里的大多是两种人：一种是衣着光鲜的港澳同胞，一种是穿着中山装、拿着介绍信的内地干部。普通老百姓根本不敢进来。
走出商店，沈知秋突然说：“我有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顾怀远问。
“如果我们能找到货源，把适合学生的电子产品——比如计算器、电子表，以学生能承受的价格卖到大学里，应该很有市场。”
李伟惊讶：“可是我们哪有货源？”
“深圳有。”沈知秋目光坚定，“刚才那两个人说了，沙头角那边有机会。”
顾怀远沉思片刻：“这个想法可行。但需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货源要可靠；第二，运输要安全；第三，销售要合法；第四，资金要充足。”
“我们可以一步步来。”沈知秋说，“先小批量尝试，如果成功再扩大。”
晚上回到招待所，三组人分享调研成果。去蛇口工业区的小组带回了震撼的消息：那里正在大规模填海造地，要建深水港和工业区；去罗湖口岸的小组说，过境人数每天在增加，海关忙不过来
轮到沈知秋他们汇报时，沈知秋没有提商业计划，只说了市场观察。但顾怀远补充了一句：“深圳的商品流通正在快速发育，这里有成为全国商品集散中心的潜力。”
张明轩记录着大家的发现，最后总结：“看来，深圳的变化是全方位的：政策在松动，基础设施在建设，商品在流动，人们的思想在解放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试验。”
散会后，顾怀远找到沈知秋：“你下午说的那个想法，我仔细想了，确实有可行性。但我们需要更多信息。”
“你想怎么做？”沈知秋问。
“明天我们去沙头角。”顾怀远说，“亲眼看看那里的贸易情况。”
“可是，去沙头角要特别通行证”
“我有办法。”顾怀远神秘一笑，“我导师认识深圳外经委的人，可以帮忙开介绍信。”
沈知秋看着顾怀远，突然发现这个男人不仅有智慧，还有行动力和人脉。前世她欣赏的就是他这一点，这一世依然如此。
“好，明天我们去。”沈知秋点头。
那一夜，沈知秋失眠了。不是因为这简陋的住宿条件，而是因为兴奋。1979年的深圳，就像一个巨大的宝藏，等待着有眼光的人去发掘。而她，有前世的记忆，有今生的准备，有顾怀远这样的伙伴
她起身走到窗边。招待所外，深圳的夜晚并不宁静——远处工地还在施工，灯光闪烁；近处街道上，偶尔有摩托车驶过，载着可能是从香港来的货。
这是一个不眠的城市，一个正在破茧而出的城市。
沈知秋想起前世看过的一句话：“在深圳，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现在，这句话还没有被喊出来，但已经体现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她轻轻握拳。这一次，她要抓住时代的机遇，不仅为自己，也为家人，为“春晓”，为所有相信她、跟随她的人。
窗外，一颗流星划过南国的夜空。沈知秋没有许愿，因为她知道，愿望要靠自己去实现。
而明天，沙头角之行，就是实现愿望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