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22日下午，开往河北的列车上
硬座车厢里人满为患，过道里挤满了无座旅客，行李架上塞得满满当当。孩子的哭闹声、大人的交谈声、列车员的吆喝声混杂在一起，构成春运特有的交响曲。
沈知秋靠窗坐着，腿上放着顾怀远送的红围巾。她轻轻抚摸着柔软的面料，思绪飘回刚才在火车站分别的情景。
前世，她也曾这样送别赵志刚。那时她满心欢喜，以为嫁了个好丈夫，从此有了依靠。结果等来的却是利用、欺骗和家破人亡。
这一世，她对感情格外谨慎。不是不相信爱情，而是太清楚婚姻对于女性——尤其是这个时代的女性——意味着什么。一旦嫁人，就意味着要把自己的人生与另一个家庭绑定，要承担妻子、儿媳、母亲的多重角色，很多时候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和事业。
但她不得不承认，顾怀远是不同的。他尊重她的独立，支持她的事业，从不以“为你好”的名义干涉她的选择。他像一棵树，静静地立在那里，为她遮风挡雨，却从不要求她变成藤蔓依附。
“姑娘，你也是回家过年？”对面的大妈打断了她的思绪。
沈知秋回过神，点点头：“嗯，回河北老家。”
“一看你就是大学生。”大妈打量着沈知秋的穿着和气质，“在北京读书？”
“对，北大。”
“哟！北大！”大妈的声音引来周围人的注目，“真了不起！我儿子今年也想考大学，就是成绩不行。”
“只要努力，都有机会。”沈知秋微笑道。
“你学的什么专业？”
“经济学。”
“经济学好啊，将来分配工作肯定好。”大妈羡慕地说，“我儿子要是能考上大学，我砸锅卖铁也供他。”
沈知秋想起前世的自己，如果不是三个哥哥牺牲，她根本不可能读书。这一世，她改变了这一切，但还有千千万万个农村女孩，仍然没有机会。
“大妈，现在政策好了，就算考不上大学，学门技术也能有出路。”她说，“我二哥就是上的商业学校，现在自己做生意，也挺好。”
“自己做生意？那不就是个体户吗？”大妈压低声音，“不稳定，名声也不好听。”
“国家现在鼓励个体经济。”沈知秋耐心解释，“只要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一样能为社会做贡献，一样能过上好日子。”
大妈将信将疑：“真的？”
“真的。我在北京就看到很多个体户，有的开饭馆，有的开商店，有的摆摊卖东西，只要肯干，收入比在工厂上班还高。”
周围的旅客都竖起耳朵听着。这个年代，人们对“个体户”的看法还很复杂，既羡慕他们赚钱多，又看不起他们的“不稳定性”。
一个中年男人插话：“姑娘，你说个体户真的能长久吗？万一政策变了怎么办？”
“我相信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沈知秋说，“国家要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鼓励多种经济形式。个体经济作为补充，会长期存在。”
“那你怎么不去做个体户？大学生多金贵啊。”
沈知秋笑了：“我在做啊。我和同学一起开了书店，还帮农村的手工艺人卖作品。读书和实践不矛盾，相反，学到的知识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做事。”
车厢里响起一阵议论声。在这个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的年代，沈知秋的选择确实有些另类。
“你不怕被人说‘不务正业’？”有人问。
“什么叫‘正业’？”沈知秋反问，“国家培养我们，是希望我们为社会做贡献。只要能创造价值，帮助他人，改善生活，就是正业。不一定非要进机关、进国企。”
这番话说得不少人点头。
“姑娘说得有道理。”一个老者开口，“我儿子在南方，来信说那边个体经济可活跃了。广州、深圳那边，好多年轻人做生意，政府还支持。”
“南方是走在前面。”沈知秋说，“但北方也会跟上。1981年，我相信会有更多变化。”
火车在华北平原上奔驰，窗外的田野覆盖着薄雪，村庄里炊烟袅袅，年味越来越浓。
沈知秋看着这一切，心中充满希望。这个国家正在苏醒，这个时代正在改变，而她有幸成为亲历者和参与者。
傍晚时分，火车到站
沈知秋提着行李走下火车，站台上挤满了接站的人。她四处张望，寻找熟悉的身影。
“知秋！这边！”
是二哥沈建军的声音。沈知秋循声望去，看见二哥和二嫂苏晓梅一起，正朝她挥手。
她快步走过去：“二哥！晓梅姐！”
沈建军接过她的行李：“路上累了吧？走，大哥赶马车来接的，在外面等着呢。”
“大哥也来了？”
“可不，爸妈非要他来接，说天冷，怕你冻着。”苏晓梅拉着沈知秋的手，仔细端详，“瘦了，但也更精神了。北京的水土养人。”
“晓梅姐，你越来越漂亮了。”沈知秋由衷地说。
苏晓梅脸一红，沈建军在一旁嘿嘿笑。看来两人的感情很好，沈知秋放心不少。
出了车站，果然看见大哥沈卫国坐在马车上，正朝这边张望。看见沈知秋，他跳下车：“小妹！”
“大哥！”沈知秋快步上前。
沈卫国比两年前更沉稳了，脸上有了教师的书卷气。他打量着妹妹，眼眶有些发红：“长高了，也长大了。”
“铁蛋和小花呢？”沈知秋问。
“在家呢，帮你妈准备年夜饭。”沈卫国说，“快上车，外面冷。”
马车在乡间土路上行驶，车轮碾过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夕阳西下，远处的村庄升起炊烟，空气中飘来柴火和饭菜的香气。
“家里都好吗？”沈知秋问。
“好，都好。”沈卫国说，“爸的腰腿病去年治好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妈身体也好，就是总念叨你。”
沈建军插话：“三哥来信了，说今年部队有任务，回不来。但他寄了钱和东西回来。”
“三哥在部队怎么样？”
“好得很！”沈建军骄傲地说，“上次来信说，他已经提干了，现在是排长。还立了功，得了嘉奖。”
沈知秋心中欣慰。前世三哥因为她而断送前程，这一世，他终于可以在军营里施展抱负。
“二哥，你呢？生意做得怎么样？”
沈建军来了精神：“去年我从学校毕业，按你说的，先在县供销社找了份工作。业余时间，我搞了个小批发，从南方进些小商品，卖给县里的商店和摊贩。你猜去年赚了多少？”
“多少？”
沈建军伸出三个手指：“三百块！顶我半年工资了！”
“真厉害！”沈知秋真心为哥哥高兴。
“这还是刚开始。”沈建军说，“今年我准备扩大规模。晓梅也支持我，说她爸妈那边，她去做工作。”
苏晓梅点头：“我爸妈一开始不同意，但看到建军确实能干，也慢慢改观了。我爸还说，等过了年，可以帮建军联系些关系。”
“太好了。”沈知秋说，“二哥，你记住，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诚信。宁可少赚，也不能骗人。口碑立起来了，生意才能长久。”
“我懂，你都跟我说过多少遍了。”沈建军笑，“我现在可是把‘诚信经营’四个字贴在床头呢。”
马车驶进沈家村时，天已经黑了。但村里并不暗，家家户户都亮着灯，窗户上贴着红窗花，门前挂着红灯笼，年的气息扑面而来。
沈家的院子也焕然一新。大门上新贴了春联，院墙上挂了彩灯，屋里透出温暖的灯光和欢声笑语。
“知秋回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
院门打开，父亲沈建国和母亲李秀兰快步走出来，身后跟着蹦蹦跳跳的铁蛋和小花。
“爸！妈！”沈知秋跳下马车，扑进母亲怀里。
李秀兰紧紧抱着女儿，眼泪止不住地流：“回来了，回来了就好……瘦了，是不是没好好吃饭？”
“妈，我胖了五斤呢。”沈知秋笑着擦去母亲的眼泪。
沈建国站在一旁，搓着手，眼中也是泪光：“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姑姑！”铁蛋和小花扑过来，一人抱住沈知秋一条腿。
沈知秋蹲下身，一手抱一个：“都长这么大了！铁蛋，你是不是又调皮了？小花，听说你考试得了第一名？”
两个孩子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院子里顿时热闹起来。
大嫂王桂芬从厨房探出头：“知秋回来啦？饭马上好，洗洗手准备吃饭！”
“大嫂！”沈知秋走过去，“辛苦你了。”
“不辛苦，你回来我高兴。”王桂芬擦擦手，仔细看着沈知秋，“真是女大十八变，越来越俊了。”
屋里，年夜饭已经摆上了桌。鸡、鱼、肉、蛋，还有各种蔬菜，满满一桌子。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沈家连吃饱饭都困难，更别说这样丰盛的年夜饭。
“来，都坐下。”沈建国作为一家之主，招呼大家入座。
一家人围坐在桌前，烛光映着每个人的笑脸。沈知秋看着这一幕，眼眶发热。
前世，这样的场景只存在于她的梦中。父母早逝，哥哥们惨死，她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大房子，再多的钱也买不回这样的团圆。
“知秋，发什么呆？吃菜。”李秀兰给女儿夹了一块鸡肉。
“妈，我自己来。”沈知秋拿起筷子，“爸，妈，大哥大嫂，二哥二嫂，铁蛋小花……我敬你们一杯。祝我们沈家，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干杯！”
酒杯碰撞，笑声满屋。这是最朴素的幸福，也是最珍贵的拥有。
饭后，一家人围坐在炕上聊天。沈知秋把带来的礼物分给大家：给父母的棉衣，给哥哥嫂子的围巾手套，给侄子的书包和文具，给侄女的发卡和头绳。
“这得花多少钱啊。”李秀兰摸着崭新的棉衣，既高兴又心疼。
“妈，我现在能赚钱了。”沈知秋说，“书店、手工艺坊都赚钱，你们不用担心。”
“你在外面不容易，钱要省着花。”沈建国说，“家里现在好了，你大哥有工资，二哥能赚钱，三哥寄钱回来，我们老两口也还能干。你的钱，留着自己用，将来……”
他顿了顿，没往下说。但沈知秋明白，父亲是想说“将来嫁人用”。
“爸，我的事不急。”沈知秋说，“我现在只想好好读书，好好做事。等事业稳定了，再考虑个人问题。”
沈建军插话：“爸，您就别操心了。小妹这么能干，在北京都是名人，还怕找不到好对象？”
“就是。”苏晓梅也说，“知秋有主见，知道自己要什么。缘分来了，自然就成了。”
李秀兰拉着女儿的手：“妈不是催你，就是怕你一个人在外面，没人照顾。”
“妈，我有朋友，有伙伴，不孤单。”沈知秋安慰母亲，“而且，我现在过得很好，真的。”
夜深了，大家各自回房休息。沈知秋躺在自己小时候的床上，听着窗外偶尔响起的鞭炮声，心中无比安宁。
这就是家。无论走多远，飞多高，这里永远是她的根，她的港湾。
窗外的雪又开始下了，轻柔地覆盖着村庄。1981年的春节，在宁静的雪夜中，悄然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