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15日，清晨六点，从北京开往广州的列车缓缓驶入深圳站。
沈知秋从睡梦中醒来，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透过车窗向外望去。晨雾中的深圳站还很简陋，低矮的站房，水泥月台，与北京站的恢宏大气形成鲜明对比。但站台上涌动的人潮，却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活力——扛着大包小包的商贩，穿着各色服装的外地人，还有不少说着粤语、戴着金链子的本地人。
“到了。”对铺的顾怀远已经收拾妥当，将两人的行李从行李架上取下来。
同行的还有另外四名北大学生：研究生师兄李建国、张明，大四的学姐王红梅、师兄陈志强。六个人提着行李，随着人流走出车站。
一出站，热浪扑面而来。六月的深圳，气温已经超过三十度，空气中弥漫着海腥味和尘土味。车站广场上，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叫卖声、喇叭声、讨价还价声，还有听不懂的粤语。
“好热”王红梅擦了擦额头的汗，“比北京热多了。”
李建国打量着四周：“这就是特区？看起来跟普通县城差不多嘛。”
确实，1981年的深圳，还远不是后世那个现代化大都市。目之所及，大多是低矮的房屋，尘土飞扬的土路，只有远处几处工地上的塔吊，暗示着这里正在发生着什么。
沈知秋却看得心潮澎湃。她前世来过无数次深圳，但那是几十年后高楼林立的深圳。眼前的这个深圳，原始、粗粝，却充满了勃勃生机。她能看到，那些工地正在建设的，将是这个国家第一批高层建筑；那些尘土飞扬的道路，不久后就会变成宽阔的柏油马路。
“走吧，先去报到。”顾怀远对照着手中的地址，“进出口公司在罗湖区，咱们得坐车过去。”
车站外停着几辆破旧的中巴车，司机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揽客：“去罗湖！去罗湖！一人五毛！”
六人挤上一辆车，车厢里已经坐了不少人，大多是带着大包小包的商贩。车子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前行，沿途的景象让沈知秋既熟悉又陌生。
路两旁，能看到大片农田和鱼塘，但更多的是正在施工的工地。围挡上刷着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速度，特区精神”。工地上，工人们赤着上身，在烈日下劳作，号子声此起彼伏。
“看那边！”张明指着窗外，“好高的楼！”
远处，一栋十几层的高楼已经封顶，在低矮的建筑群中鹤立鸡群。那是深圳当时最高的建筑——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
“听说那楼五十天就建好一层，真是‘深圳速度’。”陈志强感慨道。
沈知秋默默看着这一切。前世她读过很多关于深圳建设的资料，但亲眼所见，还是被震撼了。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每一天都在创造奇迹。
车子在罗湖一栋三层小楼前停下。楼前挂着“深圳经济特区进出口公司”的牌子，字迹有些斑驳，但门口进进出出的人流，显示出这里的繁忙。
六人提着行李进去，在一楼找到了人事科。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干部接待了他们，看了介绍信后，热情地说：“北大的高材生，欢迎欢迎！早就等着你们来了。”
她拿出几份表格：“填一下，然后分配宿舍。男生住公司后面的集体宿舍，女生住招待所，离公司不远。”
填完表，沈知秋和王红梅被安排到附近的“春风招待所”。说是招待所，其实就是一栋四层旧楼，设施简陋，但还算干净。
房间在二楼，是个双人间。沈知秋放下行李，推开窗户，能看到楼下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对面是一家新开的“港式茶餐厅”，招牌上写着繁体字，门口排着队。
“知秋，咱们收拾一下，下午去公司报到吧。”王红梅说。
“好。”
简单洗漱后，两人去公司。进出口公司虽然楼不高，但内部很繁忙。走廊里人来人往，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各个办公室都堆满了文件和样品。
沈知秋被分配到业务三科，科长姓林，四十多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语速很快：“小沈是吧？陈教授的学生？好，欢迎。咱们科主要做轻工产品出口，服装、玩具、塑料制品这些。你先跟着老刘学，他是老业务员了。”
老刘三十五六岁，皮肤黝黑，一看就是常跑外勤的。他带着沈知秋熟悉环境，介绍业务：“咱们深圳进出口，主要优势是毗邻香港。很多香港客商过来订货，咱们从内地组织货源，通过这边出口。”
沈知秋认真听着，不时提问：“现在出口量最大的是什么产品？”
“服装，特别是牛仔裤。”老刘说，“香港那边需求大，内地生产成本低，咱们赚个差价。不过竞争也激烈，广州、珠海都在做。”
“利润怎么样？”
“还行，一单能赚百分之十到十五。”老刘压低声音，“不过现在政策变化快，得随时盯着。上个月就出了新规定，有些产品出口要许可证，差点卡住一批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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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知秋点点头。这就是特区，机遇多，风险也大。
下午，老刘带沈知秋去仓库看样品。仓库在郊外，是个大院子，堆满了各种货物：成捆的牛仔裤、整箱的塑料玩具、还有电子计算器、电子表这些“时髦货”。
“这些电子表是从香港进来的，咱们再加价卖到内地。”老刘拿起一只表，“一只进价十五块，卖二十五，好卖得很。”
沈知秋心里一动。前世她知道，八十年代初的“电子表热”催生了不少万元户。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
“刘师傅，这些电子表的货源稳定吗？”
“还行，香港那边有渠道。不过现在做的人多了，价格越来越透明，利润薄了。”老刘说，“你要是想做，得找新路子。”
从仓库出来，老刘又带沈知秋去见了几个香港客商。在公司的接待室里，沈知秋见到了第一个港商——姓陈，五十多岁，西装革履，戴金表，说一口港式普通话。
“陈老板，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大学生，沈知秋。”老刘介绍。
陈老板上下打量沈知秋，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这么年轻？还是大学生？厉害厉害。”
“陈老板好。”沈知秋落落大方地打招呼。
谈话中，陈老板透露，他主要从深圳进口服装到香港，再转口到东南亚。但他抱怨说，内地工厂生产不稳定，交货期常延误。
“陈老板，如果我能找到保证质量和交期的工厂，您愿意长期合作吗？”沈知秋突然问。
陈老板一愣：“你能找到？”
“我可以试试。”沈知秋说，“不过需要您给出具体标准和要求。”
老刘在旁边使眼色，示意沈知秋别乱承诺。但陈老板却来了兴趣：“好！我给你标准！如果你真能做到，我下的订单量可以翻倍！”
送走陈老板，老刘对沈知秋说：“小沈，你胆子够大啊。保证质量和交期，这可不是小事。内地工厂那管理水平”
“我知道难，但总要试试。”沈知秋说，“刘师傅，您能帮我介绍几个工厂吗？我想去看看。”
老刘看着这个刚来的女大学生，眼里有了几分欣赏：“行，明天我带你去宝安县，那边有几个服装厂。”
晚上，沈知秋回到招待所，顾怀远已经在楼下等她。
“第一天怎么样？”他问。
“挺充实的。”沈知秋把情况说了说，“我想试试服装出口，如果能建立稳定的供应链，利润应该不错。”
顾怀远也说了自己的情况。他在特区管委会政策研究室，主要工作是研究特区政策，起草文件。
“我看了些内部资料，特区下一步要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企业。”顾怀远说，“就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这可能是机会。”
两人在招待所旁的小餐馆吃了晚饭。餐馆是潮汕人开的，砂锅粥、蚝烙、炒粿条，都是北方少见的吃食。沈知秋吃得很香，顾怀远却不太习惯南方的清淡口味。
“对了，我今天在管委会听说一件事。”顾怀远压低声音，“深圳要建第一个商品房小区，叫‘东湖丽苑’，已经开始预售了。”
沈知秋眼睛一亮：“多少钱一平米？”
“三百左右，一套五十平的两居室，大概一万五。”顾怀远说，“不过只对特区内的干部职工销售，而且要一次性付款。”
一万五，在1981年绝对是巨款。普通工人月薪也就四五十元，要不吃不喝攒三十年。但对沈知秋来说，这不是问题——她手头的存款有近两万，大部分是前世的商业积累和这辈子的经营所得。
“我想买一套。”沈知秋说。
顾怀远惊讶：“你有那么多钱？”
“有。”沈知秋没细说，“不过可能不够资格，我不是特区职工。”
“这事我想办法。”顾怀远说，“管委会有些内部名额，我问问。”
沈知秋感激地看着他：“怀远，谢谢你。不过别勉强，买不到就算了。”
“不，一定要买。”顾怀远认真地说，“深圳的房价一定会涨。现在买了，将来就是资产。”
沈知秋笑了。顾怀远的眼光，果然超前。
吃完饭，两人在街上散步。夜幕下的深圳，虽然没有北京的繁华，却另有一番热闹。街边摆满了夜市摊，卖衣服的、卖小吃的、卖日用品的，灯火通明，人声鼎沸。
在一个卖电子表的摊前，沈知秋停下来问价。
“二十五一只，香港来的，最新款！”摊主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说得眉飞色舞。
沈知秋拿起一只看了看，做工粗糙，表盘上的“星期”显示还是英文缩写，显然是低档货。但买的人不少，一会儿就卖出去好几只。
“生意不错啊。”沈知秋说。
“还行，一天能卖二三十只。”小伙子很健谈，“大姐要买吗？给你便宜点，二十三元。”
沈知秋摇摇头，继续往前走。顾怀远跟上来：“你对电子表有兴趣？”
“我觉得这是个机会，但要做就要做好的。”沈知秋说，“香港有正规厂家生产电子表，质量好，功能全。如果能直接跟厂家合作，把好货引进内地，肯定有市场。”
“需要本钱吧？”
“嗯，至少要几万块。”沈知秋叹了口气，“我现在手头不够。”
这确实是个问题。沈知秋虽然有近两万存款，但要留一部分做其他投资，能动用的不多。而且她还是学生，没有正式工作，贷款也难。
“一步步来。”顾怀远安慰她，“先做服装出口，积累资金和人脉。”
“对，饭要一口一口吃。”
回到招待所，沈知秋在灯下写日记。这是她前世的习惯，每天记录所见所闻所思。今天的第一篇日记，她写道：
“1981年6月15日，深圳。初到此地，满目皆是工地与希望。这里没有北京的古都气韵，却有破土而出的蓬勃生机。见港商陈老板，谈服装出口事，虽觉困难，但欲一试。电子表生意亦有机会，然资金不足，需从长计议。与怀远散步夜市，见百姓营生之热情，感改革开放之伟力。特区之路，亦是吾辈之路。”
写完后，她走到窗边。远处工地上的灯火彻夜不熄，打桩机的轰鸣声隐约传来。这座城市的脉搏，正以惊人的速度跳动着。
沈知秋握紧拳头。
这一世，她要在这里，留下自己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