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材料像一颗颗精神炸弹，在相对封闭却又信息敏感的租界上层社会炸开了锅！
“上帝啊！看看这些照片！杰克逊先生和玛丽安女士他们上周还在俱乐部跳过舞！”
“这是屠杀！赤裸裸的屠杀！必须严惩凶手！”
“中国人疯了吗？他们怎么敢向有西方人在的阵地开火？！”
“日本人提供的证据虽然令人怀疑，但照片看起来不像是假的”
惊愕、愤怒、恐惧、猜疑种种情绪在各国领事馆、商会、俱乐部和高等住宅区急速蔓延。报纸加印号外，无线电广播中断正常节目插播紧急新闻，流言以惊人的速度滋长。
第二天一早，各国领事馆那庄严肃穆的大门和铸铁栅栏外，便已被闻讯赶来的侨民、记者、商人、神职人员以及各种“正义人士”围得水泄不通。人们挥舞着登载骇人照片的报纸，举着标语牌，面色激动，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给我们一个说法！”
“保护侨民安全！立刻采取行动！”
“制裁刽子手！”
“我们要真相！要正义！”
租界内的混乱与怒火，在精心混入的日方煽动者推波助澜下，迅速升级到了沸点。6腰墈书王 哽欣最全他们混杂在真正愤怒的人群中，用极具蛊惑性的言辞煽风点火，高喊最激进的口号，甚至故意与维持秩序的巡捕发生小规模冲突，将事态进一步激化。报纸上骇人听闻的标题和照片，街头巷尾添油加醋的传言，领事馆外持续不断、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这一切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压力洪流，让租界当局和各国领事馆再也无法保持沉默或低调处理。
在巨大的舆论和侨民压力下，英、法、美等国驻沪总领事先后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声明。虽然出于外交谨慎，声明中并未直接点名中国军队，但均以最强烈的字眼谴责了“发生在上海战区的、针对非战斗人员特别是第三方国家平民的野蛮暴行”，要求“相关军事指挥官和作战部队对此骇人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并“敦促中国中央政府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此类违反国际战争法的行为，彻底调查事件真相，严惩责任人，并对受害者及其家属予以充分赔偿和交代”。声明末尾，均暗示若不得到满意答复，将考虑“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保护本国侨民利益与安全”，其中甚至包括重新评估对华立场等敏感措辞。
这股来自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如同避开上海前线的硝烟，迂回曲折却沉重无比地，直接压向了战时陪都——重庆。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一间气氛凝重的会议室内，厚重的窗帘并未完全拉拢，一缕昏黄的光线斜射进来，照亮了空气中浮动的微尘，却驱不散弥漫在长条会议桌周围的压抑与焦虑。蒋委员长端坐在首位，面前摊开的不是军事地图，而是几份字迹密密麻麻的电报译文和几张从上海租界流传过来的、触目惊心的报纸号外。他的手微微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一种混合着震怒、憋屈与深深无奈的强烈情绪。
“啪——！！！”
一声巨响，蒋委员长的手掌狠狠拍在坚硬的红木桌面上，震得桌上的茶杯盖跳动，发出清脆的碰撞声。会议室里所有正襟危坐的高级将领和幕僚们，心头都是随之一震，纷纷将头埋得更低，连呼吸都放轻了。
“看看！你们都看看！” 蒋委员长的声音因极力压制怒火而显得有些嘶哑，他拿起一份电报，手指几乎要戳破纸张，“英国人的抗议！法国人的警告！美国人的质询！还有这些报纸上面写的都是什么？‘中国军队屠戮友邦平民’！‘无视国际公法’！‘必须严惩元凶’！赔偿！道歉！调查！所有的矛头，所有的压力，现在全都冲着我们国民政府来了！”
他的目光如鹰隼般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从何应钦、白崇禧到陈诚等人，最终又落回那些刺眼的文件上：“这就是他周正！在上海打他的仗，却把天捅了个窟窿！现在西洋人把账全算在我们头上了！你们说说，如今这个局面，该怎么收场？怎么给这些洋人一个‘说法’？！”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只有墙上的挂钟发出单调的“滴答”声，每一秒都像是在敲打着众人的神经。将领们眼观鼻，鼻观心，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轻易开口。周正如今羽翼已丰，兵锋正盛，光复南京、威震上海，早已不是可以随意拿捏的对象。而洋人的压力又实实在在，处理不好，外交孤立、物资禁运甚至更糟糕的后果都可能接踵而至，这无疑会让本就艰难的抗战局面雪上加霜。
难堪的沉默持续了足有一两分钟。终于，坐在蒋委员长左手边不远处的参谋长白崇禧，轻轻清了清嗓子。他扶了扶眼镜，脸上是一种惯常的、深思熟虑后的平静，缓缓开口道：“委员长，诸位同僚。眼下局势，洋人要的是交代，是责任人。周正所部，虽然名义上曾隶属国民革命军序列，但众所周知，自南京光复前后，其人事、财政、军事行动早已自成一体，不听中央号令。其所打‘周家军’旗号，更是昭然若揭。此次上海战事，虽于国有功，然其具体作战指挥、包括引发此次外交风波之行动，皆由其独立决断，与我国府及军委会并无直接指挥关系。”
他顿了顿，观察了一下蒋委员长的脸色，继续用平稳的语调说道：“依卑职浅见，为今之计，或可正式、明确地向各有关国家领事馆及公使说明情况：周正及其所部，目前已脱离国民革命军有效指挥体系，形成事实上的独立军事集团。其在上海前线之作战行为，包括可能涉及此次不幸事件之具体军事行动，均由其自行负责。我国民政府对其只有道义上的期待，而无法进行实际的军事与法律约束。此乃澄清事实，划清责任界限，或可缓解各国政府与舆论对我国府之直接压力。”