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三十一日清晨，沈家院子里的鸡刚叫过头遍，沈知秋和顾怀远就起来了。两人简单洗漱后，带着连夜准备好的材料，踏上了去县城的路。
从红旗公社到清河县城有二十里路，沈建军借了村里的自行车，载着沈知秋，顾怀远自己骑一辆。晨雾未散，乡间土路颠簸不平，但三人骑得飞快。
“知秋，县里真能管这事？”沈建军一边蹬车一边问，声音里还带着不确定。
“能。”沈知秋坐在后座，声音被风吹得有些飘，“现在中央政策很明确，鼓励农村发展副业。李主任故意卡着，往大了说是阻碍经济发展。”
顾怀远跟上来说：“关键是要找到对的人。县长如果重视，一句话就能解决。”
沈建军不再说话，只是用力蹬车。晨风吹过他汗湿的衬衫，贴在背上，勾勒出紧绷的肌肉线条。这个二十五岁的农村青年，第一次感受到权力的重压和希望的可能。
八点半左右，三人到达县城。清河县不大，县政府是一栋三层的红砖楼，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院子里已经有人进进出出，多是穿着中山装的干部。
沈知秋在门口登记处问：“同志，请问县长办公室在哪？”
登记的是个年轻姑娘，抬起头看了他们一眼：“找县长？有预约吗？”
“没有，但我们有重要情况反映。”沈知秋拿出学生证，“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这位是清华大学的，我们代表家乡群众反映政策落实问题。”
看到北大清华的学生证，姑娘态度好了些：“县长今天在开会。你们可以先找办公室刘主任，他在二楼最东头。”
谢过姑娘，三人上了二楼。办公室门开着，一个四十多岁、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正在看文件。
“刘主任您好。”沈知秋敲门进去。
刘主任抬起头，看到三个年轻人，有些意外：“你们是？”
“我们是红旗公社的群众，有情况向县领导反映。”沈知秋递上材料和学生证，“我是沈知秋，北大经济系学生。这位是顾怀远，清华研究生。这是我二哥沈建军。”
刘主任接过材料，先看了学生证，又翻看材料。看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字样，他的神色郑重起来。
“坐。”刘主任指了指沙发，“你们反映什么问题？”
沈知秋简明扼要地说了情况：沈建军响应中央号召搞运输副业，为深圳特区建设运送建材，但公社以“无手续”为由叫停，而办理手续需要挂靠集体企业并交高额管理费。
“刘主任，我们认为这不合理。”顾怀远补充，“第一，中央政策鼓励发展副业；第二，挂靠收费过高涉嫌变相摊派；第三，深圳建设急需建材，运输中断会影响特区发展。”
刘主任推了推眼镜，仔细看着材料。特别是顾怀远写的那份《关于发展农村运输业促进特区建设的建议》，条理清晰，数据翔实，很有说服力。
“你们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刘主任看完后说，“不过，这件事需要核实。这样，你们先回去，我向县长汇报后，派人去公社调查。”
“刘主任，我们等不了。”沈知秋着急，“深圳那边合同急，三天内不解决就要违约。能不能让我们见见县长？”
刘主任为难：“县长今天确实在开重要会议”
正说着，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刘主任立刻站起来：“是县长！”
沈知秋转头看去，一个五十多岁、身材高大的男人走过来，旁边跟着几个干部。男人穿着半旧的中山装，但气场很强，正是清河县县长周为民。
“周县长！”刘主任迎上去，“有群众找您反映情况。”
周为民停下脚步，目光扫过沈知秋三人：“什么事？”
沈知秋抓住机会，上前一步：“周县长，我是红旗公社的沈知秋，北京大学学生。我们反映农村政策落实中遇到的问题。”
她语速很快但清晰，三分钟内把事情说清楚了。周为民听着，眉头渐渐皱起。
“李主任现在在哪儿？”他问。
“应该在公社。”沈建军小声回答。
周为民对秘书说：“通知李国富，马上去公社，我要见他。你们几个，”他看向沈知秋他们，“跟我一起回去。”
事情突然有了转机。三人跟着周县长下楼，坐上了县政府的吉普车——这是沈建军第一次坐汽车，紧张得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
车上，周为民问沈知秋：“你在北大读什么专业？”
“经济系。”
“经济系好。”周为民点头，“学经济的，应该懂政策。你说说，现在农村发展副业，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沈知秋想了想，谨慎回答：“县长，我认为最大的障碍不是政策本身，而是政策执行中的层层加码和人为设卡。中央精神是好的，但到了基层，有的干部要么理解偏差，要么借机谋利。”
这话说得大胆，但周为民没有生气，反而点头：“说得好。改革开放，最难的就是打破旧观念、旧习惯。有些人啊，手里有点权，就忘了自己是人民的公仆。”
顾怀远接话：“县长，我们在深圳看到，那边的干部思想就解放得多。只要有利于发展，就大胆试、大胆闯。”
“深圳是特区，我们比不了。”周为民说，“但我们也不能固步自封。你们反映的这个问题，如果属实，必须严肃处理。”
吉普车在土路上颠簸了四十分钟，到达红旗公社时已近中午。公社大院门口，李主任——李国富已经等在那里，脸色发白。
“周县长，您怎么来了”李国富小跑着迎上来。
周为民下车，看了他一眼：“听说你们这儿有群众搞运输遇到困难，我来看看。”
“这个这个是政策问题”李国富额头冒汗。
“什么政策？中央政策还是你的政策？”周为民声音不高，但很有威严，“走，进去说。”
一行人进了公社办公室。周为民在主位坐下，让沈知秋他们把事情又说了一遍。李国富站在旁边，脸色越来越难看。
“李主任，沈建军反映的情况属实吗？”周为民问。
“基基本属实。”李国富擦汗，“但是县长，私人搞运输确实没有先例，我是按规矩办事”
“规矩？”周为民打断，“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现在国家鼓励搞活经济，农村运输是重要一环。你不给办手续，还要求挂靠收费百分之三十，这是什么规矩？”
李国富支吾着说不出话。
“你外甥是不是也在搞运输？”周为民突然问。
李国富脸色大变：“这这个”
“看来是真的。”周为民冷笑，“利用职权排挤竞争对手，为自己人谋利。李国富，你好大的胆子！”
办公室里鸦雀无声。沈建军紧张得手心全是汗，沈知秋和顾怀远对视一眼，知道关键时刻到了。
周为民沉默片刻，对秘书说：“通知纪委，调查李国富的问题。在调查期间，暂停他的职务。”
又对刘主任说：“你牵头，今天就把沈建军运输队的手续办了。不要挂靠，就按个体经营办，该收多少税收多少税，不能额外收费。”
“是！”刘主任立即应道。
李国富瘫坐在椅子上，面如死灰。
周为民起身，走到沈建军面前：“小伙子，好好干。你们为深圳运建材，是支持特区建设，也是为咱们县争光。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谢谢谢县长！”沈建军激动得声音发颤。
周为民又看向沈知秋和顾怀远：“你们两个大学生，有知识，有见识，要多关心家乡发展。以后有什么好建议，随时可以给我写信。”
“一定，县长。”沈知秋郑重答应。
事情解决了，比想象中顺利。下午，在刘主任的亲自督办下，沈建军的运输执照很快办了下来——红色的封皮，盖着县工商局的大印。
“这是咱们县第一张个体运输执照。”办事员说，“沈建军，你可要好好干，给咱们县争脸。”
“一定！一定！”沈建军捧着执照，手都在抖。
走出工商局时，已是下午三点。阳光炽烈，但三人的心情比阳光更灿烂。
“解决了真的解决了”沈建军反复看着执照，像是做梦。
“二哥，这才刚开始。”沈知秋笑着说，“有了执照，你就能正大光明地干了。不过要记住，一定要守法经营，按时交税。这样才能长久。”
“我知道！”沈建军用力点头，“知秋，怀远，这次多亏你们”
顾怀远拍拍他的肩：“建军哥，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这话说得自然，沈建军听了却一愣，看向妹妹。沈知秋脸微红，转过头去。
回村的路上，三人骑着自行车，心情轻松多了。沈建军甚至哼起了歌——跑运输时跟司机学的《骏马奔驰保边疆》。
“对了知秋，”沈建军忽然想起，“你们那个电子产品的生意，怎么样了？”
沈知秋算算时间：“货应该在路上了。周敏姐和招娣在北京组织预售，应该也开始了。”
“预售是什么意思？”沈建军不懂。
“就是先收定金，再进货。”顾怀远解释，“这样既能筹集资金，又能测试市场需求。”
沈建军恍然大悟：“这个办法好！我们运砖也可以试试”
三人一路聊着生意经，不知不觉回到了红旗公社。消息传得飞快，村里已经知道沈建军拿到了执照，还是县长亲自关照的。
刚到村口，就看到不少人聚在那里。有村里的干部，有邻居，还有那三个拖拉机司机。
“建军回来了！”有人喊。
众人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
“建军，执照真办下来了？”
“县长真去公社了？”
“李主任真被停职了？”
沈建军拿出执照给大家看。红色的封皮在夕阳下格外醒目。
“真的！是真的！”有人惊呼。
三个拖拉机司机挤过来：“建军，咱们还能接着干吗？”
“能！”沈建军大声说，“不但能，还要干得更好！明天一早，咱们就出发去深圳！”
“好！”司机们欢呼。
看着被众人围住的二哥，沈知秋心里涌起成就感。这就是她重生的意义——改变家人的命运，让他们活得有尊严，有希望。
顾怀远站在她身边，轻声说：“你二哥现在，是村里的英雄了。”
“他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沈知秋说，“这个时代，给勤劳肯干的人提供了机会。”
“但很多人看不到机会，或者看到了不敢抓。”顾怀远看着她，“你和你二哥，都是敢于抓住机会的人。”
两人正说着，沈建国和李秀兰从人群里挤过来。老两口脸上洋溢着笑容，那是久违的、扬眉吐气的笑。
“秋啊，怀远，回家吃饭！”李秀兰招呼，“娘做了你们爱吃的！”
夕阳西下，沈家小院里飘出饭菜的香味。这一天，对沈家来说，是转折的一天。对沈知秋来说，是又一个目标达成的日子。
但她的心里清楚，这只是一个节点。前方，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饭后，沈知秋给周敏发了电报，告知家里问题已解决，询问北京预售情况。她不知道的是，此刻的北京，正上演着另一场精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